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猜猜看第一批街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上海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上海街机店?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上海街机店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猜猜看第一批街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上海的？
答案你可能想象不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四十年前。
上海最早一批街机出现在40年前
再猜猜看，这些街机出现在哪里？
答案是上海人都知道的大世界，当时是上海市青年宫。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张弦人称“V叔”，本职工作是影视编剧，但他同时也是街机游戏的资深玩家、国内第一代游戏杂志编辑。
他在参加网络电台节目“VG聊天室”时，曾经回忆过8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街机的经历。
当时，在读初一的张弦去青年宫看邮展。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了“啾啾啾”的奇怪声音。
循着声音再往前走，他形容说：“看到了足以影响我人生的场景。”
在一个大厅里，很多人簇拥着一些机器。每个机器上有一块屏幕，上面是太空大战的场面。
看到屏幕上的画面，张弦特别兴奋。因为那段时间，他正在读“星球大战”系列小说的第二部《银河帝国的反击》。
“绝对把我震惊住了。”他在节目里说，“这种像素化的东西完全契合了我们看科幻小说时候的想象。”
更为神奇的是，站在机器前的人正在通过“机床操纵杆”一样的摇杆，操纵画面上的飞机。
事实上，他看到的游戏是日本游戏公司Irem出品的《银河帝国的逆袭》（Uni-WarS）。
“我突然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娱乐方式，是我一直想要的，就是可以实际操纵屏幕上虚拟的东西。”他说。
那么，社会上对这种新兴的游戏形式是什么态度呢？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街机游戏刚刚在上海出现的时候得到了提倡。
因为，“1980年是什么年代？提倡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张弦说。
当年的媒体报道佐证了他的印象。
1982年1月2日，《解放日报》上第一次提到了出现在上海的“电动游戏机”。当时，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饶有趣味又启发人们智慧的展览”。
这些被认为具有“趣味性”、“知识性”的游戏机，很快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的青年宫、少年宫、工人俱乐部和文化馆。随后，又出现在各大公园里。
不过，这种“益智游戏”价格不菲。据张弦在节目里回忆，一个币要1角钱，而普通职工的工资一个月仅30元左右。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游戏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太难了。由于以前从来没见过，刚开始他们无法左右手协调，一会儿就死掉了。
为此，张弦想了个主意：他来操纵摇杆，由投币的人按键开炮。
“看上去像是我帮了他个忙，其实我在免费蹭币玩。”他说。
露天菜场里搭了个棚
如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丝芙兰旗舰店的位置，曾经是向阳儿童用品商店。1986年，刚上小学的蔡震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大蜜蜂》。
