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常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露，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大概是最早见于诗话的关于诗词用典多寡的评论。
稼轩词用典用事之多，称为宋词第一。自宋室南渡至今八百余年间，论家对此褒贬不一，其中以刘克庄、岳珂的“掉书袋”“用事多耳”为贬者之始，遂使后世论者，不管是大学者，还是微有识力的初学者，都会在大量的褒益之词后加上“掉书袋”“炫博”的尾巴。特别是到了八百余年后的今天，这些观点愈来愈被更多的人接受。
稼轩词的用典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特别的存在，和稼轩本人曾参与镇压茶商军一样，人们对此一直采取贬多褒少的态度。但大多数人并未真正认识到，词作为一种“要眇宜修”的独特的文学存在，是可以而且也必需有多样的变现方法的，欧阳永叔、秦七、黄九、易安、清真、白石、梦窗等并不能概括整个宋词。南宋词所走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以铺陈思力为作词准则的一路以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为代表；而另一路以肝胆激烈为核心的派流自是以辛弃疾为正宗。对南宋“恢复”词人领军人物的词作进行分析研究，能让后世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南宋词的全貌，从而能以更客观的态度对待南宋词。
1 宋词用典的渊源及演变要真正理解稼轩词用典的蕴意，则必须了解宋词用典的渊源及演变，特别是宋代士人爱谈理趣禅机、好发议论的时代空气，这样才能在宏观上把握稼轩词用典的来龙去脉。
1.1 宋词用典的渊源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
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虽是评稼轩用典之广博，却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宋词用典来源之广。宋词用典，首先来自于永明以来，主要是受唐诗、骈文的启发。但较之于唐诗，则更显广博。宋词本取法于唐诗，特别是永明时期王融、谢朓、沈约为格律诗初步建立规范以来，讲究声律、对仗工整、用典精巧便成为唐诗应有之意，因此唐朝历代大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杜牧等，无不精于用典。宋词承其余绪，故唐人所用典故，宋人尽可承继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宋词可以取唐诗之诗意、唐人之典故，还可以取意于同时代的宋诗，如对宋初“西昆体”的批判和继承。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士大夫贵族不满于盛行于宋初的枯燥空洞的白体诗，故通过唱和，以李商隐为宗，逐渐形成了以“语义要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仗工整”为要义的“西昆体”。真宗以后，这种堆砌辞藻、空洞无物的诗体便开始为人诟病，但“语义要深”“ 用典精巧”等有益的方面还是被有识之士所认同，并运用于诗词创作中，这些都是唐诗所无而宋词独具的。
以稼轩词为例，稼轩深谙唐、北宋人掌故，故其作词，往往将唐宋人诗意巧妙地融于自己的作品中。如《上西平·送杜叔高》一词中，稼轩便将唐杜甫《春日忆李白》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巧妙地压缩为“江天日暮，何时重与细论文？”不仅符合当时送别的情、景，更是将自己与杜叔高比作了杜甫和李白，依依惜别之情，见于笔端。又如《鹧鸪天》（病绕梅花酒不空）一词中，稼轩便将苏轼《海棠》诗中名句“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移花接木为“直须烂醉烧银烛”，以海棠诗入写梅词，不仅有创意，还甚得妙处，千载之下，也只有稼轩一人了。
1.2宋词用典的演变词源于中唐（李白的《秦娥怨》《菩萨蛮》等词作据考证为后人伪作），本是歌筵酒席上聊佐清欢的歌女演唱的歌词，源于民间。故早期的词，一般是不用典且也不可能用典的，即便是晚唐温庭筠、韦庄，西蜀花间词，南唐后主李煜、宰相冯正中，宋初的欧阳修、晏殊、张先等，其词作也少用典故。据考证，第一个在词作中大量用典的人物是宋初的“馆阁体”文人杨亿，他的第一阕大量用典的词作是《少年游》：
江南节物，水昏云淡，飞雪满前村。千寻翠岭，一枝芳艳，迢递寄归人。 寿阳妆罢，冰姿玉态，的的写天真。等闲风雨又纷纷。更忍向、笛中闻。
在这阙小令中，词人用了张九龄、陆凯、寿阳公主、李白这四个人的典故，将江南的梅花描写得极为生动传神。虽说并未尽脱花间词的习气，却因用典贴切，还是写的典雅蕴藉，富有生气的。
