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大包 董佳宁】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纪录片，叫《通往北京的道路》，从视频平台下架了。我用两集来分析这部纪录片，还有同名的书籍，我们也查了不少资料，写起来有些辛苦，不过我们认为还是值得的，所以请大家能给我们一个赞。这部纪录片，讲了五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外国人的故事。上一集已经播出过了，主要针对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做了一些讲解。今天是下集。
我们先来说说丁韪良。他是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做到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二品顶戴，是正经八摆的公务员，而且是很高级别的。说他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虽然有争议，但至少可以算是分管西学的代理校长。丁韪良73岁的时候，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他非常厌恶义和拳民，批评他们是野蛮人。
在这里我要先为丁韪良说句话。有两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安在了他的头上，这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个，就是丁韪良曾经在北京抢劫。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社会一片混乱，丁韪良就带着一些传教士，抢劫了一家粮店。这是一名中国学者提出来的。这个描述，应该说是有些简化。当时情况是这样，义和团运动中，约三千名基督徒跑到英国公使馆避难，这三千人都是中国人，其中很多已经快饿死了。
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自告奋勇地为其他传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拿走了一些粮食，以便搭救这些中国教民的性命。丁韪良写过一本小书，《北京被围目击记》，里面是这样记录的：他们搬的粮食有小麦、玉米，还有一些其它粮食，足足装了好几辆骡车。他还高声地喊，店主，回头你把账单给我们拿来，我们按原价给。喊的这一句事后看来有些滑稽，但毕竟，抢粮食也是为了救中国人。
第二个，就是丁韪良说的一段很恶劣的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女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每出现一起，就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男传教士殉难，每出现一起，就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每出现一起，就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每出现一处，就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
这番话，其实是当时《旧金山号角报》的社论里说的。这篇社论评论了丁韪良在华的遭遇，当然，这个话非常糟糕，但的确不是丁韪良说的。我专门去找到了这篇社论，扫描版在网上还能找到，大家可以看到，1900年11月23号，星期五。
以上两点，我就算为他做个辟谣。但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以下问题，为什么丁韪良的书里，只盯着义和团的“罪状”，却不提八国联军在中国作恶多端？以至于看到他的遭遇，在美国媒体上产生了如此极端的评论，宣扬仇杀中国人。丁韪良为什么不说，是谁把义和团这些农民逼成这样的？还有，丁韪良恐怕并不觉得，列强瓜分中国有什么可耻。下面这段话，可不是别人安在他头上的了，而是他自己的话。在《北京被围目击记》的结尾，他写道：
“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
丁韪良参与了《天津条约》的签订，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是《通往北京的道路》里是怎么描述的呢？丁韪良胁迫清朝接受的，是一个“关于宗教宽容的条款”。这就太过分了。美国不费一兵一卒，践踏中国主权，攫取英法取得的一切特权，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这本书讲丁韪良参与谈判时，根本没有提到。
同样，讲述威妥玛作为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也只讲英国在北京常驻公使这个内容，完全不提别的不平等条款，比如增开10个通商口岸，赔款400万两白银，长江开放给英国商船，对关税税则的修改。当时税则是怎么改的呢？根据《天津条约》，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商税率进一步降低，一般进出口货物5%，转口运销，只交2.5%。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合法进口，税率为每一百斤30两。
提到《北京条约》时，书中还是只说确立了公使驻京的原则，中英的《北京条约》有什么内容呢？割让九龙半岛，增加赔款至800万两，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容许外商招聘汉人出洋，充当廉价劳工等等，这些当然也只字不提。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源，书中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句“亚罗号事件”，问题是，这只是英国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书中当然不会触及英国侵略的本质。比起审核更严格的图书，《通往北京的道路》纪录片就更令人无法接受，在讲威妥玛的那集中，说战争目的是为了派驻公使，火烧圆明园是可以避免的误会，1860年的中英关系是和平、善意、合作的。
根据B站UP主，南开历史系的“一马当先陈玉成”给出的截图，纪录片和这本书的撰稿人和他在同一个群里。这位撰稿人说，包括天津条约在内，西方人争取的是跟中国平等，我们印象中的不平等条约，在西方人眼中是争取平等。难怪书中动情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威妥玛有一次在街上走，一个老人站在家门口，呼唤屋里的人出来看“洋鬼子”，威妥玛到老人面前纠正他，说这种叫法不礼貌，外国人是人，正常的人，不是鬼。
那么怎么让中国人认同西方人不是蛮夷呢？参与《天津条约》谈判后，威妥玛的一个结论被书中引用：实现良好的两国关系，必须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加让其不舒服但不带敌意的压力。我又想起了网友的那句评价：“我虽然是强奸犯，但是我是为了你好！”
威妥玛的好朋友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最后升正一品，比丁韪良官还大。据莫理循推测，赫德去世时，其名义收入为40万英镑，实际上至少获取了75万英镑的收入，折合白银500万两。当然，这个数据不一定可靠，因为莫理循主要是为了向《泰晤士报》抱怨自己的收入低，想索取退休金，才算了赫德的帐。
