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水
199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二十世纪末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它的宣传语很动人：在哥伦比亚校园枪击案后，黏补破碎的青年文化。动机很现实：修好藩篱，防止逃票入场，尽量赚更多的钱。结果令人震惊：暴乱、纵火、强奸把音乐节变成人间地狱。它和1969年的首届伍德斯托克一样被载入史册。三晚四天过去后，44人被捕，8起强奸案被上报，超过1万人需要进医院接受治疗，把美国主流社会中对嬉皮文化残存的好感抹杀殆尽。
去年夏天，HBO以此为题材拍了一部纪录片：《伍德斯托克99：和平，爱与怒火》（Woodstock 99: Peace, Love, and Rage），追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接一个人在镜头前讲话，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艺人煽动负面情绪，鼓励大家尽情发泄不满吗？是因为主办方贪财，在暑热天气放任食品饮料供应商“能卖多贵就卖多贵”，却几乎不提供遮荫处，引起人群暴动吗？是因为1990年代的年轻人错把1960年代的“自由爱”当作侵犯女性的借口吗？或者仅仅是因为来了超过25万人，那么多荷尔蒙在野地（实际上是个空军基地）燃烧三个昼夜，遏制了人性而释放兽性？
《全面失控：199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时隔一年，Netflix就同样题材推出新纪录片《全面失控：199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rainwreck: Woodstock 99）。导演杰米·克劳福德（Jamie Crawford）把它拍得像战争惊悚片，恐惧把你包围，使你身临其境回到世纪末的那三个下堕的旷野之夜。影片中采访的观众、艺人和工作人员只能告诉你他们的感受和视角。1999年的伍德斯托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部影片只负责提供详实真切的影像资料。你得自己去体会，就像亲历者一样。
人类为何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兽性大发，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先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来看这场著名的音乐节。
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历史的一道意外罅隙，日常生活中绝少发生的美好意外。发起人迈克尔·朗和另外三位伙伴（约翰·罗伯茨、乔尔·罗丝曼、阿蒂·科恩费尔德）花135000美元请来所有参演乐队。这些登台者中很少为主流媒体所青睐，多为游离在商业音乐市场之外的年轻音乐人。
1969年4月29日下午五点零七分音乐响起开始，至周一上午人群轰地消散前，伍德斯托克的音乐没有间歇。
伍德斯托克的诞生是太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水门事件、石墙风暴、越战等事件的加成效应，战后一代美国年轻人对中产价值观的憎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身处富裕环境的年轻人开始关注自由和心灵，对日常俗务产生前所未有的排斥。
这些累积的情绪无需振臂一呼，数不清的年轻人在拥堵中来到距离纽约车站90分钟路程的亚斯格农场，和同样年轻的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詹妮斯·乔普林、尼尔·扬、约翰·塞巴斯蒂安、谁人乐队、杰弗森飞机、乡村老乔与鱼乐团、感恩而死、克里登斯清水复兴乐队们共同创造这个罕有的时刻。
忽然之间，农场的草地上涌入四五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准确，因为在售票点和栏杆立起来前便提前抵达的年轻人使售票的计划泡汤。主办方临时宣布音乐节免费，靠卖现场纪录片版权收回成本。
1994年，迈克尔·朗又办了一次伍德斯托克。但是因为围栏缺口，观众再一次免票涌入，没赚到钱。1999年再办，不管说辞多么崇高，迈克尔·朗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弥补1994年的损失。这次围栏是万无一失了，可惜这一次它的招牌蒙羞。等到了2009年伍德斯托克四十周年时，已经吸引不到愿意掏钱的赞助商了。
《全面失控》剧照
1999年的现场是什么样的呢？《全面失控》中显示，男孩们举着“露出你的胸”大纸牌，在人群中对着女性观众挥舞。人群里冲浪时，女生们变成被围猎的猎物。艺人在台上活像邪教教主，挥舞手臂号召大家释放愤怒情绪。
