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总理在国际上一直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这和他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以及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成果都有着极大的关系。
而在周总理逝世之后，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这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让新中国在全世界瞩目
新生国家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关注，国家自身的硬实力强劲是一个方面，外交工作也同样极为重要。
周总理在漫长的革命生涯当中发挥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对于他来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采取了“孤立”、“经济封锁”等政策，企图将刚刚燃起希望火种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对外的工作，就落在了周总理等领导人的身上，他们也开始了艰难的破局之战。
在周总理的亲自布置下，一批外交干部被培养了起来，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率先和中国建交，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进展。
随后，周总理则立即确立了外交的突破方向，将注意力集中在印尼、缅甸、印度这些“和平中立派”国家的身上，这就需要沟通和磋商。
在中印谈判的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全面推广，这也是来自中国的领导人所展现出的独特外交智慧，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外交取得突破的过程中，中国还和缅甸、锡兰等国家展开了贸易往来，虽说规模不大，可这背后，却蕴含着“打破西方国家封锁”的重大意义。
让周总理大放异彩的，还是在万隆会议。
当时，面对各方代表的激烈争执，周总理“语惊四座”：“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
各国的代表在听到如此振聋发聩的言语后，瞬间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回顾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许多亚非国家都有着相似的遭遇。
而历史也证明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周总理当年在会场上提出的各项原则，也一直在亚非国家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周总理在外交的过程中有着极大的魅力，他也成为了许多国家认识中国的“一张名片”，他的发言又同时充满了真诚，许多外国人都感受到了周总理的友善，从而消除了对中国敌视和对立的情绪。
在当时的环境下，似乎也很难想象，仅仅在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就有一个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那便是法国。
1963年，法国总理受到戴高乐委托，于当年10月来到北京和周总理以及陈毅副总理见面，周总理十分清楚，若是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也是新中国突破封锁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成功。
双方的会谈一共进行了6次，周总理从来没有因为急于求成而选择“求全”的方式，始终做到“态度诚恳、不卑不亢、平等协商”，即使那会法国的“世界观”和中国还是有着很大差别。
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会谈果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第二年，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中法建交，这则消息也迅速传遍了世界。
在西方媒体的眼中，这则消息所带来的的是“外交核爆炸”，中国也正式打开了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也同样能够说明，美国的敌视政策是不可能天衣无缝的，也不会得逞。
周总理思维的灵活，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外交，是新时代的战场，特别是周总理渐渐和国际社会深入交流的过程中，“火药味”就显得越来越浓，外交官们所面对的挑战也同样变多。
周总理若要应对这一切，便必须将人格魅力完全展现出来。
总有一些西方的记者会抱着偏见提出一些刁难古怪的问题，可周总理总是能够以从容镇定的神情和睿智幽默的语言来应对，用事实的真相去不断揭穿那些抹黑新中国的言论，还能借机宣传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能够起到教育在场记者的目的。
掌声始终都环绕着他，这也是对他最好的肯定。
若不是周总理等老一代外交官的努力，在那样被动的国际环境中，恐怕也很难有那么多国家去认识一个真正的新中国。
他们努力了二十多年，终于在中美关系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毛主席和尼克松会面之前，周总理就和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当时，周总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申明中国的立场，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也对具体问题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让中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最后形成了《上海公报》，这上面摆明了双方的分歧所在，也同样列出了共同点。
公报的写法可谓是别具一格，这也正是由周总理建议而最终被美方接受的。
这是周总理的外交智慧，也是新中国成长过程中极为关键的要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周总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凡的总理，获得联合国下半旗的殊荣
很难想象，在周总理晚年进行那些工作的过程中，他的身体也遭受着痛苦的折磨。
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之后的他却依旧在工作，也不怎么过多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
2年之后，周总理因为劳累过度而病情加重，由于病情反复，很多活动都在医院内进行着。
后来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周总理做了大手术，术后病情才日渐平稳。
1974年12月月末，周总理不计身体状况，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的具体情况，希望能够获得毛主席的支持。
可这个时候的周总理身体状况同样不容乐观，他在此前的检查中被检查出便中有潜血，可他还是对医务人员说：“既然把我推向了历史的舞台，我就得去完成任务。”
