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一次引产开始讲起，齐丽霞饰演的是被采访的小玉。
采访者：你一共怀孕有——5次？
齐丽霞：嗯。
采访者：就老大、老二要了？
齐丽霞：嗯。
采访者：后面几个都做的流产？
齐丽霞：是引产。
采访者：引产？
齐丽霞：嗯。
采访者：那实际上都几个月了？
齐丽霞：都四五个月了，孩子都长全了。
46岁的齐丽霞是“木兰花开”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自2010年开始，她创办“木兰花开”，关注在北京的外来务工女性，以集体创作形式促进群体发声。《生育纪事》便是她与女工和中央戏剧学院赵志勇教授共同推进的产物，剧中演员均是来自北京东沙各庄附近的外来女工。剧本讲述的是一位在北京务工的70后女性“小玉”的生育故事，取材于“小玉”的真实经历——她经历了两次生产，三次引产。
“生于70年代的女性无法避开生育，除非是不能生，底层女性更不用说，人工流产，在家生产，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非常多。”在齐丽霞看来，社会惯性的男“授”女“生”，生孩子是女人天职的思维，让众多生育后的女性深陷“惶恐“、”茫然”及“羞于启齿”中，而这种生理及心理的双重疼痛是一直被忽视的。
舞台上，引产手术正在进行中，小玉因剧烈疼痛挣扎。
引产之痛
舞台上，寒冷的冬天里，手术室没有暖气，李兰饰演的中年小玉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大夫在为她做引产手术，白色的幕布背后，医生用钳子从李兰的身体里夹出肉块，李兰挣扎着。加了舞台效果的引产现场，让人感到身体有些颤栗，从手术台上下来，李兰的额头已经微微出汗。虽是表演，李兰还是有痛感，那是记忆被打通的瞬间。
真实生活中的李兰，最近一次引产是在三年前。“发现月经一个多月没来，去查，已经怀孕50多天，之前一直想着，身体有环，应该不会怀孕。”问及为什么不留下孩子，李兰说，主要还是考虑到经济条件问题，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再来一个，无法保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来了也是受苦，在李兰的理解里，舍弃是出于爱，这是自己无法解决的难处。
李兰的丈夫1993年来北京闯荡，做过多种工作，目前主要是带着工人承包一些大型厂房的消防喷淋。他们的家庭一直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北京的十多年时间里，两个孩子先后长大，女儿已经回到河北衡水念高二，儿子读小学6年级。
5月11日晚，李兰的丈夫带着12岁的儿子来看老婆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舞台上的老婆，在一群青年男女观众之间，他显得有些不自然。
在李兰丈夫的理解里，生育是女人的天职，因为要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在李兰生老大和老二时，他都只回家陪伴了一周，剩余时间都是自己的父母在帮助照顾，老婆也很少向自己诉说。
选择引产是夫妻二人共同的决定，流产后的隐痛却是李兰一个人在承担。“月经期几乎没有经血，却有着经期的症状，下腹胀，腰酸痛，情绪低落……”即使一直在吃中药调理，但刮宫手术造成的不可逆伤害一直伴随着。
每次表演，当李兰从引产的手术台上爬起来，她都会颤抖，一方面是因为用胳膊支撑着爬起来需要力气，更多的是让她想到了曾经失去的孩子。
排练室，中年小玉在手术台上等待引产。
上环，是女工对抗怀孕的方式
即使不生育，为了避免怀孕，一直以来，这些女工的身体也一直在承受着时不时袭来的疼痛。
前段时间，故事原型小玉与齐丽霞碰面，小玉告诉齐丽霞，她去医院取掉了身体里的旧环，上了新环。上环，是这些女工们对抗怀孕的主要方式。齐丽霞说，“‘姐妹们’很难要求，一方面是她们开不了口，一方面是男性很难主动避孕，他们不习惯。”小玉向齐丽霞形容取环时的痛：像针尖刺在皮肤上。一想起要经受这种痛，齐丽霞就放弃了要去取环的想法。20年前生了女儿之后，她主动去上环做了节育，环已经与齐丽霞的血肉凝结在一起，对她来说，环长在身体里的疼痛与取环时的疼痛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痛，只有自己知晓，一直存在。”
但，环并不是都有作用，在生了老二之后，李兰就是在身体有环的情况下，依旧怀孕两次，最终均选择了流产。为了不再怀孕，流产后，李兰依旧去选择了上环，即使当下的年纪，她已经不太再有可能怀孕，但前两次怀孕的经历依旧让她感到恐惧。
