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天不安宁。据媒体报道，2月16日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郊；2月22日美国空袭索马里杜杜布尔附近地区：2月24日，北约东扩引起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爆发。战争使房屋设施损毁，人员伤亡，老百姓生活在炮火的恐惧之中。
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2月4日，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情况下，北京冬奥会如期召开。9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运动员，30多位国家和世界组织领导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参加了这次“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中国老百姓过大年，看冬奥，享受和平的春光。
良好的国际关系，稳定的和平环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取得的。
1840年以后一百多年，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中国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辱，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采取各种方式，侵略、分裂、颠覆新中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一方面，人民军队英勇善战，取得了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炮击金门、中印边境、援越抗美、南海西沙、珍宝岛等一系列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维护了祖国主权和统一，维护了民族尊严和人民安康。另一方面，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彻底摆脱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险恶处境。1971年10月，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常任理事国权力。1972年2月，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任新中国总理长达26年并兼任两届外交部长。他不仅参与制定我国外交的重大决策，而且是组织实施者。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宣告：“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向世界宣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周恩来忠实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以坚定的立场，高超的智慧，非凡的组织能力，为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24周年。我们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高超斗争艺术，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立场坚定、不畏强霸，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在国际舞台上，他立场坚定，与霸权主义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是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对美国不畏强霸，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维护新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立即出兵干涉。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威胁中国。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英勇作战，把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
【1954年4月19日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首次以新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参加会议，与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代表的“十六国”，在日内瓦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周恩来坚持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尽管由于美国等国阻挠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恩来多次讲话，依托雄辩的事实、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中国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终于使会议实现了突破。7月21日凌晨3时30分，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浩然正气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1971年7月，美国为自身利益想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派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周恩来直接领导接待尼克松的准备工作和主持中美谈判。外界可能会以为，世界头号强国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中国人一定受宠若惊，双方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不然，周总理立场坚定，灵活处置，既严肃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又求同存异，实现了会谈的目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及夫人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临机场迎接。】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 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手，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越过太平洋，紧紧握在了一起。2月2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确定了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进行具体谈判。他以卓越的谈判艺术，有效地化解了出现的各种问题。美国人接受了中国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继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后，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82年８月1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八·一七公报”。至此，由《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组成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和制度保障。后来，美国人评价周恩来：他是一位坚强的、决不妥协的革命家。在台湾问题上，他在时间和方法方面向美国作了妥协，可是从来没有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上作过让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周恩来是坚强的，抓住一事不轻易放下，但是解决我们之间不同意见时，又有伸缩灵活性。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
1965年，美国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共中央严正表明援越抗美的立场，并下达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军民“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中方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这是新中国又一次保家卫国、援助邻国反抗美国侵略的重大军事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无畏精神。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辅助毛主席参加了援越抗美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决策。在这些决策中，所有程序性的、具体的决策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为主作出的。1964年8月，美国悍然制造“北部湾事件”，将战火烧到越南北方，对中国南部边疆构成极大威胁。8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出《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活动指示》，命令昆明和广东军区的空军和海军进入备战状态，并向中越边界地区派遣部队。后来，中国政府签订并执行了一系列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军事协议，基本上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决策下作出并且组织实施。在整个援越抗美过程中，周恩来先后会见越南领导人以及来自越南南方、北方代表，战斗英雄达200多次，询问有关抗美斗争的情况，了解越方存在的困难，组织调度各项帮助。
作为负责中国外交的领导人，周恩来通过外交声明、会谈、接见领导人等一系列方式，明确提出中国的立场，详细介绍中国的政策，让美国和全世界全面了解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政策。周恩来就中国的对美政策讲了四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作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这四句话，充分表达了新中国伸张正义、爱憎分明、不畏强暴、反帝立场的彻底性。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旗帜鲜明地指出：美国“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地上去吗？”周恩来向美国当局发出的明确的严重警告，引起了当时约翰逊政府的极大恐慌和重视。周恩来还审时度势，主动协调多国多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帮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军解放西贡，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实现了国家统一。美国侵略越南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会见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反对大国主义、霸道作风