影像资料记录的混乱，呈现出一种酥脆而连绵不绝的质感，仿佛着火的多米诺骨牌。象征和平的蜡烛被用来点燃任何可以点燃的物品；灯塔被拖拽倒地，好像被剥去头皮的战利品；摊位遭洗劫一空；ATM机张开空洞的嘴，肚子里空空如也；垃圾遍地，像下了一场肮脏的大雪。“这是《蝇王》的故事。”一个参与者说。
到了周一，不知道是谁，在残留的墙上写了一个单词：“Greed（贪婪）”。这堵墙未被烧毁前也有个名字，叫“和平墙”。
穿插的采访展示了踢皮球艺术：一个主办方责怪另一个主办方，观众指责艺人，艺人称是观众“太恐怖”，观众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带去的每一分钱花在昂贵的水、食物和酒精上，人被晒脱一层皮，模糊的理想破灭。好像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作为当年场景的一分子，对事情的败坏负有任何责任。
“软饼干”（Limp Bizkit）登场是在第二晚。二十多万人胡乱睡了一夜，没有喝够水，摄入过多酒精和药物，在这种情况下迎来当年最红、最狂燥的乐队（之一）。弗莱德·德斯特（Fred Durst）驾临舞台，替观众说出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他像金字塔上的指挥，俯视2.5万个人组成的人潮汹涌。镜头中可见，人浪在他的指挥下拍打着舞台。纸板变成海上的舟，青年男子们争相站上纸舟，在人潮上冲浪。有人冲击舞台，跃过安保攀登舞台的立体结构。远看，纸屑般的物体此起彼伏地抛向空中。人们玩起pogo，一开始还有女生一起参加，随着撞击的力量一次比一次大，他们的脸部表情发生变化：从轻松，到蓄力，再到愤怒，本应友爱的pogo变成互殴。
《全面失控》剧照，弗莱德·德斯特
这时，初出茅庐的音乐记者发现身边一个女生头部被砸伤流血，安保穿过人群把她拖走。记者跟着女生来到医疗中心，看见更多的伤者和更多的鲜血。医护人员表达了“想要立即逃走”的恐惧，因为他发现，转眼间医疗用品都用光了，伤者还在源源不断地被送过来。
另一个拿话筒的记者在通往后台的路上问德斯特，感受到舞台摇晃了吗？德斯特笑笑说：“老兄，这不是我的错。”镜头切到发起人之一约翰·舍尔，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信誓旦旦地指出：“德斯特就是个大混蛋，一切都是他的错。”
音乐节结束后，高温、缺水和“软饼干”被指定为导致混乱发生的三宗罪。
“99伍德斯托克”被当作音乐节的反面教材，提醒别的音乐节主办方，应该避开哪些雷区。但显然，不是所有的主办方都愿意吸取教训，少赚一点钱，让辛苦来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参加音乐节总是很累人）至少有做人的尊严——能吃饱，饮够水，厕所不太脏，无需受伤。
它也是一场人类失控实验，规模庞大，代价高昂，实验的结果再一次印证了文明的脆弱——建立，耗时长久，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崩溃，条件合适的话，只需要三天。
这不是任何乐队的错，也不止因为高温和缺水。而是从一开始，观众就未被当作“人”来对待。他们作为宣传中“青年文化”的主体，仅作为贴着“青年”标签的钱袋被使用。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能预想到，25万人在毫无风景和遮荫的毒日头下，使用脏污四溢的厕所，争抢水和食物，体内的酒精和药物浓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想象中的）快乐转瞬即逝，好几个受访者都提到“动物”“兽性”。当人不被当作人看待，只有返祖变回动物一种可能。不过也不要侮辱了动物，我们灵长类的祖先早已形成自己的规则：猴群有猴子的规则，大猩猩有大猩猩的，黑猩猩有黑猩猩的。而人类，一旦脱离现有规则的约束，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新的规则，就会变成99伍德斯托克的样子。破坏、劫掠、伤人和自卫的本能就在体内，一旦面临失望和匮乏，又无约束，就会汹涌而出。
《全面失控》剧照
还有别的解释，比如重利的商人一心收割韭菜，韭菜信了商人画的饼，以为自己花钱买票将投入理想主义的海洋。没想到的是，爱与和平的理想早就被纵情狂欢代替。1960年代的伍德斯托克参与者和1999年的有什么区别吗？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程度的荷尔蒙，区别在于当年的年轻人对“爱”与“和平”等重看待，两种力量分庭抗礼，冷静了大脑。1999年的青年被“伍德斯托克”的泥泞和狂放吸引而来，做好“释放”的准备。他们带着暂时抛弃“文明”“和平”的愿望前来赴约，一开始就埋下失控的伏笔。千禧年之际，当年催生“爱与和平”的社会环境和青年文化早就不复存在。要知道，有社会共识支撑的理想主义尚且脆弱，何况毫无支撑的照猫画虎。
缺乏共识—资源匮乏—秩序毁坏，往大里说，文明的崩坏也不过就是这样。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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