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当谥文正。”对于中国古代诸多朝代的文官而言，此一语乃是代表着他们毕生最大的志向。
一个人的一生功过往往是在去世之后才能够盖棺定论，朝廷回顾此人一生对于江山社稷的贡献与影响继而给予相应的谥号，乃是对于一生功过的总结，亦是莫大的荣耀。
文与正二字在《逸周书·谥法解》之中皆具多重释义，但是当文正二字结合之后却是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官心向往之的“第一美谥”。
一、株连十族
最初“文正”并非对于文臣功过的最高称誉，首屈一指的乃是“文贞。”不过两者在各自时代皆属第一美誉。纵观死去之后得此番美谥者，唐朝“文贞”魏征、宋朝“文正”范仲淹、司马光、清朝“文正”曾国藩等人。
这些人无一例外皆有着赫赫功名，谥号文正实至名归，那么在屈指可数谥号文正的人之中，却有一位不仅仅谥号“文正”更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七天七夜才诛完，如今方才沉冤得雪。
一个是古今独此一例的残害，而另一个则是古今罕见的“美谥”，殊难想象两者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此人便是明朝时期的方孝孺。方孝孺之所以被株连十族，乃是出自于明成祖朱棣之手。
朱棣
彼时朱棣南下攻破南京，召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盖因彼时建文朝廷诸多讨伐朱棣的诏令、檄文皆是出自于方孝孺之手，或有“有始有终”以此来平定民心求得名正言顺之故，方才有了朱棣威逼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一事。
然而方孝孺却是脾性刚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仅不愿答应起草即位诏书一事，更是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来抨击朱棣得位不正、形同叛逆。
早在朱棣南下之时，他的心腹姚广孝便料定了以方孝孺的性子是绝不可能投降的，因此嘱托朱棣无论如何不能够杀了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种子将绝矣。从中不难看出方孝孺的学问对于当时有着怎样一番影响，即便如姚广孝亦是对其推崇备至。
有此缘故，朱棣起初对于方孝孺可谓是好言相劝，一再忍让，但是在方孝孺屡屡出言触怒之下，终是大动肝火。因此直接以“株连九族”威逼，然而方孝孺却是正义凌然道“十族何惧”？
“帝王一怒，浮尸千里。”由此，方才铸就了方孝孺被株连十族一事。其弟与之同赴刑场，妻子与两个儿子事先自缢身亡，两女一并跳入秦淮河中溺死，此外据诸多史书记载因此事株连坐死847人。其间之惨状不言而喻。
或许诸多人看来，方孝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实属不智之举，毕竟时代更迭、朝堂变换又岂是一人可以阻拦？帝王家事牵扯其中身死自是必然，但为成一人之万古清誉，而将诸多人牵连其中，难道不是自私？因此，不乏称方孝孺愚忠之人。
但是这些言论终归是脱离实际的，“死效家国”“以死效道”才是贯穿方孝孺一生的本质所在，正是因此方才有了后来被追谥文正一事。
无论对于方孝孺的诸多言论或褒或贬，但是终归株连十族一事作为他的人生落幕，终归令人为之唏嘘感叹。而实际上这一切早已在他的人生之中有所前兆。
二、导致方孝孺被株连十族的自身原因
“此庄士，当老其才。”此乃朱元璋对于方孝孺的一番评价，不难看出其间推崇备至。他道出此言是告知太子朱标的，其意为此人之德才，可用之一生。
彼时明朝人才济济，何以至于朱元璋做出如此评价？便在于方孝孺一言一行之庄重肃穆，一丝不苟的态度令人为之叹服。国家用人首重于德行，而似方孝孺这般德才兼备之人，自然得到朱元璋的青睐。
朱元璋
或许朱元璋亦是看出此人能够“从一而终”方才有此言论，而这一点亦恰恰是导致他灾祸临头的原因。
早年的方孝孺便聪慧至及，为人称之为“小韩愈”此外他的德隆望重在少年时期便已有端倪。虽是才华横溢但他并不在乎这些，反以宣明仁义治天下之道、达到时世太平为己任，不难看出此人心怀宽广远大。
家中断粮之时，他复是坦然以对“贫穷困扰何止我家”。心忧天下的同时不难看出他对于外在物质的不屑一顾。
综合来看，方孝孺此人实质上并不在意功名利禄，他所真正在意的乃是自身所学之中的儒家至理。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他是将推行儒家至理作为己任的。
从自身所学的角度来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便有了他支持建文皇帝削藩之事。毕竟对于国家而言，诸大藩王林立无疑是巨大的祸端。
之所以方孝孺被称为“腐儒”的原因便在于这一过程，他虽饱读圣贤之书，但是在治国之事上并不擅长。
此一点可以总结为，诸多文臣以儒家至理看待世间万物，但是他们这些人的目光是偏离实际、过于理想化的，无异于纸上谈兵。包括诸多盲目支持建文皇帝削藩政策的文臣在内皆是如此。因此急功近利之下，必招致背道而驰的后果。
对于朱棣而言，他显然不会去在乎什么儒家至理，活着才是硬道理，任由削藩无异于自寻死路，由此方才迫不得已之下愤而反击，推翻了建文朝廷。
由此来看，导致方孝孺最后宁死不屈以至于株连十族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在于为朱元璋所称誉的忠贞不二，其次自然是“成也儒道、亡也儒道”。
三、后世评价
不过无论是出于个人原因抑或者国家时局之故，方孝孺的死终归是令人惋惜的。因此后世之人纷纷做出评价予以挽叹。即便是朱棣之子朱高炽也曾言“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
此外予以正面评价的另有乾隆帝以及胡适等人。
其中胡适称方孝孺之死乃是“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的殉道之举，是为了他所奉行的思想而死。此外，胡适亦认为此后200年无人敢有政治思想主张，以至于中国近代500年政治思想不振，远远落后于欧洲，便在于方孝孺之死所致。
除却诸多正面评价之外，另有张廷玉、蔡东藩等人对于方孝孺的所作所为大肆批判，究其本质不外乎上述“腐儒”“成一人之名而千人陪葬”等缘故。
亦另有人指出，方孝孺的举动导致了明朝之中的文臣皆是有种“一心求死”的态度。他们认为若因江山社稷而死便是死的光荣。
因此，找到一些朝政瑕疵之处便大肆的去激怒于皇帝，想要被皇帝责罚以此留下芳名。正因人人效仿方孝孺，方才导致了皇帝与文臣集团之间的对立，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那么无论正负面评价，作为当代之人当我们看向这件事情之时，终归是要就事论事的。实质上这件事情站在方孝孺的角度以及他的思想来看，他并没有错。
站在家国观念的角度来看，方孝孺奉身成仁的举动虽然导致株连十族，但是他所为的乃是自己的国家，虽然他的死并不足以挽回心中国家覆灭的事实，但是无法否定其爱国的本质。
因此，从总体来看方孝孺的确是有功于建文朝廷，有过于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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