杨亿之后，范仲淹、宋祁、柳永、王安石等人也或多或少开始用典，但因词尚未走出风花雪月、歌筵酒席的藩篱，故用典一直未达到较大的规模。宋词只有发展到苏轼手里，才开了用典的一时风气。它始而如涓涓细流，终而在稼轩词中得道成仙，蔚为大观。
苏轼知密州期间才开始写词，相传他第一阕豪放词是《江城子·密州出猎》，其词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虽是第一阕豪放词，然大词人自有其大手笔，故该词充满着弯弓射雕的乐观主义精神。虽只用了孙仲谋、冯唐这两个人的典故，但因用得恰到好处，则更显得相得益彰，如“水中着盐，饮水乃知咸味。”
苏轼之后，张孝祥继其衣钵，继续走豪放词的路子，但终因才力有限，并未能将之发扬光大。豪放词只有到了稼轩手中，才真正达到了“横绝古今”的地步。而稼轩之后，刘过、张元幹等人继其衣钵，被称为辛学末流。然他们“仅得稼轩糟粕，既不沉郁，又多枝蔓”，故陈廷焯又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极沉郁。不善学之，流于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可谓确论。
2 稼轩词用典双重效果的探析稼轩词喜用典、善用典，根据邓广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对620多首稼轩词的笺注，可知稼轩词用典者达570余首，竟占了稼轩词的九成以上。关于稼轩词用典的功过，八百余年来一直褒贬不一，陈霆曰：“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用，称是妙手。”然刘克庄却嫌其“掉书袋”，岳珂亦“微觉用事多耳”。不管怎样，一种词风的存在，必有其名世的理由。稼轩词能自成一体，是与其“崇豪壮，尚阳刚，语言雅健豪宕，好议论又复多用典实”分不开的。其“万古一清风”最显性的体现，是在它的用典上。笔者认为，稼轩词用典具有两个双重效果，兹略述于下：
2.1 稼轩词用典之双重效果的具体表现2.1.1 稼轩词外在形式与内在意境构建下的双重效果词作为一种“要眇宜修”的文体，作者所可以经营的，乃是营造一种变幻莫测，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境界。这边产生了两个问题：词人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去营造这样境界？怎样才能使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境达到完美的结合？这些问题集中在稼轩词上，便是大量的用典。现以《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为例，略以概述，其词曰：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候。
该词共用了《作传》《晋书·苻坚传》《晋书·杜预传》《史记·匈奴传》《战国策》等八个典故，占据了词作的大部分内容。上半阕词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场面宏大、战争惨烈、人物众多的历史画卷，其中“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一句使我们想起了稼轩在《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一词中所塑造的少年辛弃疾的形象。然如此少年英雄，最后竟沦落至“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候”的尴尬境地。千古之下，也令人恻然。词人通过用典，使词作的文字古雅、厚重、沉郁，从而又营造了一种无奈、抑郁不得志的意境，外在形式与内在意境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缪钺在《诗词散论》中所言“稼轩作壮词，于其所欲表达之豪壮情思以外，又另造一内蕴之要眇词境，豪壮之情，在此要眇词境之光辉中映照而出，则粗犷出而精神益显，故读稼轩词恒得双重之印象，而感浑融深厚之妙。”正是指此。
另一种观点则是，这种作法有时不免幻想驰骋得太远，有不自然、不真实的虚伪矫揉造作之病，有的作品甚至是“经史中生硬字面”。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虽然不无道理，但矫枉过正太甚，则显得不能以完全的文学史眼光去评价古人和他的作品了。
通观南北宋的词人，能通过用典从而将词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意境达到完美融合的，除了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为数不多的词作差可比拟稼轩词外，再无他人及得。而通过用典建构下的稼轩词，其外在形式和内在意境构成的双重效果，又是独具魅力的。