赫德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肯定会显得“维护中国利益”。但分析赫德这个人，首先要搞清楚，他是怎样的雇员。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企业，都雇佣外国人，这很正常，比如华为遭到美国打压，华为的美国雇员会帮华为说话。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Andy Purdy），曾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家网络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华为的高管约翰·萨福克（John Suffolk），曾是英国政府的首席信息官，是英国收入最高的一类公务员，那华为肯定给他的更多。他怼过蓬佩奥，说：“我正等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把中国产的皮带也给禁了呢，他的理由是这玩意儿也是国家安全威胁，会让美军打仗的时候掉裤子呢……”
但赫德和他们不太一样，赫德不是单纯拿钱“维护中国利益”，他维护中国，最终是要维护英国利益。大清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借了大量的外债，但大清还有大量的战争赔款，如果没有赫德，列强怎么放心，大清能够还钱呢？海关税收，是大清最稳定可靠的财源，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赫德卸任的1908年，更达到了3300万两。
前面我说了，按照不平等条约，清朝关税5%，世界最低，就这样也非同小可了，如果不是赫德，大英帝国如何放心？管每年这么多钱的进账，当然得是自己人。之前我在节目中讲汇丰银行，大清的关税纳入汇丰，英国人当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汇丰又是大清海关的独家代理银行，从此大清的赔款、借款都有抵押、有担保了。
这也是我前面为何说，丁韪良和赫德他们的迷惑性更大。赫德首先是殖民者的一员，他出于职业精神，客观上有帮大清续命的功劳，但谈到他，不能不谈海关如何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不能不谈近代以来中国关税自主的丧失：海关行政权、海关税率、关税收支与保管等业务，都被列强掌握。对《通往北京的道路》的撰稿人来说，似乎这些都不重要，还不如用更多篇幅，讲讲赫德与中国女子阿姚的三个私生儿女有意思。
最后说说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人，我觉得确实有悲剧性的一面。他在杭州出生，回美国因为不会英语，十几岁被校园霸凌。在中国办燕京大学，先坐了日本人的牢，后来美国人让他一个只会办教育的人当大使、搞政治。再后来，他想北上回燕京大学，见中共领导人，又被杜鲁门和艾奇逊拦住，把他召回国，下“禁言令”，不让他讲话。
如果他当时不服从，坚决去北平，也不会回国被麦卡锡主义者打成亲共分子迫害，脑血栓半身不遂。遗嘱想把骨灰埋到燕京大学，现在是北大的校园，也多逢变故，最终没有实现，直到2008年，才最终移葬杭州，终究回不了一辈子魂牵梦绕的燕园。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是挺高的，但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毕竟被盖棺论定。《别了，司徒雷登》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是为了抨击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的，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司徒雷登只是文章抨击对象的一个象征物，换了别人当美国驻华大使，也是一样的。所以即使司徒雷登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个人品德也有可取之处，并不影响这篇文章的主旨。
司徒雷登对中国有感情，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全面失败的背锅者，也确实是被上级推卸责任的牺牲品。但从办学的角度，他也是在培养对美国有好感，符合美国在华利益的人，说他是美国文化侵略政策的一个执行者，也不冤枉，有感情和有利益并不矛盾。国内“知识分子”渲染司徒雷登的人品和情怀，主要不是为了同情他的悲剧，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大家都清楚。
《通往北京的道路》也是很讲究笔法的，比如对《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用的是“无情奚落司徒雷登”来形容，奚落这个词，意思是用尖酸刻薄的话揭人短处，使人难堪。还要加一个“无情”。这个笔法，大家都懂的。又比如这样的句子：“但直到此时，司徒雷登仍然认为没有哪怕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司徒雷登是怎么认为的，没有具体的引用，但却套用这样一个表述，和今天中国官方，在外交场合对美国的表述一模一样，那就让笔下的司徒雷登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对司徒雷登本人倒没有多大的恶感，但这些笔法上的小心思，我作为一名编辑，一眼就看得出来，实在让人无法容忍。
出任驻华大使，终究也是司徒雷登的个人选择，他可以选择继续当燕京大学的校长，难道美国政府还能强迫他吗？他的悲剧中，有不能改变的客观局限性，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主观因素。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时候，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局势，你可以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情感，也可以研究，正如作者所说的，他在大环境面前的“挣扎与努力”。但你不能把他身上的时代烙印彻底剥掉，误导读者。
如果我们的部分“知识分子”，我们的部分“笔杆子”们，多一些对民族与国家的情感，也许就能少编造，扭曲，传播与真实情况相悖的东西。我做了好多视频，谈过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文人”，但总是有新的选题。我又念了一遍《别了，司徒雷登》，其中说：“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我想把问题留给大家：为什么我们早就能够告别司徒雷登，却总是告别不了他们。
分析《通往北京的道路》的节目，上下两集，我们就更新完了。写稿子不容易，要看纪录片，看书，还要查阅很多资料，所以请大家举手之劳，能给我们一键三连，让我们更有动力能够坚持。我们做视频内容，手头的参考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就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杂志《东方学刊》，随时可以从里面吸收营养。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印数很少，很多人都来找我，要加价买。说实话，我们手里也不多，这本还是负责人私人送给我的，全新的。我们今天就抽这个杂志，只有1本，跟我们内容也有些相关，专题是《戊戌，中国与世界》，总第2期，也是2018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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