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袁克文、溥侗、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大公子的张伯驹，少年时曾在天津念书，他钟爱京戏，七岁第一次听戏就在天津的下天仙茶园。他最爱吃天津的煎饼果子，近日嘉德拍卖张伯驹信札中有他的亲笔手书：“年假来京，望将空城计研究带来有所用，并望带四五个煎饼果子。”定居北京的几十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两次天津，回当年居住的南斜街温故，在燕园和人民公园赏海棠。少年时代，这位公子家中院内植有一株海棠，成年后每每来天津看海棠，常让他感到无比怅惘，他感慨：“风来落英满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亦海棠颠也。”
成年后，张伯驹通过家族关系在军中挂职，但不曾到职，张镇芳看张伯驹确实不是从政的料，也想让他继承自己一手创办的盐业银行，所以把他派到盐业银行任总管理处稽核。但是张伯驹对金融实业也毫无兴趣，只沉迷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他称自己“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索性不问世事，醉心于文物字画研究。后来他做过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他做的最霸气的一件事，是把私人收藏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草书》等古代书画极品，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馆，现在这些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民国四公子都是票友。张学良自称“戏包子”，曾得到京城“胡琴圣手”陈彦衡的传授；“红豆馆主”溥侗精于昆曲、京剧，在《群英会》中能分别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袁克文也是出了名的戏痴，但他们都比不上张伯驹专业，张伯驹深爱了一辈子京戏，研究了一辈子京戏。
张伯驹七岁时，1905年，在天津下天仙茶园看孙菊仙主演的《硃砂痣》，他称：“当时即能学唱‘借灯光’一段。”又在同一家茶园看杨小楼的戏。他在《红毹纪梦诗注》中有诗：“油布遮车驶铁轮，端阳时节雨纷纷。飞叉大闹金钱豹，凛凛威风欲夺魂。”后注：“余七岁，随先君居天津南斜街，值端阳无雨，乘东洋车，遮油布，不能外视，车把上插黄蓝野花，以示过节。直驶下天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金钱豹》，亮相扔叉，威风凛凛。大喊一声：‘你且闪开了！’观众欲为夺魂。后大街小巷齐学‘闪开了’不绝。此余生平观乱弹戏之首次。至今已七十年，其印象犹似在目前也。”红武生程永龙在天津元升茶园演《古城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九江口》等戏，张伯驹一场也不愿错过。
初始，张伯驹随余叔岩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即能彩唱。余叔岩很欣赏张伯驹，余应邀去天津演出，从北京出发，张同车前往，一路说《奇冤报》，这是余叔岩教张伯驹的第一出戏，后来又教他排练身段，穿上厚底靴，走台步，滚桌子，排完即演。
余叔岩用自己跟谭鑫培学戏时的体会启发张伯驹。有一次余叔岩问：“谭老，《天雷报》应在何时摘掉帽子？”谭说：“你要死摘帽子能死，不摘帽子也能死。”后来余叔岩才明白，凡戏都有节骨眼。《天雷报》是看到姥姥死了，还拿着二百钱，左手把钱接过，右手摘帽扔出，起范儿，走左前场。接钱就是节骨眼儿，知道节骨眼儿与起范儿，则无须再问。
张伯驹得余派真传，“每夜辄至，待宾客散尽，子夜始说戏，常三更归家。如此十年，已从余叔岩处学了近五十出戏”，却限于天赋难以登台，他嗓音条件差，据说在大舞台演唱时连前五排都听不清，因此落了个“张电影儿”的绰号，说听他唱戏像看无声电影。但他在舞台下的功夫却是泰山北斗级的。他悟性极高，古典文学诗词歌赋素养精深，对京戏的音韵有极深的研究，再加上与余叔岩交情深厚，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一般艺人与他根本无法相比。