2.1.2 文本与读者期待视野组成的双重效果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之间，常常呈现出顺向相应与逆向受挫两种过程。而读稼轩词，我们却不能完全遵守这两条规律。读稼轩词时，读者对文本的期待视野一般是顺向相应的，我们都知道稼轩要抒发一种抑郁不得志、欲说还休的感情，而最初的阅读印象似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合，但当我们反复吟哦后却发现对词的具体细节、主旨等又不甚分得明白。这边产生了一个悖论，读者在顺向相应后，马上进入了逆向受挫的境地。
通过回忆当初我们阅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作品的经验，我们知道，在阅读稼轩词之前，大概已经了解到辛稼轩的生平和为人，故而对于他作品的期待视野一般是定向的，通过阅读似乎觉得果然如此。但对于具体的细节，如“元嘉草草，封狼居胥”“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八百里分麾下炙”等，我们又不甚了了，非查了工具书后不能理解。这便为他们落下了口实，说这是“掉书袋”，妨碍了行文，不符合创作规律。另外，稼轩还喜欢用翻典，翻典者，即反用以前之典故。如《踏莎行》一词中“栖栖”两字，原出于《论语》，本是一位老者讽刺孔子四处奔波，疲于奔命的言辞，他说：“丘何为栖栖者。”但在稼轩用来，却象征着一个人内心孤苦、无人赏识却依然顽强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又如其在《千秋岁》（岁垣秋草）一词中说：“留不住江东小。”其典故出于《史记·项羽本纪》：“江东虽小，地方千里。”在“江东虽小”后面加上了“地方千里”四字，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即江东沃野千里，土地极广。然在《千秋岁》中，却只截取了“江东虽小”这四个字的意思，以暗示小地方留不住英雄，而英雄应该是“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的。诸如此类，把本就难解的稼轩词推向了一个更深奥的境地，文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然范曾云：“要在用事准确，则意蕴丰厚，且也诗词本非必待人人解透后知其佳作。”又云：“嫌掉书袋者，读书少耳，正应责诸己，不当苛求人。”可谓知稼轩者。
2.2 稼轩词用典双重效果的特点2.2.1 非凡的组织能力施议对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谈到了“组织能力”这个概念。认为其首先体现在稼轩对词调的驾驭能力上；其次体现在语言运用，尤其是大量用典、用事上。笔者认为，“组织”二字，用于稼轩运笔能力的概述方面，当拆开来讲。“组”和“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连个概念：“组”是从文字编排、遣词造句等方面讲，“织”却是从词人苦心经营词的意蕴方面讲。当然，两者又是统一的。现以《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来作具体论述，其词曰：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郁孤台，在今江西赣县西南。《赣州府志》曰：“郁孤台，一名贺兰山。隆阜郁然孤时，故名。”《舆地纪胜》曰：“郁孤台……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数丈，冠冕一郡之形胜而襟带千里之山川。”后李勉登台抒怀，乃改其匾为望厥。稼轩以此作为起句，统领上半阕，如“清江水”“行人泪”“长安”“无数山”，其中有一条暗线，即“望”。而作者言志一般都是“欲说还休”的，他刚刚起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乐观积极的观念，却马上陷入了“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的怅惘中不可自拔。正如施议对所言，“笔笔能留，字字有脉络，在纵横豪宕的奇变中见其纪律，见其法度。”稼轩通过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具体显现了稼轩词用典中外在形式和内在意境构建下的双重效果。
