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阎崇年
中国书店成立于1952年,是我国第一家国有的古旧书店，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古旧书实体店。不仅销售、出版、整理古籍和传统文化类图书，还为国家公藏单位提供珍稀古籍资料、为各类图书馆和藏家修复善本、为国家抢救性地回购海外珍贵古籍……
而在历史学家阎崇年眼中，中国书店是良师益友。
历史学家阎崇年在中国书店
我家原来住在北新华街，中国书店在南新华街，在同一条大街上，因为很近，又爱看书，所以常到琉璃厂中国书店。
旧北京，书店少，书摊多。在东安市场、琉璃厂、西单商场、隆福寺街等地方，既有书店，也有书摊，形成北京东南西北四大书肆，是北京古都的一道历史文化风景。
1952年11月4日，中国书店成立。到1958年，以中国书店为中心，一百一十一家私营书店、书摊同中国书店公私合营，从此中国书店成为中国古籍书业的一艘航母，也成为东亚、甚至世界中华古籍书业的一艘航母。
这时的中国书店，具有书店和图书馆双重功能，从而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开放营业：
读者既可以去买书，也可以去看书。这就为学者提供了读书和交流的方便条件，所以中国书店就成为读者学者的良师；
二是员工敬业：
精熟业务，热情服务，对客如友，送书上门，书店的员工和读者学者交流交融，所以中国书店就成为读者学者的益友。
●良师
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
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商店都有柜台，柜台外面是顾客，柜台里面是商家。顾客与商家隔着一道如同“城墙”的柜台。记得那时我到某书店去看书，站在柜台外遥看柜台里书架上的图书，书脊上书名、作者的字很小，看不清楚，有时自然地越过柜台，走近书架，想看清楚那本书的书名和作者，但被售货员看见了，往往会遭到冷眼或白眼——这算是客气的，或许会遭到恶眼或呵斥，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便悻悻然离开书店。这也不怪售货员，因为那时的规矩，读者都要站在柜台外看书，如进到柜台里的书架前看书，那不是违反了书店的规矩吗！至于那时外国书店是否也在顾客和商家隔着一道柜台呢？不知道，未见过。
1987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去日本京都出席“世界历史都市会议”，会后到东京东洋文库讲学，也顺便去了书店，看到日本书店并不是这样的，书店里没有隔离顾客和商家的柜台。1989年，我去美国讲学，见到书店也都没有隔离顾客和商家的柜台。那时中国大陆到美国的人很少，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一位参赞对我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9年我去美国之前，到美国留学、访学、经商、公务、探亲的人，总数不超过5000人。”所以，亲身体验过没有柜台相隔的书店的同胞，自然不会太多。
然而，中国书店是开放经营的先行者。早先，琉璃厂的书店、书摊是开放的。中国书店继承琉璃厂古籍书店书摊对顾客开放的传统，既是读者买书的书店，又是读者看书的图书馆。在中国书店，不仅可以买书，而且可以看书。将顾客与商家融合在一起。
这道“城墙”，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逐渐取消——超市进了中国，随之书店、商店也都取消了将顾客与商家隔开的柜台。
作为开放经营的先行者，中国书店的图书，一开始就对读者全面开放，将顾客与商家融合在一起。如中国书店在孔庙时期〔注〕，整个东庑，19间，长约80米，没有隔断，完全通畅，从南到北，从地面到天花板，书架上全是琳琅满目的线装古籍，读者可以随手取书、阅览。琉璃厂的古籍书店也是如此。如廿四史，百衲本、老同文本、新同文本等各种不同版本，都归类依次排列上架，让读者随便翻阅，进行比较。又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元、明、清、民国，官刻本、坊刻本、雕版本、活字本，活字本又分铜活字、铅活字、木活字、石活字等，以及不同版本如殿本、写本、钞本、稿本等，可以随手翻阅。除了国图、首图等图书馆古籍部的先生，常人谁有这个条件？但读者、学者到中国书店就有了这个便利的条件。
我从这里学到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知识，胜似课堂上、书本上所学到知识的百倍、千倍，甚至于万倍！