但张伯驹也唱戏，比较有名的有两次。他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北京虎坊桥创立“北平国剧协会”，附设传习所，讲授京戏。开学典礼当晚，唱戏招待来宾，大轴合演反串京剧《八蜡庙》，梅兰芳饰演褚彪，朱桂芳饰演费德功，张伯驹饰演黄天霸，徐兰源饰演关太……其余角色亦皆反串，被戏曲界传为佳话。还有一次，张伯驹四十岁生日，当红名角演配角、他本人主演《空城计》。当年演出戏单上标榜“伟大的空城计”，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张伯驹自己演诸葛亮。由于声势过大，演出的由头也从为张伯驹祝寿改成了河南赈灾义演。可见张伯驹在梨园行的人缘和影响力。
▲ 张伯驹与张牧石
张伯驹晚年在天津有一好友，叫张牧石，也是梨园世家，但他并不唱戏，唯爱金石书画、诗词歌赋。50年代，张牧石参加北京“庚寅词社”与天津“梦碧词社”的活动，结识张伯驹，张伯驹非常赏识张牧石，开始书信往来。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每年来津小住两次，在河北十字街张牧石家中，同吃同住。那时张家只两间半屋子，张牧石的父亲张少良夫妇一间，张牧石夫妻一间，女儿半间，张伯驹就和张牧石挤在一张床上畅谈诗词书画，潘素和张牧石妻女一起住。
张伯驹来天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会戏友，与张少良、历慧良、丁至云、程正泰、王则昭等切磋京剧艺术，也有一些中青年演员慕名来求教或求字画，他有求必应；二是与友人到燕园或人民公园赏海棠，每每被美景锁住脚步流连忘返，晚间在张牧石家与梦碧词社的寇梦碧、陈机峰、孙正刚等人相聚填词和诗，不亦乐乎。
每到天津，张伯驹必吃煎饼果子、油条。他说：“这东西多贵重我不爱吃就不吃，这东西多便宜但我爱吃就吃。”但他并不拘泥，随心所致，也会去起士林吃西餐，再到楼下喝红茶。
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张伯驹专题，11件（组）作品都来自杨绍箕旧藏。2016年刚刚亮相的这批信札共五十余通，也是杨绍箕一直细心珍藏，时间跨度从1977年至1982年，恰是张伯驹人生中最后五年。
杨绍箕是天津人，算是张牧石的学生，初在张牧石家中结识张伯驹，想学戏，张伯驹让他先学诗词，读《广事类赋》，先通典故。有一次张伯驹来天津，杨绍箕抱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来到张牧石家，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录了张伯驹演唱《定军山》《问樵闹府》《失空斩》等六出戏。70年代末杨绍箕移居香港，后侨居加拿大。在杨绍箕拿出的这批他与张伯驹的通信中，提到了很多张伯驹和天津的故事，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年假来京，望将空城计研究带来有所用，并望带四五个煎饼果子。”杨要去北京，所以张伯驹老人亟不可待，想要吃到煎饼果子的心情十分迫切。信极短，也是这批信札中最有趣的一封。
信札中记录了许多张伯驹来天津的经历。“定于星期四十二日上午直达车去天津，约十二时前后到。如有变动，十一日前当电告，不去电即无变动。请去接。只一人去，住国民饭店或牧石家皆可，但为大便方便或宜住饭店。”这段是说，张伯驹住在张牧石家里，平房没有卫生间，大便太不方便啦。所以他有时候住饭店。“录音以在津旅馆为便。约在正月十二日前去津……旅馆当以国民饭店为宜，立（利）顺德恐房间贵，且不易定也。”
他在信中也为张牧石感到惋惜。“……寄来《红毹纪梦》本，在牧石处将二年，但错字一字未改，可见其懒。牧石五十余岁，未著一本书，可谓虚度半生……”
天津戏校常邀张伯驹讲课，每次张伯驹都认真准备。“我去戏校讲学，从时间上计算：一、五月三日、四日去，住六日至七日。二、六月去，可由文化局或戏校酌定，拟讲三次。一音韵、二身段、三京剧源流探讨。”“……去津时带姜涛同去，为戏校学生可教花荡、火判。如学生愿学，可先向机峰拍曲，如有愿学卸甲封王，愿学者亦须向机峰先拍曲，我可教身段。又，南开古典小说戏曲组整理所讲不错。京剧音韵与身段亦希由其整理油印为荷。”“九月初旬回去津，仍以在戏校讲演为主，一日讲音韵、一日讲身段、一日讲京剧源流。再教三出戏。一昆曲卸甲封王，二文戏（看要求何戏），三靠背戏（战樊城或定军山）……”
张伯驹希望天津戏校能多一些师资人才，他推荐张永禄。“今日张永禄来舍，彼云他可离开北京艺校，愿回津戏校。此人会戏不少，且能昆曲。津校宜争取其回津校。你可与华粹深先生及鸿逵一谈。现师资不容易找，不可放过……”“……张永禄事你可找鲁阳（戏校副校长），如不认识他，可托人，又可找则昭和文化局王局长，说是我的意见，有用的人应当抓紧用，对戏剧传统艺术应当抢救，我看到天津戏剧后辈学习情绪很好，所以我很关心。张永禄如不早抓会被北昆找去。”