街机游戏经过几年的普及，这一代玩家已经研究出了《大蜜蜂》的“骚操作”：敌人捕获玩家的飞机后，只要打掉敌人，被捕获的飞机就会飞回来，两架飞机合体攻击。
蔡震小时候住在威海路上，他记得家附近除了儿童用品商店，美琪大戏院的大厅里、新华电影院门口，都曾放过一排街机。
80年代中后期，坦克大战、影子传说、双截龙、魂斗罗等相继在上海出现，画面效果也有了提升。
1987年，常永生的女儿出生了。在工厂里当工人的他，开始觉得那点死工资有点捉襟见肘。
个体户是那个年代最吃香的职业之一。有朋友做起了街机生意，有时找他做做修理。
和当时许多上海男人一样，常永生学生时代就喜欢研究无线电，会自己组装收音机、电视机。
看到这个生意有得赚，他也决定“下海”。
起先，他在乌鲁木齐北路的露天菜场里搭了个棚。
后来，又搬到镇宁路上。“一个摊位10个平方，摆4台机器。”常永生说。
游戏棚里挤满了10岁上下的小孩，书包在角落里堆成了小山。
白天，常永生像公交车卖票员一样，头颈里挂个包收钱。晚上，就铁门一拉，睡在棚里。
游戏主板是从广州进过来的日本走私货，框体则是自己做的。“为了节约成本。”他说，“机器壳子侬买要4000块，阿拉自己做做2000块不到。”
那个年代信息尚不发达，这些“野生”个体户老板并不知道自己买回来的游戏叫什么。
“英文看不懂，名字都自己起的，看到像啥就叫啥。”常永生说。
“有种小车子跑来跑去，上头跳下来人开枪，车子一开，后头冒烟的，叫‘出屁车’。”
“还有直升飞机救人的，就叫‘直升飞机’。”
这种投币式游戏机的英文名叫“ARCADE”。也许是因为在中国最早被放在街边，“街机”成了它们的代名词。
“电子海洛因”
90年代初，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款划时代的游戏——《街头霸王2》。
“在此之前，我们玩的都是通关游戏，与自己为战。”蔡震说，“有了《街霸》以后，进入了格斗游戏的时代。”
按理说，这款游戏需要操纵6个键，拳脚配合。但有趣的是，那时上海街头的《街霸》，大多是“跷脚游戏”。
“文庙那边游戏特别多，但是《街霸2》机器上最多一排三个键，只能发拳。”蔡震说。
“没有脚的话，像春丽这样的角色就没法用。我们特别喜欢用大兵，因为他不用脚。”
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神秘地说：“我找到了一个地方有‘脚’。”
大家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三个按钮是一个轻拳，一个重拳，再给你补个脚。于是突然发现，‘叉子’（巴洛克）会飞了。”
原来，个体户老板们为了省钱，给《街霸》安装的是之前通关游戏的面板，这类游戏往往只需要两三个键。
而在那些年里，社会上逐渐对孩子们的痴迷现象产生了警惕。
1988年4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布了一篇报道。记者在黄浦公园、虹口区工人俱乐部及一些文化馆观察到，孩子们对电子游戏机乐此不疲。
报道指出，“广大家长和教师们对此是忧虑重重的”。
第二年，《新民晚报》上先后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标题分别是《学生街头玩游戏机危害多希望老师家长教育引导》、《学生醉心玩乐学业全抛脑后街头电子游戏机热该降温了》。
“当时讲游戏机是‘电子海洛因’。”常永生回忆说，“家长到游戏机房来捉，有辰光还要打唻。吃屁股的，敲头的，样样有。”
1993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第51号令《上海市营业性游戏机娱乐业管理办法》，于次年1月1日起施行。
该办法严格禁止游戏机房向未成年人开放。同时，带有赌博性质的机房被严肃取缔。
低价模式逆袭
“第51号令”发布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来自日本的“正牌”街机厅。
南梦宫在人民广场的迪美、徐家汇和淮海路的太平洋百货、天山商厦、五角场等百货、商圈设有分店。世嘉则开在第一食品商店楼上和美罗城地下等处。
这些街机厅里不仅有与日本同步的正版游戏，还张贴出招表供玩家参考。
“以前，攻略、必杀技都靠大家口口相传。”蔡震说。
但问题是，这些日本来的街机厅太贵了。
“2块钱一个币，简直贵到爆。”蔡震说，“小时候一个月零花钱大概只有10块钱，只好买5个币，攥在手里舍不得玩。”
这个时候，上海本土的街机厅老板开始用低价模式逆袭。
