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到1940年代，天津五方杂处，三教九流混居，北洋统治时代被打压的青皮混混重新崛起。
袁文会、巴彦庆、白云生等人纷纷“立棍”，不过这些人无论如何折腾，似乎只是地头蛇，完全没有办法与所谓“上海三大亨”相提并论。
除了这些混混儿欺软怕硬毫无“侠义”以外，最大的原因是天津混混儿在旧中国的“江湖”中排不上号。
众所周知，旧中国最大的江湖帮派是青红两帮，其中青帮是土生土长的民间结社，一开始有“反清”的大义所在，而在1920年代与国民党进行某种程度的合流之后，就变成了某种流氓组织。
因此，青帮自然以南方为重，但在漕运、海运重地天津，也是青帮的一大“堂口”
天津的青帮是20年代初传来的，一开始就扎根在混混儿和脚行组织之中。
天津码头
1860年天津开埠以来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海河两岸出现了80多个码头。比较重要的码头脚行和驻厂脚行，他们的头子都是著名的青帮分子，例如把持日租界码头运输的中局脚行头子袁文会，法租界紫竹林脚行头子“三霸天”，德租界小刘庄脚行张凤楼，大连码头脚行杨聚祥，招商局脚行的“八大金刚”，俄租界和比租界把持直沽一带的通和成脚行，英租界把持颐中、启新、卜内门、亚细亚四个公司的双议局脚行，以及把持棉纺一厂和美孚油行的同立脚行等皆是。
天津的青帮扎根于脚行，由脚行头子们主宰青帮达数十年，这是天津青帮的一个特点，外地青帮是没有这种现象的。
就是因为脚行头子们都是些胸无点墨的“粗人”，只知剥削搬运工人，胡作非为，形成地头蛇。有些自喻比较“正统”的青帮人士对此十分看不惯，但又不敢撄其锋焰，有时不得已还要对他们曲意奉迎。这些人都不是天津人，而是从外地“跑海”来的。他们来到天津根本不敢在“中国地”求发展，那是土生土长的青帮的天下，于是只能托庇于租界，形成租界里的又一种特殊势力。
青帮堂口
其中以袁克文为首，他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为人很斯文，书画文玩、诗词戏曲无不爱好。广交天下，大有孟尝君之概，所以不排斥下层社会分子，包括青帮。他认为结交他们有好处，不然不利于自身处世。他是在上海人的帮，属“兴武六”帮头“大”字辈。当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大”字辈以上的“理”字辈师父，结果在一位“理”字辈师父的墓地摆了香堂，由师兄代收，这叫“坟前孝祖”。
本来这样做法是违反帮规的，而由于他的“太子”身份，为他开了个特例。这样反而使他身价十倍，沪、京、津的青帮分子无不以他为标榜，投在他门下的有100多人。
有一种说法是袁克文名义上成了天津津北青帮的帮主，江湖喝号：“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
他来到天津一直住在英租界、意租界的豪华寓所里，不时大摆香堂收徒弟，直到1921年他死去。当时袁文会之流的大恶霸、大流氓头子羽翼尚未丰满，因此与袁克文无涉。
如果袁克文能活到1940年代，想来天津的青帮又是一番世界。
又如张逊之，这也是一位托庇于租界的青帮头子，他是厉大森的徒弟，属“嘉海卫”帮头“通”字辈，后来他自己也大开山门收徒逾2000人。他曾任《大公报》采访部主任，沦陷时期又任敌伪报纸《庸报》副主编。由于他有些文墨，而袁文会不识之无，他的青帮辈分比袁高，卒使袁折节于他，一切唯他是从。然而毕竟袁在天津市的势力占压倒优势，张逊之始终不能从青帮方面占上风。
还有曾收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和富永启堂为徒的魏大可，曾收何应钦、张宗昌、杨宇霆等为徒的王大同，曾任德兴盐务公司董事长、恒源纱厂副董事长的王慕沂，曾任北洋财政总长的张英华，曾收褚玉璞为徒的厉大森(厉是“大”字辈)，袁文会的师父白云生，天津赁贷业头子、人称“魏小辫”的魏子文，北洋戏院经理管兴权，国民饭店董事长潘子欣，袁克文的弟子、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天津驳船公司买办李汉臣(以上“通”字辈)等等。
另有一位有文墨的青帮头子陈友发，盘踞在英、法租界倚势弄权、擅作威福。他曾于直鲁联军时期当过天津警察厅庶务主任，后来在法租界开北洋饭店。他专门结交租界当局官员，如与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李汉元关系奠逆(租界警务部门的职司只限在他们所管辖的地界之内，所以如遇涉及界外的案件，就必须依靠与界外有联系的黑道人物，陈友发就是李汉元所依靠的人物之一)。陈所收门徒多是英租界内的商号经理、掌柜、海关缉私处的外班人员、报关行人员、轮船公司的买办、水手等等，因此他在出进口贸易界特别吃得开。陈友发的北洋饭店实际上还是个贩运鸦片的黑窝，印度烟土运津再由津转运各地，都以北洋饭店为转输点(另一个窝点是由袁文会开办的日租界德义楼烟馆)。陈友发是天津青帮中专吃英、法租界的一派势力。
有实力的上不了台面，上台面的没有“实力”，这就是天津混混儿和青帮的“不对付”。
更令人不齿的是，以袁文会为首的大混混儿做了汉奸，帮助日本侵略者奴役天津老百姓。
就是因为这些恶行，天津混混儿始终被视为民国江湖中的小角色，完全不能和上海的青红帮、理教这些“门派”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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