叶剑英也十分关注周总理的身体情况，他也再三交代前去陪同周总理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也要保障周总理安全返回。”
第二年5月，周总理还是抱病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没过多久之后，他还去医院探望了谭震林和汪东兴，周围还有不少医护人员，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也提到了自己的病情，他说：“我估计还有半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作个交代。”
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出席的悼念活动，他对贺龙的子女说自己“时间也不长了”。
在总理病危期间，一直陪伴和守候在他身边的是邓颖超。
周总理曾对她说过：“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在感觉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那段时间里，周总理还总是考虑着工作的事情。
叶剑英曾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24小时陪伴在总理的身边，总理若是有什么内容要说出来，就要马上着手记录。
不过，一直到周总理在1976年1月5日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后，病情持续恶化，且气息十分微弱，周总理基本没有说话。
1月7日深夜，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用极为微弱的声音对身边人说：“我这里没什么事情了，你们还是去照顾身边的同志，那里更加需要你们。”
这也是在记载中，周总理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这则令世界震惊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当时，联合国旗帜降了半旗。
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间并不算长，且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过多位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还没曾专门为谁降下过半旗。
这也就引起了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争议，他们的外交官也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外的广场上，想要一个解释。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后，联合国的大旗还升得那么高，中国的周总理去世，为什么要降半旗？
面对这样的情况，联合国时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了出来，就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为简短的讲话，后来有人回忆说，这次讲话的时间还没到1分钟的时间。
瓦尔德海姆说：“为悼念周总理而降半旗，这是我决定的，主要有两点原因。”
这两点原因被秘书长提出来了之后，说明了周总理具有绝对的资格，也让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纷纷哑口无言。
其一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中一个极为知名的历史古国，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可是一国之总理却没有一分钱存款。
其二则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当时的人口能够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可是周总理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
瓦尔德海姆还同样表示，若是有其他国家的元首能够做到如此无私，那么在他逝世后，也能让联合国降半旗表示哀悼。
现场的外交官们，必然都是了解过周总理的生平，也知道周总理所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提出的各种被惯用的原则，还有他在“外交战场”上表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
在听了这些话之后，联合国大厦外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多代表可能不了解周总理个人的生活状况，周总理也没怎么专门提及过，若是他们了解实情，自然会对周总理更加尊重。
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子女，他对于下一代的爱，在对亲属子女和烈士遗孤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对他们也视如己出，要求也非常严格。
他曾在直属机关发出的呼吁中表示：“我们领导干部，要作出一些表率来，不要造一批少爷出来，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但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于秦二世……”
周总理的侄子周荣庆就从北京调到河南当了农民；他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插队地方入伍，即便如此，周总理都担心她“走后门”，专门派出人前去了解情况，北京军区机关招兵部门的人都表示从来没有首长打过招呼。
不过，周总理还是希望侄女能够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去，总理这么做，也是希望周秉建能够在那里扎根，并且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去做一些善事。
他一生都将人民视为天，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儿子，不能容忍一点点坑害人民的事情，一生的工作中，都始终保持着忘我的状态。
从1955年中国实行工资制度到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总理每个月的工资有404.8元，邓颖超每月的工资是343.7元，两人的工资除了支付日常开销之外会用在其他五个部分：资助亲属；补助生活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抚养烈士后代；开会人员以及客人餐费；党费。
这部分支出的钱，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统计，特别是在资助亲属、补助生活困难工作人员以及党费这三项上，就相当于周总理和邓颖超12年零5个月的工资总和，在“金钱观”上，周总理也确实树立起了光辉典范。
这种无私的精神和很多西方国家眼里难以想象的“生活方式”，再加上精神高尚的周总理也用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全世界，联合国也正是因为基于这些考虑，才最终选择为总理降了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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