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兵团精神?兵团精神可以认为，就是官方媒体《新华日报》1991年首次提出的“农垦精神”，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办《人民军垦报》
甘肃三代兵团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生存创业，献了青春献儿孙。
长期经受、风沙、饥饿、严寒、超强度劳动和难耐的寂寞还有孤独，生命长期处于极限状态，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生命中的强者。
在这种环境下要想保证上下同欲，团队始终具备旺盛的士气，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能搞特殊化。
这些说起来比较空洞，举几个农垦和兵团时期的例子来说。农垦和兵团其实是一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换个名称而已。下面的基层团场主体基本没变。
1、1960年九月间，黄羊河农场召开职工代表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邀请省农垦局白伟章局长参加。
开会的前一天，白伟章局长一行三人，由黄羊镇步行20多里，来到古长城外的黄羊河农场场部，已是下午两点了。党委书记谷庆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白局长说：“昨晚在火车上硬座一夜，没有合眼，今天到黄羊镇没有卖饭的，沿着村庄走，又把路走错了，肚子饿扁了，快给饭吃”。只有馒头、菜汤、没有肉也没有菜，白局长还问，吃饭定量吗？谷庆春同志回答说：“开代表会不定量，今天饭简单，明天开会就有肉吃”。当时就这样的低水平，对待省局的高级干部，今天回忆起来，当时真是太寒酸。
2、黄羊河农场建场初期，由于没有通汽车的道路，毛驴车也难通行。一开始用骆驼由黄羊镇和武威城运面粉和生产物资，有时供应不上粮食，只好在农村买洋芋充饥代饭。
一开始农场还未种菜，黄羊镇也不卖菜，由武威城买菜也很有限。日常以洋芋、小米、面粉为主食，无肉、油、菜等副食。第一任场长郝龙经常在床头上挂着几瓣大蒜代菜下饭。有时高兴了，结大伙每人分发一瓣大蒜。
3、六十年代初期，任黄羊河农场党委书记的谷庆春同志，老伴在20多公里外的黄羊镇农业大学工作，礼拜天回家时，乘坐农场往返路过黄羊镇拉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大汽车。
1958年农场接待苏联专家时，经上级批准买了一个木制布包双人沙发，存放在库房里几年了。成立党委后，办公室同志把沙发安排在党委书记室，职工中有人书面上告到省农垦局。说书记搞特殊化，回家坐汽车，办公室讲阔气，还设有沙发。省局批示：谷庆春同志是高级干部，应配小车和沙发，乘大汽车，用沙发不算特殊化。
4、原省委副书记强自修同志，于1959年下放到黄羊河农场任副场长。当夏收大忙时期的一天晚上，接到气象预报说：“明日清晨有大暴雨，要预防麦子雨后发芽发霉损失。党委召开了机关干部会，紧急动员，派工作组星夜到各分场连队，动员组织群众，抢救粮食。
当时年已花甲的强老，带领一个工作组，到产粮重点区新河分场，步行20多里，到了分场已经深夜十二点多钟了，立即召开干部动员会，会后和职工一同到麦场上参加劳动。天亮时才完成了粮食扬场、装袋、入库、堆存等任务。
5、1956年三、四月份，魏宝珊由黄羊河农场，去原老寺庙农场，学习平田整地工作经验，场长徐良谟同志热情地接待并陪同了他。当他离开农场的那天吃早饭时，大家都吃馒头、稀饭，没有菜。徐场长用自己的钱叫通讯员在农村买了五个鸡蛋招待魏宝珊。开始他们每人吃了两个，最后一个他让魏吃，魏让他吃。他说你是客人应该多吃一个，我是主人不能多吃。
6、1963年，魏宝珊在原山羊堡农场清仓核资时，见到该场党委书记陈海图同志，他每天清晨早起拾粪，下午也拾粪。他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场自己粪料不足，但场部在农村，道路上和村庄周围每天畜粪很多，这是一个优势。他每天早晚拾两筐粪，机关干部在他的带动下，都形成了拾粪的好习惯，根据各人业务，订有不同的任务指标，全年机关干部拾粪近百万斤，这种勤劳作风曾受到省农垦局以红头文件形式向全省系统通报表扬。
7、1963年冬天，原一条山农场。也就是现在国营条山农场的前身，魏宝珊清仓核资时，看到了第一任场长余佩华同志许多令人敬佩的精神和作风。