2.2.2 能紧著题，融化而不涩，用事而不为所使，进现成为浑成《梦溪笔谈》中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有一仕人遗人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甏，汤燖右军两只，聊被一馔。’”用典用到这个份上，则可谓剑走偏锋，贻笑大方了。姜夔在其《白石道人诗话》中言道：“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俚言，得活法者也。”僻事实用，熟事虚用，乃得用典妙法。现以《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为例，略以概述。其词云：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此词当为稼轩词用典最多者，凡有9处。“遥岑”句化用韩愈《城南联句》：“遥岑出寸碧，远目增双明。”“玉簪螺髻”出自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及皮日休《缥缈峰》；“吴钩”出自《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又或出自杜甫的《后出塞》诗：“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栏杆”句出自王闢之《淹水燕谈录·卷四》；“无人会，登临意”得自宋僧文莹《湘山野録·卷上》：“鲈鱼”二句暗用张翰事；“求田”三句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忧愁风雨”出自东坡《满庭芳》词；“树犹如此”乃是化用《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桓温北伐事。韩愈、皮日休之诗，吴钩、栏杆等都是普遍的意象，那是“熟事”，故可用于虚写；张翰、刘备故事，见于史籍，非饱读诗书者不可知，故为“僻事”，宜用实写。稼轩以“横绝古今”之才，“运斤成风，削去圭角，则所谓‘圆者体规，其势也自转’矣。”将典故融化于无痕，紧扣主题，融化而不涩。当然，因为稼轩超凡的“组织”能力，故能用事而不为事所使，进现成为浑成。
自然，稼轩词能将用典融化于无痕，这便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拉开了。读者往往是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很多典故甚至从未听闻。当然，文本是死的，读者欲读懂稼轩词，了解其故实，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古文功底，掌握基本的文学接受理论。德国文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赛尔在探讨这层关系时提出了“空白”的概念。所谓“空白”，是指文本中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的“未言部分”，或称为未定的“空域”，具体来说，它是指文本结构中文本自身未作说明，因而读者也不易察觉的连接点。根据伊赛尔的理论，“空白”处即是文本与读者交流的连接点，是需要读者“以揣度去填补的地方”。当然，伊赛尔的理论也力图避免把作品本意看成唯一“正解”的客观主义，只强调读者作用而对作品作出随意解读的相对主义的两个极端。读者阅读稼轩词时，切不可望文生义，在遇到读不通的字、词、典故时妄加猜测，造成随意解读稼轩词的不良后果。
2.2.3 善用赋比兴，于典故中感发生命范曾在《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一文中指出：“以诗词一道，倘平白说去，虽有亲切感，而往往不足供回思咏叹，且也中国诗统自诗经六艺中之赋比兴开始，必有所铺陈，有所比列，有所兴起。”又说：“楚辞《离骚》苟无典章故实，则非屈子之作矣。”范公于此文中所论者，在“用典好不好”上，犹未论及“用典太多好不好”。他看到了稼轩与屈子、少陵的相似处，即都爱用典，有时甚至一句而用两典。但却未察觉到两者的不同处，即稼轩用典远比屈、杜两子为多。现在的问题是，用典太多符不符合传统的诗教？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夫子的意思是不是说，为了达到“辞达”的效果，可以用尽一切办法并包括大量用典呢？当然，夫子所谓的“辞达”的道路，是“赋比兴”的诗教传统。
用典当与比兴相反而相承，即“以我观物，以物观我”。稼轩词中，如《永遇乐》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即是以廉颇自比；又如《摸鱼儿》中“娥眉曾有人妒”，娥眉者，亦稼轩自比也。当然，稼轩运用赋比兴的方式与别的词家又有许多不同。大多数词家一般是因物起兴，缘情用比，多逃不开一物一咏的藩篱。但稼轩天资夐异，某处景物只不过是他抒发情性的突破口，因而往往是一发儿不可收拾，思绪能在几千年的时空里予求予取，寻找心灵的慰藉。故而流于笔端的，往往是大量的用典。多数人以此为病，然《蔡宽夫诗话》中说：“荆公常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露，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正是对这种观点的一个间接的反驳。