关于生育，男人们了解甚少，都是女人自己与自己作战。与她们交谈的过程中，你其实会发现，她们并没有去责怪男性，她们认为一时无法改变男性的行为，所以女性要先付出，先改变。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她们的生活都困于现实的生存，要通过工作在大城市立足，她们无暇顾及，生孩子只是组建家庭后必经的一环，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大多数女工，并未意识到生活有时候需要反抗，她们只是平静地去迎接苦难。如同舞台上刚做完引产的李兰，她只能选择将身体蜷缩起来，平静地低声地啜泣。导演赵志勇说：“剧中的主人公在她们整个的生育过程中，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因为生活条件太艰苦，很多事情都只能默默承受。”
在舞台上，小玉的两个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第一个孩子由乡村郎中接生，生第二个孩子造成了外阴撕裂，只能用高锰酸钾消毒缓解疼痛。
男人们在剧里几乎是“消失”的，唯二的两位男性演员，一位饰演年轻乡村郎中的江枫，一位是饰演年轻时的小玉的公公的老张，两人也都来自东沙各庄社区。69岁的老张说，自己已经去世十年的妻子，在生孩子的时候就遭遇过外阴撕裂，演完这部剧，他感到自己当初做得很不够。
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特别的，李兰的丈夫来看她的演出了，这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只是因为他刚好这天有空。赵志勇说，男人是否缺位，实际上跟具体的人有关系，夫妻感情比较好，丈夫对妻子关心体谅就较多，排练或演出的时候会过来看，甚至没什么事的时候过来帮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女工的丈夫们，大多是跑运输或做工程的，工作非常忙，“忙一整天，好不容易休息了，你让他要来看这个演出，他们本来也没有这种习惯。妻子有演出，丈夫一定要陪着看，这可能是我们城市里中产阶级式的理解，你们唱唱跳跳的，你高兴，你爱玩儿，你就去呗，反正我就在家，一个人呆着也行啊。”《生育纪事》的初衷并不是批判男性的缺位，而是呼吁人们关注女性生育之艰难。
排练间隙，一名女工的丈夫带着孩子在排练室外的路上玩耍。
成为母亲需要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真实生活中的饰演年轻小玉的演员徐慧是一位85年的年轻妈妈，女儿已经5岁，舞台上的“痛”，她无法感同身受，她只能尽力按照导演的要求去表演。在她看来，更年轻一代的女性有了更多的生育自主权。“我是不会再生了。”相比70后一代的女性，徐慧们的生育疼痛更多来自心理和情绪。
段玉是谢幕之前的吉他弹唱演员，随着《不完美的妈妈》歌声渐渐弱下去，剧也走向了终结。这首歌的歌词核心只有两句：不要期望太多，不要牺牲也不要伟大。
段玉与徐慧同龄，正式演出上午她带着女儿从天津蓟县坐火车来北京。段玉也有过在北京务工十多年的经历，去年，她离开北京回到丈夫的老家带孩子上学。她爱好唱歌，和另外三位姐妹组成了一支女性民谣乐队九野乐队，倡导性别平等和儿童权利，在公益机构有表演需求的时候，段玉会回北京协助。
生女儿时，段玉打了无痛针，“疼痛是延迟的，生的时候感觉不明显，但药效过了，痛感会一点点上来，骨头像要散架一样。”怀孕虽然是计划中的，但成为母亲却需要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段玉成长在一个离异家庭，由爷爷奶奶带大，十八岁便离开东北来北京，数次离开又返回北京。“我并不是一个天然爱小孩的人”，段玉说，她与女儿的感情是在养育她的过程中才逐渐建立起来。
生产之后，段玉曾陷入长时间的产后抑郁，“觉得一切都是灰色的，总是无缘无故流眼泪”。当时，段玉跟随丈夫在浙江一处养马场生活，“坐月子”期间，妈妈在身边，“但这种情绪你又不能给妈妈说，她本身照顾我就已经很辛苦”，丈夫回来后，常常是躺在沙发上休息，压抑的情绪经常想爆发又憋回去。女性朋友来看她都感到纳闷儿，这里有山有水，还有马、鸡牛羊，一幅田园牧歌场景，你怎么还不开心呢？段玉无法向女性朋友解释这种不开心，觉得自己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
女儿两个月大，段玉就带着她坐火车离开了丈夫工作的养马场回了辽宁老家，在老家，有亲戚，还有同学朋友，生活渐渐从阴霾中走出来。段玉后来分析自己当初陷入产后抑郁的原因，她解释，最根本的是自己切断了与外界的“关系”，在浙江自己没有圈子，只能依靠丈夫和妈妈，但亲密的人有时并不理解自己。她经常告诫尚未生育的姐妹们，如若将来生孩子，一定要呆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里，不要只依靠丈夫。