当时场部设在条山农村，农场的景泰川地无水灌溉，只靠种“撞田”（即不施肥不管理完全自然生长）生产。大旱之年颗粒无收。余场长每天起床很早，首先在村庄周围拾一筐畜粪，回来后又把场部大院子扫干净后，开饭时间到了，余场长又到食堂给我们工作组打饭。他还说：“没有通讯员和招待员，你们工作组是客人，我应该给你们打饭。”他再三挡着不让我们打饭。饭后，他把清仓工作安排好，又去田间第一线和职工一同参加压沙石劳动。
8、六十年代前的国营农场场长和书记均由省委任命，原山丹某副县长丁文好同志是调到黄羊河农场一年后才任命的。他到农场上班，然后党委书记向全场干部职工介绍，丁县长奉命调来做领导工作，在未接到省委任命前，大家可按原职务称丁县长吧！当时武威地县和农村都知道黄羊河农场有一位丁县长，出外办事开会人称他为丁县长。
1960年元月，正当生活困难时期，上级指示，掀起群众性的积肥造肥高潮，要求立即传达到职工中去，限期完成任务，场部机关干部分赴各生产连队传达，丁县长带头同生产科长到最边远的20队，一路荒滩，没有汽车，正当冬天，穿着大头鞋，步行20里，到连队后十二点开饭了，都饿急了，先到食堂和职工排队，按定量打了窝窝头和菜汤就餐，和职工一样吃不饱。饭后立即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安排工作。
9、六十年代的国营黄羊河农场，由于种植面积大，收割机太少，夏收秋收都必须组织人力收割，否则成熟了的粮食就会大面积地造成损失浪费。特别是面积大劳力比较少的生产连队，每次都要组织机关干部和收割结束早的生产连队职工进行大会战。
1961一1965年开始任党委副书记后任党委书记的冯昌林，每次会战他都参加。当会战开始前他对生产科长讲：“为了抢收粮食，不要浪费，大会战的决策是党委决定的，我是党委书记，不讲话、不组织、不指挥，一切由你们业务科室办理，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收割”。为此，他每天早起晚睡和职工在田间同吃同劳动。
10、1963年工作组在原余定农场清仓核资时，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每人定量半斤捞面。
场长刘二贵同志高声对排队的职工说：同志们大家让一下，叫工作组先打饭，不要排队。于是他帮助工作组打饭后，工作组让他和工作组一同吃饭，他说，你们是客人应先吃，我是主人，要和职工同样排队打饭，后自己继续排队打饭。
10、1958年二月份的一天，省农垦局白伟章局长，在敦煌县招待所，召开黄墩、西湖、十工、四工、小湾、踏实、七道沟等八个农场场长会议，七个农场场长按通知时间到会，唯踏实农场场长思生有同志一人，一等再等，不见到会。急得白局长火冒三丈的
大发脾气，到了中午才到。当场受到了白局长得严厉批评。后查其原因，他清晨陪同买春播急需拖拉机配件的采购员，在兰新公路挡去酒泉的路过汽车，附近有火车站，买火车票当时只有一元多钱，但他还要节省这点买车票的钱，所以，误了开会时间。
12、中国农垦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原在中央农垦部，任设计院长，党组成员，后在西北局任农业局长。
一九六四年下到黄羊河农场任副场长的高级干部冯士休同志，每次下连队或到农村时，给陪同人员说定，食堂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不要另外做饭，若食堂无饭，就做小米洋芋稀饭，有酸菜就行了。若另做标准高一点的饭菜，他坚决不吃，还要批评，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也就习惯了。
每次冯老下连队或到农村，就是小米稀饭加酸菜，若是夏天就是萝卜丝子菜，这种简朴生活受到职工群众的好评，但陪同人员和司机都说，好饭谁都爱吃，但跟冯老就是吃不上好饭啊。
13、原农建二师第十四团即现在黄羊河农场，老红军出身的团政治委员赵钦同志，于动乱时的1968年，生产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有一天，他由团部步行20多里，到九连检查工作，到连队后正是午饭时间。当天还是一个节假日，食堂给职工改善生活，定量半斤大米饭和三两红烧肉。
指导员方代同志热情地到火房给政委打来了饭，赵政委关心职工，先到排队打饭的职工中看了看，再回到办公室准备吃饭，发现他的红烧肉比职工多。马上质问原因，方指导回答说，每人定量三两肉，作熟不到三两，开始给你打了一份，我看太少，又加了一点，不算多啊！赵政委当面批评说：“我应该和职工同样排队打饭，你先打饭就够照顾了，为什么还要多打呢？立即退回伙房，按标准打，要不然我就不吃了”。指导员只好照办。
14、原农建十一师水利科长余大刚同志，于1964年12月到黄羊河农场检查工作时，在一个晚上约十点多钟了，招待员李香兰同志给管理科魏宝珊说：师部来了一位客人找你，魏宝珊一看，互不认识。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余大刚，是师部水利科长，来你们场了解和学习小畦灌溉经验，没带介绍信，没有吃晚饭：不要麻烦炊事员，给我一个馒头和开水就行了。魏叫招待员找炊事员给他做饭，他不同意，还再三说，你若做饭，我坚决不吃。于是，只好叫招待员端来馒头和开水。