“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以有限之文字，营造一种含蕴隽永的意境；同时因志起兴，能与潜藏在读者脑海中的某些情愫暗合，激发出其阅读钻研的兴趣。这无疑又对读者因稼轩词用典太多而不易消化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读者若能通过“赋比兴”这三个诗教传统来理解稼轩词，则稼轩词因用典而建构的文本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双重效果也就不能理解了。
3 稼轩词用典的原因及双重效果的评价3.1 稼轩词用典的原因张岳伦在《辛弃疾用典原因初探》中将稼轩词用典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三点：一为避祸，二为喻今，三为炫博。恐为不当。用典者，“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张氏所谓的“避祸”“ 喻今”，稼轩词用典应有之义。然“炫博”云云，诚为子虚乌有，当非确论。盖稼轩乃性情中人，一吟一咏必出自肺腑，而《论》《孟》《诗小序》《南华》诸经典中人与事，一经饱览，便在潜意识中与个人身世、性情混合为一，业为同体之血，再无典故、今世之别。故其作词，常于不自觉间，典故盈于笔端，亦其性情也。往往一事亦不可改，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非复稼轩性情。据岳珂《桯史》记载：
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伺妓歌其所作……继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尔。”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座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由此可知稼轩亦知其用典太多在别人眼中要是一病，但他刻意去改，却累月不能更动一字，可知其勉强减少用典亦不可为矣。若此，则可作一譬喻：设若人有一瓶，已有微隙，然主人不察，因而瓶中之水常于不自觉间从微隙中流出。水少则主人复添之。如是再三，若主人不换之，则瓶中之水又必将溢出。其瓶若稼轩，不用典则自非稼轩本色。
稼轩词用典，除个人性情、学力外，还与南宋词的书面化、诗化有关。因此，探究稼轩词用典的原因，不仅要从其自身的文学创作方式来看，还要联系其文学创作的时代空气、历史渊源等。
从词的发展历史来看，词最初作为歌筵酒席中聊佐清欢的诗余，其文学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故黄山谷谓之“空中语耳”。然随着宋人对词的认识的不断加深，至南宋其文学地位已可与诗等量齐观。南宋古文运动势微，诗歌领域所出的诗人除放翁、诚斋等人外再也无可观者。究其原因，自是与大部分南宋文人专力于词是分不开的。词在南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词的文字编排、意蕴营造、章法结构等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南宋词的创作循着苏轼“自是曲中缚不住者”的道路，愈来愈倾向书面化。这也是词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词的文学地位在南宋得到了最终的确立，因此文人填词已不再是消遣娱乐，而是与“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理论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南宋词的创作愈来愈倾向个人化、文学化。文人通过渊博的学识、非凡的文字编排能力来填写词句，因而出现了以文为词、以思力为词等多种多样的创作方式。稼轩词的创作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南宋词书面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宋词“雅化”的过程，稼轩受此风气影响，故其词常常呈现多用掌故、以散文笔法入词的特征。
稼轩词用典的两个双重效果具有深厚的美学蕴意，可概括为八个字：“明辨甘昧，言深意苦”。“甘”者，正是苏轼所谓的“外枯中膏”之意。但稼轩以“呜咽出之，百折必东，姿态飞动，沉郁顿宕”的文字作为“陶写之具”，与“外枯”可谓扯不上任何关系，笔者在此所取者，乃是“中膏”意。而“昧”者，宋征璧评稼轩词云：“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并未真正体味稼轩词“摧刚为柔，心危词苦”的神妙意境，故笔者将此类言论归于“昧”者一流。“明辨甘昧”之意，乃是要后世读者明辨论者对稼轩词特别是对稼轩词用典的评论，从中得到有所裨益的启发。“言深意苦”则正是对稼轩词用典双重效果审美特征的有力概括。