蔡震和朋友在北京西路上找到一家街机房，名叫“好运娱乐城’，由一对从日本回来的姐妹经营。
这家机房一个币1元5角，但是买多了有优惠，平均下来1元一个币，比世嘉、南梦宫便宜了一倍。
而镇宁路上开“游戏大棚”的常永生，在“第51号令”发布后，偃旗息鼓了一阵子。
1994年中，他在乌鲁木齐路上看到了一家香港人开的街机房“皇后”，生意不错。
“香港人比较规矩，赌博机不做的。但是我算了算，伊拉有钞票好赚的嘛。”
恰好他在报纸上看到，金陵东路江西南路上一家200多平方的金店转让。于是重操旧业，游戏币卖5角一枚。
1999年，这家街机房迁址江宁路，成为一个“传说”，曾与卢工、正阳被并称为“上海三大街机房”。
它就是烈火。
“为啥叫‘烈火’？”常永生解释说，“因为老早有个电影叫《烈火中永生》，我的名字叫永生呀。”
一言不合，就演变成“真人PK”
在烈火生意火爆的年代，有一款游戏成为了80后心中的经典，那就是《拳皇》。
蔡震这样比喻《拳皇》、《街霸》和《铁拳》这三款格斗游戏：
“拳皇就像是体育运动里的足球，基本上男孩子都知道。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红头发的反派八神，‘杀马特’始祖。”
“这是一款经久不衰的游戏，里面的英雄到现在还在影响今天的年轻人。《王者荣耀》里有个人物叫‘不知火舞’，很出名，她就来自《拳皇》，腾讯买了版权，光皮肤就卖了好几个亿。”
“《街霸》的画风很美式。很多明星在影视作品里‘cos’（模仿）过春丽，比如成龙、邱淑贞。它的欧美玩家比较多一些，如果用体育来打比方的话，有点像橄榄球、拳击。它在中国的玩家大概跟《拳皇》差10倍。”
“《铁拳》在中国就更小众了，玩家大概只有《街霸》的三分之一。但在欧美特别受欢迎。三款游戏在欧美的受欢迎程度依次是《铁拳》、《街霸》、《拳皇》，跟中国是倒过来的。”
《拳皇》风靡的时候，正值80后青春年少。在街机房玩格斗游戏，一言不合，就容易演变成“真人PK”。
“以前打格斗是面对面的。有时候打得火气上来了，你又不想人飞过去打对方，就会把台面上的香烟缸飞过去。所以后来烈火特意把香烟缸换成了轻质的铝材，飞过去不疼。”
蔡震有段时间经常去烈火，他回忆说，“烈火第一代传奇玩家”，绰号就叫“香烟缸”。
“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选的人物要么是很瘦弱的猴子，要么是一个很胖的秃顶——我们叫‘猪’，两个都是囚犯。他反复使用你没办法解决的阴招，很猥琐，但回报很大。”
“很多人打不过他，就把香烟缸扔过去。他经常被人打，也不说话。后来一看到他，大家就说‘香烟缸来了’。他也就默认了。”
在交通、通讯尚不发达的2000年代初，上海的街机厅里有许多“江湖传言”。
“有一些传说中的高手。”蔡震说，“比如人家会说，南市第一是一个眼镜，这个眼镜有个隐藏的大招；杨浦那边有一群流氓，流氓里面有个谁打游戏很厉害，是杨浦第一。”
“刚开始是这样传，到后来有些奇怪的名字了，比如杨浦四天王，杨浦外星人，大杨浦小青年。”
“还会有传承，传说A是B的亲传弟子，C是B的逆徒，不认的。这个是大徒弟，那个是二徒弟……我们这一代小时候看金庸嘛。”
“总之全是道听途说，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
渐渐地，以区域、街机厅为基础，延伸出了上海玩家的不同“派系”。开始有人来烈火“踢馆”了。
“日本也有这种文化。比如东京的××机厅，远征到大阪的××机厅，大阪的那个机厅所有人就要捍卫尊严。有点像足球的主客场。”蔡震说。
派系之间相约用游戏一绝胜负，通常选择的就是《拳皇》。
当时，蔡震在烈火组织过几次比赛。
“第一次是烈火对卢工，上海两大街机厅对决。第二次是烈火对上海，全上海打烈火。”
“第三次是烈火对北京，实际上是上海玩家对阵北京玩家，那次正好有北京的高手玩家组团过来挑战。”
这个时候，“香烟缸”也被纳入烈火的玩家团队，一同抵御外敌了。
“因为在烈火，大多数人玩游戏很规矩，有点像武当派，光明正大。”蔡震说。
“但是人家来踢馆，我们这种‘名门正派’打不过，就把‘香烟缸’这种妖魔鬼怪拉过来充当打手。”
十几台游戏机，被震撼到了
1986年出生的蔡乾小时候为了打游戏，经常从牙缝里省下早饭钱。
“那个时候家长每天给2块钱吃早饭，我要么不吃，要么花5角钱买个咸大饼——不买甜的，因为甜的贵。”
他在浦东崂山路上长大，家附近就有一些“乔装打扮”的街机房。
“我记得有家机房挂着上个商户的招牌，门头上写着‘家家洗衣房’，经常有居民误闯。”他说。