段玉与丈夫一个月才能见一次面，这并未影响到她的生活，她一直喜欢相对“自由”的状态。她说，《不完美的妈妈》就是要告诉姐妹们，女人在做母亲之后，更要做自己，不是每一个母亲都必须忍受疼痛。
一名女工在正式演出开始前，协助布置生育展览。
生育主题展览上的老物件。
难解的困境
齐丽霞被姐妹们形容为一个强大的女人，2009年，她带着9岁的女儿来北京，女儿读大学后，北京的家中一直都只有她一个人。
木兰花开公益机构所在的东沙各庄，是一片类似于普通北方县城的区域，三四层高的楼房鳞次栉比，租房者主要是一些来北京务工的建筑工人、家政工……随口一问，他们基本都来自河北、河南、山东……这与木兰花开公益机构里的女工籍贯重合，她们大多也是来自这三个地方。
“木兰花开”面临困境，资金不足，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宣传困难，常被当成搞传销的。她的生活一直在面对流动，这种流动就如同屋外街道上的店铺招牌，隔几天不见，就会有招牌变了样。东沙各庄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上万人，能够参与到齐丽霞公益机构的女工并不多，一方面大家不知道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草根公益机构，也没有资源去做宣传。更重要的原因是女工们没有足够的条件，工作太忙了，生孩子了，回老家了，女工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流失。相对于城市里有固定工作和节假日的女性，外来女工可选择余地很小。
近几年，公益机构的活动空间越搬越小，要找到女工们平时的活动室有些难，它隐藏在马路的拐角，一扇已经生锈的铁门，门前一棵枝叶茂盛的桑树，墙上一副指示牌，显示了它的所在地，五间房，每年租金七八万元。齐丽霞在东沙各庄已经呆了七年多，周围熟悉了，即使空间小，她也舍不得搬。
常有人问齐丽霞，如果木兰花开公益机构不存在了怎么办。她说，她已经能接受这个结局，任何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她已经不在乎自己头顶已经白了一半的头发，对生活近乎没有过多的欲求，活得强悍又简单。
公益机构空间不够，每次排练，齐丽霞都要自己去寻找场地。5月9日下午，为了找一个适合演员排练的场地，在姐妹的建议下，齐丽霞打通了一处离工作室不远的闲置超市留在玻璃门上的电话，对方要价500元，她砍价到300元，搞定了第二天的场地问题。
从九十年代在深圳做生产线工人开始，齐丽霞就一直关注女性权益，公益这条路也让她拥有了比其他女工更开阔的人生观。她可以很坦然地跟女儿谈论性别平权话题，支持女儿去国外读书，选择喜欢的路去走，对待生死也很乐观，她希望能够无病痛地走，最好是在走后消融于大海里。
剧中的“小玉”们，除了徐慧，剩余5个演小玉的女工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经40岁左右，她们当下纠结的仍是现实生活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将要面对的养老难题。
原型小玉隐身在舞台背后，她与齐丽霞同龄，从四川山区来北京打工十多年，跟舞台上的“小玉”们互称姐妹。对原型小玉而言，这种“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当舞台上演着自己的真实故事，依旧会让她感到痛苦。她没有在排练现场和后台出现，选择了隐身，拒绝了媒体的探访。小玉还生活在东沙各庄附近，她现在最烦心的事是两个儿子的婚事。老大28岁，老二小三岁，两人都没有女朋友，这愁坏了小玉。
《生育纪事》的结尾，导演赵志勇借演员的口将小玉当前的困境表达了出来：我家两个儿子，我跟我老公只能当牛做马累到死！
在舞台上，这一切的困境，最终并没有可以解决的答案。生育之后，将孩子养大，她们该去往何处，并不确定。
在剧中，“小玉”告诉姐妹们，老了干不动了，她想回到乡下，将老屋修缮，在房子周围种些菜，养些鸡和猪，供应给在城市打工的儿子们。
但恍惚间，“小玉”又想起，如若将来儿子们结了婚，她得帮忙带孙子孙女……这么一想，回乡的愿望就更遥不可及。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除齐丽霞和赵志勇外，其余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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