刘克庄在《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中指出：“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八百年来，持此一观点的论者不可谓不夥。近岁张岳伦所著《辛弃疾用典原因初探》及何丽丽所著《辛弃疾用典原因探析》皆将“炫博”作为稼轩词用典原因之一。
持此论者以为，稼轩作词受到江西诗派“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影响，并受黄山谷“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的启发，故在词中大量地用典，以炫博学。初看来，似乎甚有道理。但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笔者略述两点以驳。
通观前人议论稼轩词的文字，并无言稼轩“炫博”者。辛氏门人范开在《稼轩词序》中言道：“……公之于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逸……虽然，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既然是“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那么稼轩又怎么会去做“炫博”的无聊事呢？又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言道：“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茄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斯人北来，喑鸣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淋漓畅饮之下，抒发心中块垒，稼轩又非神人，岂能兼而“炫博”呢？此其一。第二点是从笔者自身的创作经验来看，笔者每至一地，闲暇之余或有所感慨，每欲付诸笔端。然眼前之景或斜阳、或流水、或青山、或楼台，无非这几类，然付诸笔端，就只将这几样写下？倘若如此，那么大多数作品不免流于空洞之病。因此用典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些日曾到云南大理旅游，游览苍山、洱海之余，亦曾闻苍山之上有男女殉情之所，于是有感而发，填《蝶恋花》一阕，吟咏胜景，兼以抒怀。其词曰：
高涧暗藏百日雾，老石深松，憔悴生南浦。月岛落烟升降处，如何情葬风迷目？ 惆怅拟将屈水住。帘掩峰苦，埋却孤生树。且乐廉颇甲满腹，栖栖拚作书中土。
端午时节，苍山烟雾弥漫，清风拂树，洱海诸岛迷蒙一片，感慨系之，乃有此作。下半阕用了五个典故：“惆怅”句化用屈原怀石投江事；“帘掩峰苦”一句出自白石道人“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联；“孤生树”本是孤生松，出自陶潜《饮酒》组诗；“且乐”句乃是反用稼轩《永遇乐》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意；“栖栖”句是化用《论语》中的故事。因才力有限，笔者并未能将这五个典故运用到融合无痕的境地，但自觉于典故中抒发了自己一时之感慨，心中颇觉畅快。
笔者才力不及稼轩夥矣，然犹知用典的妙处，何况稼轩乎？当然，用典之癖不在多寡，而在用得是否恰到好处，融合无痕而不为典所使。今人将稼轩的这种天性误认为是他在炫耀博学，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前人曾将稼轩运典与淮阴将兵相拟，甚是相得。笔者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改动几字，变为“稼轩运典，多多益善”，不亦甚合稼轩脾性？
疑稼轩用典微多而有掉书袋之嫌，确实是不易之论。而这个嫌疑集中体现在稼轩词用典的两个双重效果上。用典太多则使词的内容和主旨不易分辨清楚，一般情况下还会使读者产生模棱两可的印象，使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脱节，妨碍了读者的阅读和作品的传播。但一个不辩的事实是，一篇绝妙的文章不一定是要每个人都解透后才知是佳作的。像《易》《文心雕龙》等名著，人们并不因为不易读懂而否定其价值。词只是稼轩的“陶写之具”，写得是自己的性情，那些“嫌弃掉书袋者，读书少耳，正应责诸己，不当苛求人。”真正能理解透彻稼轩词神妙之处的人，定不会嫌其掉书袋，反而会惊叹其用事用典之妙。