街机房里是有“鄙视链”的，年纪小、个子小的处于“鄙视链”的底端。
“有时候会被大一点的学生‘拗分’（抢钱）。”他说，“不过到后来这种情况就少了，大概是因为胸前的绿领巾换成了红领巾。”
如果要打最新的赛车游戏，他会大老远地跑去广元西路上的正阳。
“第一次进正阳的时候，感觉像乡下人进城一样。”他回忆说，“一般的游戏厅，每种游戏顶多就2台或4台机器。正阳有十几台，一排望过去，被震撼到了。”
在没有手机导航的年代，从浦东出发去徐汇，要转两部公交车。万一不小心坐错了站，只好问路。这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不啻是一种冒险。
但正阳吸引他的不仅有又新又全的游戏，还有各种擂台赛。
传说中，甚至有日本人飞过来。
“听说正阳有个玩家，去日本参加比赛得过冠军。日本人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打格斗游戏的高手，特意来挑战。”蔡乾说。
这个在普通玩家口中流传的故事，说的是2007年在斗剧（著名街机类电竞赛事）比赛中，由正阳选送的玩家“小孩”获得了《拳皇98》的冠军。
而这背后的幕后推手，正是曾经在烈火组织过比赛的蔡震。
2004年正阳开业后，蔡震担任了活动策划，在这个约1600米的场地里设置了舞台，组织各种比赛。
他甚至从武汉邀请过来一个高手，包吃包住，请他驻场接受各种挑战。
大大小小的比赛不但直接引爆了正阳的人气，还带旺了周边的商业。广元西路上开出一排烧烤店、拉面店、水果摊、烟纸店，做起了玩家的生意。
“现在来白相，无非就是开心”
然而，时代推动着世界的改变，在游戏界也不例外。
这些年，网游和手游冉冉升起，电子竞技被纳入正式体育竞赛，但街机游戏的辉煌时代已落下帷幕。
毕竟，玩街机长大的80后，现在已经自嘲是“中年油腻大叔”了。
随着所在大楼2012年拆迁，正阳画上句号。卢工游戏厅也已成为历史。
当年的“三大街机厅”，如今只有烈火还在老地方，被称为“魔都最后的街机厅”。
“其实，我们也都还在，只不过经营模式随着时代在进步。”据蔡震说，正阳现在装修改造为“天天玩X秋葉原日系动漫游戏中心”，在氛围营造和设备上都做了调整，开在离原址不远的华山路上。
卢工的老板则在徐家汇路上开了一家名为“聚玩堂”的游艺厅。
“时代变了，我们不再穿小时候的回力球鞋了，开始穿潮牌了。”蔡震说，“只是烈火还是以前的样子，所以你觉得它还是你印象中的那个少年。”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们在烈火碰到了做茶叶生意的80后“光头”（化名）。
“回去烧夜饭了。”4点钟的光景，他准备走了，跟旁边认识十几年的朋友打了声招呼。
“我有一个阶段结婚啊养小孩啊买房子啦，事体多嘛也就不白相了。”他说，“现在小孩读书了，生活稳定了，下半日（下午）有空就又来白相了。”
“但是我夜到（晚上）不来的，礼拜六礼拜天也不来，小孩要读书的。”他补充说。
“反正我跟老板讲过了，万一哪天关门，我搬两只机器回去，摆在屋里看看也开心的。”
“这点游戏，网上实际上现在都好白相的，但是自己白相没劲。还是欢喜到这里来跟大家吹吹牛皮。”
“现在来白相，无非就是开心，输赢不搭界。”
在烈火，打《拳皇》打到火气上来扔香烟缸的场面，再也不会有了。
参考资料：
1.《街机厅的美好年代》，网络电台节目《VG聊天室》152期，2018年08月28日
2.《中国夺取拳皇98世界冠军十周年》，BK短纪录片，2017年04月14日
3.符诗伯,《元旦游艺展览》，解放日报，1982年01月02日
4.伍凌姗，《有人欢乐有人愁“电子游戏机”风靡少年儿童》，解放日报，1988年04月03日
5.罗涌才，《学生街头玩游戏机危害多希望老师家长教育引导》，新民晚报，1989年01月18日
6.徐列文，《学生醉心玩乐学业全抛脑后街头电子游戏机热该降温了》，解放日报，1989年02月27日
7.崔以琳，《遏制“游戏机老虎”的猖獗经营市府51号令明年元月一日起实施》，新民晚报，1993年12月29日
8.崔以琳，《对游戏机业大检查昨开始采取查实一家关闭一家的方法》，新民晚报，1994年01月27日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韩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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