在中国书店，不仅可以买书，而且可以看书。所以，中国书店既是卖书的书店，又是看书的图书馆。
百闻不如一见。大学老师开版本学、目录学的课，无论讲得多好，也不如亲眼一见，亲手一摸。我很多书是在中国书店看到、买到、看过、抄过，后来我写论文、出专著都得益于中国书店。
所以，我说中国书店是我的良师。
中国书店老照片
●益友
书业人串起优秀传统的文脉
当年我在中国书店有许多朋友，其中有的成为益友、挚友。举几个例子：
其一，琉璃厂中国书店、古籍书店，分楼上和楼下陈列图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顾客到楼上是有条件的，有的书还要开介绍信的。按我当时的年龄、资历、职称和级别是不够到楼上看书的。但可能因为我是常客、买客、诚（诚实）客，书店允许我或邀请我到楼上看书。中国书店拿我当朋友看待，我至今感激不尽。
其二，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孔庙的中国书店看书，因为这里书多、书全，一去就是一天，上班开门进，下班关门出，带着窝窝头、钢笔、本子和卡片。有位张师傅，看我站着抄卡片累了，就主动把我引到沙发上坐着看书、坐着抄书；还主动倒杯白开水（那时常人没有条件喝茶水）放在我跟前。快到中午时，他把我带的窝窝头放在炉子上烤热。这些深情厚谊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没齿不忘，甚至让我落下热泪。可惜这位张师傅的大名我记不得，如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以便写在文章或著作里。
其三，中国书店的老员工夏学孔（“批孔”时改名夏方），经常在吃午饭或晚饭时到我家，包着书来，打开包袱让我选，或带着新书目让我选书。钱不凑手时，先留下书用，待钱方便时再付。他说：“我多年以来，从给老板学徒到现在，很少在家里吃午饭和晚饭，都是在这两顿饭的时间，到教授、学者、顾客家送新书和新书目录，因为这时教授、读者在家吃饭能见到，也能跟你谈需要什么书。”
第四，在那十年间，刘书合先生每逢见我到书店，总是热情招待，嘘寒问暖，过年过节，常到我家，一进门就谈书，谈新书信息，谈我在研究什么，需要哪些书？要找的、要买的、要借的，他都热情帮忙。记得一次，我要买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8元。我当时没有钱，要积攒几个月才能买这本书。请他只剩一本时告诉我，后来他告诉我只剩一本了。但我的钱还差三元，要等三天发薪后才能凑齐，请他将书架上的书收起来等三天。三天后，我凑齐钱，去中国书店付钱取书回家。
第五，中国书店出了一批学者型专家型的员工。如孙殿起先生，原是琉璃厂通学斋书店的店主，熟悉书，爱读书，勤动笔，并著书。我也常去通学斋看书。他把经手、经眼的书，做卡片、做记录，整理成《贩书偶记》出版。我有一册，经常翻阅。他的外甥雷梦水，也是中国书店书工，格外勤奋，著《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书肆四记》《书林琐记》等，成为一代古籍版本目录学专家，而为琉璃厂书业专家的又一个典型。
第六，于华刚先生，生长在琉璃厂，工作在琉璃厂。他入中国书店后，为雷梦水弟子，由学徒书工到中国书店总经理、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精熟业务，勤奋读书，主编《中国书店藏珍贵古籍图录》等。于华刚先生热情待人，诚恳待客，尽管工作繁忙，我每次去都热情接待，介绍新版书、重要书、著名书、稀见书等，虽做了书店大领导，但书生本色不变，被誉为“古籍典范，书业精英”。中国书店七十年来，孙殿起、雷梦水、于华刚三代书业人，串起了中国书店优秀传统的文脉。这应是七十年中国书店历史的一条文化线索、一个历史见证。
近年来，随着个人经济和藏书条件的改善，又年事已高，去中国书店的次数少了，但是中国书店在我心中良师益友的地位始终如初。中国书店不仅是我学术上的良师，而且是我人生中的益友。
最后，现任中国书店掌门人张东晓和张晓东，接过了于华刚老总的接力棒，继续传承并弘扬中国书店的优良传统，已做出并在做出新的贡献！
〔注〕中国书店于1961年4月，将原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专家服务部及部分门市部的内部柜台图书，整合迁到孔庙东庑营业；1964年5月1日，又将孔庙图书迁至琉璃厂海王村大院内营业。中国书店总部也迁此办公。（责编：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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