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奥罗拉公主》里六岁的敏娥在妈妈工作的店里没有等来妈妈，被妈妈的老板赶出店门又被出租车司机拒载后，她有些难过地走向隧道，想着回到家后再把这段孤独的旅程跟妈妈细说。可惜她没能再张开口了。因为车祸而来不及接女儿的妈妈望着自己女儿污垢满身、赤身裸体地倒在垃圾山里，从此万念俱灰，在追寻凶手的路途上用自己的方式惩罚者她认为有罪的人，一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2012年，《邻居》里下了补习班的汝善同样没能等来不小心遭遇汽车追尾事故的妈妈，于是她坐上了邻居大叔的顺风车，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生命最终就定格在离家门仅仅几步之遥的邻居家门口了。
2013年，《素媛》上映，我们看见八岁的素媛撑着明黄色的小伞俏皮地走在雨天的街巷上，明明学校离她就那么近，可是再醒来的时候，她看到爸爸两眼泪花，摸着她的头问她身体还痛不痛了。
如果说，以遇害女童为题材的韩国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不幸的个例，可它们终归带有单身追查线索的母亲、不依不饶的上诉、或社会关怀的温情等要素，让我们在心疼受害者的同时，却不足以给这个社会的所有人上一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批判课。
故事开始，女主西尔维亚与妹妹简妮因为父母忙于游乐园的工作而被以每周20美金的报酬送到单亲母亲格蒂家寄养暂住。在外人眼中，格蒂作为坚守自己婚姻、独自拉扯七个孩子长大的单亲妈妈，是能干的、优秀的家长代表；可实际上，格蒂由于不间断的吸烟，早已患上了哮喘和神经衰弱症，生活也很不检点，不仅跟隔壁邻居小男友在家乱搞，还被甜言蜜语哄去了本就紧缺的存款——她把第一个月女主父母给的20美元全部给了小男友。正因如此，格蒂心力交瘁的支撑了一个月，却不想没能收到女主父母按时寄来的住宿费，生气的她将女主姐妹二人带到地下室，用皮带狠狠抽打她们以发泄自己的一身怨气。自此，格蒂这位表面上慈眉善目的寄养母亲，逐渐发现了自己排忧解愁的新途径。
善良的女主并未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她和格蒂的大女儿宝拉相处愉快，成为无话不说的“闺蜜”。宝拉悄悄告诉女主自己不小心怀孕了，并叮嘱女主千万不能说出去，可女主在无意撞见宝拉即将被侵犯的一幕时，救人心切的她便将宝拉怀孕的秘密脱口而出。纸终究包不住火，宝拉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觉得羞愧难当又愤恨无比的宝拉便将所有错误怪到女主头上，于是宝拉将事情颠倒黑白后告诉母亲，护短的格蒂便在家庭会议上怂恿宝拉动手体罚女主，女主怯懦的妹妹看着姐姐无辜受刑只是在一旁瑟瑟流泪，家庭其他成员的沉默和无视，也为女主之后更加悲惨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女主在电话亭和妹妹用捡瓶子换来的钱偷偷给父母打电话时，被格蒂的孩子撞见并告诉了格蒂，于是格蒂以女主偷钱的理由用烟头狠狠地烫伤了女主的手背。格蒂家打扫院落的邻居夫妇听到惨叫，却在片刻后又不以为然的继续工作。戾气一旦找到了喷涌的出口，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格蒂背着镇上的人将女主囚禁于自家地窖中，并怂恿自己的孩子们用各种酷刑折磨女主，于是浇开水、烟头烫、伤口撒盐、拳打脚踢等各种酷刑轮番上阵，孩子们在施虐的快感中变得麻木、变得大胆、变得习以为常，并邀请镇上的其他儿童一起参与这场残酷且漫长的摧残。虐待行为在孩子们用烧红的铁丝在女主身体上刻下“我是妓女，我以此为荣”的字样时达到高潮，此时影片里这个号称“自由、平等、和谐”的美国社会竟然没有一个人选择去解救女主，他们或冷眼旁观，或积极参与，直到某一日清晨，他们发现这只给他们提供玩弄乐趣的知更鸟，已经在冰冷肮脏的地下室里死去多时了。
在审判法庭上，律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有任何人强迫你去伤害她么？”
孩子们纷纷表示：“没有，当然没有。”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回答是：“我不知道，不是我的错。”
是啊，不是我的错，我只不过是听了母亲的话动手打她而已；我不过是接受了同学的邀请一起凌辱她而已；我不过是冷眼旁观、没有保护我的姐姐而已；我们不过是听到了她的呼喊没有在意而已.......造成这可怜的花季少女的死，怎么会是我们的错呢？
尽管故事最后，所有参与施暴的大人小孩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可是在发疯一样的群体性暴力虐待下死去的花季少女，却再也回不来了。
当孩子们遭受类似敏娥、汝善或素媛似的单个性暴力事件时，周遭的人们是敏感的、团结的、势要将凶手绳之以法碎尸万段的。
可是当大环境转换到这个风景如画的美国田园小镇，那些义愤填膺的人们却像感染一样一个一个默许了这样的惨剧。望着被告席上涉事儿童茫然而又轻松的眼神，谁又能底气十足的判处他们去一命抵一命？
想到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有言：
“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所以，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那么，倘若我们处在群体中心而不被问责的地带时，我们又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去解救还未消逝的知更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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