15、酒泉农垦分局原边湾机校校长高成连同志，因教学经费困难，特别是校办农场亏损严重，教职工工资都保证不了。
他通过调查研究，认定啤酒花是一个摇钱树。虽然投资成本高，但相对的产值利润也很大。
特别是十几年前，原农建十一师边湾农场种过啤酒花，后因种种原因停种，但现在校门前大路旁的田边上还保留有三株，生长旺盛，因系多年生的草本作物，每年自生自灭，这就对他种好啤酒花有了启发和信心。
当年，在全系统率先种植啤酒花100亩。因机校没有畜群和畜肥，年过半百的高成连校长，在严寒的冬天，带领农工乘拖拉机，远到祁连山深处牧区找羊粪，挖羊粪，拉羊粪。八十年代，身为年近花甲的一位中干，不要说劳动，就坐拖拉机往返颠簸十多个小时也够受。
今天边湾啤酒花优质高产与高老一开始打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16、下河清农场原党委书记李学福同志，1980年因病经酒泉地区医院检查确诊是癌症，并公开告知了他，但他不住院治疗，很不在乎的回场坚持工作。省农垦白伟章局长指示当时的组织部长魏树清电话通知：“马上来兰住院治疗”。
李学福回答说：“工作很忙，脱不开身，麦子马上黄了，夏收完后，三秋工作安排好，我再来兰治疗，请老局长放心”。
17、1965年的春天，据魏宝珊回忆：
我出差住在省局招待所，见到原八一农场党委书记李克同志，（后任省农垦局副局长已故）给司机打电话叫拉货汽车接他回场。第二天清早司机刘汗文同志，开来装满化肥的一辆解放车接他。当我送他上车时，他高兴地对我说；第一是前坐，这是党委书记的享受；第二节省坐火车和转汽车时间，夜里12点可以回到场部黑土洼；第三可给农场节约车费五块多钱。
18、原酒泉农垦分局局长彭振江，在他任职期间，每年春节牺牲假日时间，专程到饮马农场，代替放牧工人放羊三天。这样使常年在外的牧工和家人欢聚过年。
19、1957年12月份，在兰州召开全省农场场长工作会议，各农场场长都是自带行李，一律在大教梁省农垦局大院内的库房里打地铺住宿，在机关食堂排队吃饭，在局机关会议室开会。高宜之和白伟章局长在大会上曾讲，当前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国营农场场长，今后出差要带头坐火车硬坐，自带行李住机关，吃大灶饭，从各方面节约开支，用实际行动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20、十一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惠民的妻子李慧芳，51年在新疆入伍，曾任文书、书记员，甘肃农十一师师部收发员，二师机关一般行政干部。 十一师期间，师部调整工资，丁惠民主管该工作。多次把李慧芳的名字从调资名单中划掉，让她把机会让给别人。
七十年代末李慧芳因病提前退休，还是一个（科级干部）。这件事是在丁惠民去世多年后，妻子李慧芳闲谈时告诉他儿子的。
21、我前年就听说过柳宝诚的名字，但未曾谋面。他是从生地湾农场基层的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生地湾农场党委副书记一路走过来的。
我在写作中许多战友给我提供资料，对柳宝诚的评价来自当年的战友，几乎众口一词“人品好。”
他在饮马农场工作组期间，战友对他的评价是人好，工作带头。
他所在的金塔生地湾农场，距酒泉几十公里，职工或家属孩子常常搭乘农场汽车去酒泉办事，他身为采购，常常把坐在驾驶室的机会让给老人、妇女、儿童，自己患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冒着寒风坐在货车露天车厢里。
萤石矿开采中，因采矿权武装连和地方发生严重冲突，身为指导员，部下被捆绑和殴打，他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不惧威胁，冒着被殴打或伤害的危险只身营救战友，危险时刻见担当。
他自掏腰包为救人英雄巩建国修墓地、为农场老人修活动中心并购买相关设施、用品。
他说，钱用对地方花多少都值，用不对地方花一分钱都是浪费。这和花钱多少无关。
有句俗话，人拼到最后拼的都是人品，今天他身上有许多耀眼的头衔，“欲戴桂冠必承其重”，从古至今，从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魏宝珊著《农垦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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