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指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各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改正。” 周恩来终身信守了这一诺言。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朋友们，他时常虚心地询问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意见，是否发现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最后几次会见外宾时，仍然不倦地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方针。他对小国的尊重和体谅，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的风格。1954年，许多国家派代表团参加我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在分配接待任务时，剩下欧洲一个小国外长率领的代表团无人负责。周恩来便自告奋勇负责接待。他说，我们是大国，但不能歧视小国。我们应该尊重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曾经饱受外来压迫的苦难。我们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深深懂得应当尊重别人的独立和主权。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态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
【1964年3月1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结束了对非洲10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和亚洲3个国家的访问之后，乘专机回京。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五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14个国家，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切同情，提出了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这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 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周恩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若不经常警惕，政府官员容易对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盛气凌人。他还经常告诫负责援外项目的政府部门，要记住中国的援助不允许只顾自己，更不允许有任何剥削成分，也不允许以施舍的面目出现，一定要无私而又真诚。如果中国只顾自己，那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如果中国以恩人自居，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常常发生利益矛盾，比如某些援建项目竣工后，其产品将同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竞争。但是，中国始终信守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只要某个国家想寻求中国帮助援建某个项目，如建纺织厂、制糖厂、制茶厂、制烟厂、种植棉花、甘蔗、茶树和烟草等等，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尽可能提供所需的帮助。中国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设计人员说废水排入湄公河。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样做法不行。我们援助别国建设不能给人家制造公害，一定要为湄公河沿岸，特别是沿河下游的群众着想。造纸废水排入湄公河，必将危害渔业及下游人民生活用水。” 要求立即修改设计，并待修改满意后才同意交付柬方使用。周恩来处理与小国、弱国间关系的这种道德精神，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深深敬服。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独立。两国独立后，不仅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独立成果的历史重任，还要继续打击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实现整个非洲的最终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修筑坦赞铁路的计划被提上日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这条铁路寄予厚望，认为“当铁路建成后，收益的不只是赞比亚国家，坦桑尼亚也能获益。……整个非洲将会因这条铁路而获益，进而增强自由的力量，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将会变得更加便利”。作为内陆国家的赞比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铜矿是其支柱产业，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控制了铜矿的出海通道，就控制了赞比亚。赞比亚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
为解决发展难题，坦、赞两国纷纷向西方求援。世界银行最早参与这一项目，世界银行认为，修筑这条铁路不经济，拒绝了他们修筑铁路的贷款要求。联合国派出的六人赴赞比亚勘测组，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坦、赞两国还向美、英等国寻求援助。都以“从经济角度考察是不值得修建的。至于从政治方面的考虑，同经济方面相似，也是没有必要的”为由拒绝了其请求。他们还向苏联求援。1965年，尼雷尔亲赴苏联向勃列日涅夫面陈坦赞铁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但是，苏联因阿斯旺水坝分散了自身太多资源也拒绝了他们。屡屡求助无果之后，他们将希望转向中国。
1965年2月，在坦桑总统尼雷尔访华前，贸易代表团先期抵达北京，向中国提出了帮助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要求。中国外交部根据中央有关方针，写了一个请示报告给党中央，提出“如有可能，中国应该承担这项工程”的建议。对外交部提出的援建坦赞铁路的建议，中央进行了慎重研究。周恩来总理先后征询了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长吕正操的意见。并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追随者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独立解放。而这条把他们连接起来的钢铁运输线，却可以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讹诈，还可以使他们把世界反帝、反殖国家为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所提供的生活物资和军事物资运送到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谋求解放的自由战士手中。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他还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解囊帮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毛主席讲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之后，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
1967年9月，三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地形复杂，给施工造成许多困难。周恩来采取有力措施，派得力的干部加强对施工的领导，及时协调解决各种问题。中国中铁二院自1965年起，派出勘察设计团队前往坦赞两国开展全线踏勘，于1969年12月完成了详实的踏勘报告。中国中铁一局、中铁二局、中铁三局、中铁四局、中铁五局、中铁电化局和中铁建工集团的5万余名铁路建设者自1970年10月开始，历时六年时间建成了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铁路全长约1860公里。全线建桥梁320座，总延长米为16520米；隧道22座，总延长米8898米；兴建车站93个；建设房屋总面积37.6万平方米。该铁路穿越坦赞部分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困难。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创下了“惊天地、泣鬼神” 的业绩。
坦赞铁路在1976年6月7日全线通车后，为坦赞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非洲南部的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中国在政治上打了一场胜仗，从政治影响上看，不仅打破了西方和苏联对中国实力和技术的怀疑，而且使中国赢得了非洲各国坚定而真诚的政治支持。坦赞两国人民亲身体验到中国援助真诚无私，倍受两国政府和人民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好评。在坦赞铁路通车10周年庆典上，尼雷尔总统表示：“这种感激之情是存在的，而且将存在下去。”卡翁达总统也坦言：建设这条“伟大的自由之路”是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深入而真诚合作的伟大见证”。“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国帮助了我们。”这条被誉为“非洲自由之路”的铁路，联结起中非之间跨种族、跨世纪的真挚友谊。它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是中国外交中的一笔无形资产，是中国与非洲甚至中国与整个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丰碑。中国不仅在非洲树立了执行援外八项原则的典范，而且还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扬和友谊，其政治影响远远越过坦赞乃至非洲。当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通车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但是，坦赞两国人民举行坦赞铁路通车庆典时，首先为周恩来默哀数分钟，以示纪念。
