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在文体上分别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诸封长信与一部话剧构成。这其实与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有关。
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果按照当下网络上流行的“批评”莫言的逻辑，大江健三郎也是日本社会的批评者。而被个别网红贴上了“反动”标签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颁发给一个持日本社会的批评者呢？并且，这个“批评者”对中国还异常的友好。这逻辑上是不是有问题？（萨特也是法国社会的批评者，对中国、苏联友好，全球知名左派）。
特别想和我网友们强调的是：
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拒绝接受由日本天皇本人授予的文化勋章。他“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
大江健三郎曾先后在1960年、1984年、2000年、2002年、2006年、2009年多次访问中国。
其中在2006年9月的访华活动中，特意在2006年9月12日至13日间前往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大屠杀幸存者及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进行了座谈。在 2009年1月的访问中，他参观了北京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情同谊深 ，他曾多次谈及 ，莫言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竞争实力的候选人 。
莫言曾与大江说起自己的下一部小说 ，将以现实中担任乡村妇科医生工作的姑姑为原型 ，大江很感兴趣 ，并特意于2002年春节在莫言的陪同下拜访了姑姑 。
而《蛙》中 ，莫言将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第一封信的落款时间写作 “2002年3月21日 ”，恰与大江健三郎的访期衔接呼应，可见杉谷义人的“原型”就是大江健三郎，同时也是莫言对大江健三郎的“致敬”和“感谢”。
莫言曾讲 :“就想是不是可以写给一个日本作家？但是我生怕别人攻击我。因为大江健三郎先生表扬过我很多次，尽管我不断的解释。 假如我写给大江健三郎，会招致许许多多讥讽之声 讽刺之声。但是我想还是写给一个日本人比较恰当。”
在是否写给一个“日本人”的问题上，莫言虽有一番纠结，但最终还是坚持采取了这种文体。客观上讲，莫言是喜欢这种写作的叙述方式的。莫言曾不无得意地说，在《红高粱家族》中采取“我的爷爷、奶奶”的写作方式，让他可以轻松地在主人公和上帝视角间切换，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写作效果。
而正如莫言所担心的，《蛙》在2009年岁末发表后，果然就有一部分人跳出来大骂莫言“献媚”。并很快引起了一番讨论，甚至是论战。
而基于《蛙》对莫言的批评，随着2011年《蛙》获得了第八界矛盾文学奖，算是告一段落。
但又随着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卷土重来。只是此时，经过三年左右的沉淀，已经有更多专业的读者从理性的角度客观认知了蛙的优秀，所以批评的声音虽表现得来势汹涌，但是后继无力，虽有个别人不时出来咒骂两句，但整体上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有意思的是，估计莫言本人和当年的“专业拍砖人”都始料未及的，十年后对莫言的批评竟因为一个外行网红而达到了高潮。
这迟到了十年的“呼应”，这缺席了十年的“狂热”，是因为什么呢？
唉，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的感慨：起哄不是爱国，无知不是良知……无知不是错，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还招摇过市就太丢人了……特别提醒，千万别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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