谢章铤于《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中云：“学稼轩者，胸中须先有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真气”“ 奇气”道出了真言，我们今日读稼轩词，应扯碎书袋的包袱，从普通言语中见其真性情，真豪气。
3.2.2 欲言还隐，抱残而笑；以笔剖腹，捧心自碎“肝肠如火，色笑如花”是夏承焘在1957年发表的《谈辛弃疾的<摸鱼儿>词》创造的评语，并认为豪放是其人本色，婉约是宋词的本色，合此二者，称为稼轩词的特色。高人言辞，果然妙绝。然笔者犹以为“色笑如花”并不能完全概括稼轩词的本色。特别是当稼轩词穿插了许多典故，在几千年的时空中寻找心灵慰藉时，“色笑如花”就显得有些单薄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阕《摸鱼儿》词：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词前小序云：“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由此可知该词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稼轩在湖北任上不及两年，便被调至湖南，同官王正之在小山亭设宴为其饯行，在席间乃有此作。初观该词，乃惊叹看到了屈原的影子。细看之下，又觉不尽然。该阕上半片极写春之将去，苦留不住；下片借陈阿娇、杨玉环、赵飞燕事而自叹。写得凄迷苦恻，使人不忍卒读。前人评价稼轩此词说，稼轩词由此就逐渐形成表面冷漠而骨子里热烈地冲淡高洁的词风。读该词，初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脉脉此情谁诉”“ 玉环飞燕皆尘土”等用词都极为冷漠，给人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但当你仔细体味后，却发觉其在冷漠间，给人以振聋发聩的感受。为何要喊“春且住”，留之不住为何又“怨春不语”？“春”者，青春也，词人苦留的，其实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此时稼轩正好四十岁，早已青春不再了，而其念兹在兹的恢复事，却依旧杳无音讯，这怎能不让他愁肠百结！而三美的典故，自也是以此自比。郁结在胸中的闷气和愤懑不能直抒于口，却只能婉转出之，难怪夏老要说“肝肠如火，色笑如花”了。
笔者以为，稼轩词那种凄恻婉转的风格，那种钢牙咬碎却只能吞到肚中的心境，与其说是“色笑如花”，还不如说是“以笔剖腹，捧心自碎”更为确当。
至于“欲言还隐，抱残而笑”，乃是“以笔剖腹，捧心自碎”的外在显现。稼轩有直言而不得直诉于口，婉转于笔端，自是“欲言还隐”。而“残”者，是指稼轩词中大量的用典，用已故去的人和事来抒发眼前的性情，故只能“抱残而笑”了。
“欲言还隐，抱残而笑；以笔剖腹，捧心自碎”是稼轩词用典两个双重效果最显著的美学特征。八百年来，人们并不因稼轩“掉书袋”“用事多耳”而遗忘稼轩词。相反，人们把它与《离骚》《史记》、陶诗、李杜诗、苏词等并捧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粹，千百年来，盛传不衰，正是对它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结语笔者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人解诗词，自屈原以来便落入了香草美人的圈套。屈子自喻为香草美人，乃是取其高洁品格，不入世流之意。便如清人张惠言所奉行的那套‘寄托’论，认为诗词作品皆有寓意寄托。于是乎中国的文学史，便成了一部东方的植物进化史。”我是不信每个诗人都能像屈原那样将自己的品格完全赋予香草美人的，但对于稼轩却是个例外。只不过稼轩词中的香草美人，已大部分被历史掌故所取代。外表虽不同，其意却相通。
迦陵先生曾说，中国四位最伟大的诗人都是用生命去写作的，他们分别是屈原、陶潜、杜甫和辛弃疾。所谓“知人论世”，因此解读稼轩词及其用典，就必须先理解他为何要“用生命去写作”。
每个人情感的出发点不同，他所观、所想亦自不同。苏轼看到圆月，想到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柳永日益消瘦，想到的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修回忆江南，想到的是“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龚自珍作静夜之思，想到的是“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辛稼轩所感所想的，为何不能是过去的人和事呢？因为他太寂寞，现实中理解、支持他的人太少，他只能在与古人的神交中寻求慰藉。或许，这才是他的词作中有那么多典故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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