但这件事并没办成，张伯驹感到既无奈又无力，觉得自己有些多此一举。“……十一月我去津戏校讲演事，须看戏校有无需要。我不能求戏校我要去讲演。近日忽悟，只在家中写自己文稿不多事。”
这批信札中还多次提到上海京戏名家张文涓。“……九月十日前同回北京，当与黄镇部长面谈，要其约张文涓十月间到京出演，那时当再去津出演，我同去，时间较从容。如彼不到京演出，我则于十月下旬去津。”
张文涓学余派戏是借助余叔岩灌音的十八张半唱片，唱得滚瓜烂熟。70年代末，张文涓在北京上海演出，观众如潮。她给张伯驹写信请求指点，张伯驹在给杨绍箕的信中用了一个比喻：“此地无朱砂，红土即为贵耳。”又说：“但京剧角色已无硃砂，即红土也不多。”所以愿把自己所会的余派戏传给她。张文涓看信后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拜张伯驹为师。此后她往返京沪之间，前后学了二十余出余派戏。最后张伯驹说：“文涓由于好学尊师，其不敢胡唱，虽非硃砂，属红土，乃成红角。”
▲ 张伯驹与刘海粟
1980年，天津市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邀张伯驹到天津作关于京剧的学术报告，张伯驹草拟了两篇文章：《京剧源流探讨》和《京剧音韵身段》。报告于4月举行，这是张伯驹最后一次来天津。
其实他仍想再来天津看海棠，在给杨绍箕的信中谈到：“……凡事皆有机，机一过去，即行蹉跎。如我说五月十日前后，或六月间去津为戏校讲演即是机，七月、八月去青岛、烟台，回来须休息，而书画债务又到，入冬不出……如去当是正月底，居留当须两个月，则海棠时不能去津矣。日月推移，年岁衰老，事皆在不能知之数。明年之行动，须看明年之情况，只看机如何而已……今日开始写信，写后即须睡眠，尚有三四封信须写。”
不能来天津看海棠，张伯驹甚为遗憾。他曾在《小秦王》四阙词尾补记：“天津故李氏园海棠成林，每岁皆与津词家联吟其下。风来落英满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亦海棠颠也。”对他来说，每年去天津看海棠，是怅惘的回望。那些年，除了看海棠，来天津他还必去童年住过的老城厢南斜街。他有一首《烛影摇红·记沽上》颇为感人：“何处乡关，半生家住天津道。还思歌舞旧升平，一梦斜街草。”另有《人月圆·壬子中秋在天津》：“南斜街里髫龄事，回首梦当年。焚香祝酒，听歌丹桂，看舞天仙。离乡辞土，一身萍梗，满目烽烟。依然此世，青春不再，明月还圆。”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先生在北京病逝。
▲ 张伯驹与女儿女婿
张伯驹是民国四大公子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位，他是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研究家。国画大师刘海粟赞张伯驹为“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周汝昌后来评价张伯驹说：“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他虽出身豪门，但却有清贫文人之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不穿西装，不穿皮鞋，长年一袭粗布长衫，也不讲吃，饮食非常随意。80年代，黄永玉曾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偶遇张伯驹，看他守着一盆红菜汤，面包果酱，两小块黄油，吃得坦然，“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为什么张伯驹能把自己费尽千辛万苦几乎倾家荡产收藏的绝世珍品《平复帖》无偿捐献给故宫，为什么愿意把自己在京戏方面的领悟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和朋友，为什么能对少年故乡念念不忘……要理解张伯驹的价值观，只需看懂这两段话——
“我一辈子就认定一个诚字，事情不做就不做，做就要做最好的。学戏我就找余叔岩，填词就学花间北宋。为什么？那个最好。”
“做事做人都要真，假的真不了，真的不能假，说假话有什么用！办事要出以公心，在大处落墨。我过继给我父亲，兼祧两房。我生父跟前又没有儿子了，于情理不合，后来我操持着给我父亲娶了一位侧室，生了儿子。按说他没儿子，我可以承受两份产业，别人看这是最上算不过的事，谁愿意做我那种傻事？我觉着对，就得这么办。”（文：何玉新）
▲ 张伯驹、张牧石等合作墨梅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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