【周恩来出访东欧】
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团结一切力量，建立反霸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先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但仍然清醒地意识到，在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印度、缅甸和印尼等一大批“中间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维护中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
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策略，在如何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思想，明确了外交突破的方向。周恩来领导外交部在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的同时，重视同“和平中立派”国家的建交。1949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周恩来就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经中央讨论，周恩来复电尼赫鲁，同意中印建交，并愿意开始建交谈判，得到了印方的积极回应。经过系列磋商和谈判，中印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印建交使得新中国多了一条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沟通的重要渠道，开辟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道路。同时，还与锡兰（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展开了贸易往来，虽然规模有限，但具有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缅甸等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使得美国企图在亚洲形成对中国包围圈的阴谋未能如愿。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进行谈判。3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方代表团，在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底，周总理先后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他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进一步确认它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推广，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这是在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它反映了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也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与会国对新中国还不很了解，与会各国之间也有些分歧，并在会议开始时表现了出来。会议第一天，有人就在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把矛头实际上指向中国，使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先用书面散发，并且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在下午的会上作了发言。他诚恳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强调地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在亚非国家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他响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在中国代表团和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会议终于对议程中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这次会议作为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胜利载入史册。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在国际交往中提倡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外交的创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南南合作，也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
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主张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和平的积极态度和建设性立场。促进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外交关系的突破。英国和法国是西方阵营中的重要发达国家。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指示外交部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各种渠道做工作。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英国的态度有别于美国，并一再表示愿意改善中英双方的关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此后中英双方频繁磋商，最终促成了双方互派代办，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直至1972年，中英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大进展。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周恩来主持双方一共谈了6次。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坚持做到：态度诚恳，坦率；平等协商，不卑不亢；不强人所难，照顾对方困难；耐心解释，以理服人，循循善诱，层层深入。先肯定共同点，后解决不同点，力争“求同化异”，“化异”不成，再“求同存异”。周恩来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唯一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之为“外交核爆炸”，打开了我国对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标志着中国加强同西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沉重打击了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周恩来在谈判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在中法建交问题上的视野超出了中法建交本身，不把原则当作教条，而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斗争态势，既灵活运用策略，又牢牢坚守原则底线。
1974年2月，毛主席根据当时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从战略意义上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思想。他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在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基础上，以高远的国际视野，高超的政治智慧，崭新的思维方式，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标准和路径选择，提出了反国际依附的新模式。这种新的世界划分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而是以三个不同势力为政治博弈单位，以追求国际正义和民主为重要政治目的，建立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在冷战背景下，冲破霸权主义封锁，发展对外关系指明了方向。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平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周恩来根据毛主席“三个世界”战略思想，领导开展外交工作，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实现外交关系升格或正式建交。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彻底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还把这种精神运用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解决了我国同各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联合声明。促进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促进了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现在，世界处于百年之大变局。和平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但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美国政府唯我独尊，称霸世界，到处挥舞制裁大棒，到处制造动乱，挑动战争，欺侮别国。美帝国主义是全球麻烦的制造者，是战乱的根源。
我们要铭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为新中国建设创造的丰功伟绩，感恩和珍惜他们为新中国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学习继承发扬他们治国理政的精神风范，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反对霸权主义的广泛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稳定的和平环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稳步发展。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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