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蒲寿庚）表降于元，锡爵镇国，俾统州政，父子继世，恃宠专制，峻法严刑，以遂征科，人苦薰炎，甫九十年。——《清源金氏族谱》
市舶司的主人
在元代繁荣的海上贸易中，色目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色目人”指的是来自中西亚的各民族，他们在元代的民族等级制度中仅列在蒙古人之下而居于第二等。在蒙古人对汉地人民（包括北方金地的“汉人”与南宋旧地的“南人”）的统治中，色目商人往往充当元朝统治者的帮手而备受优渥，并且操纵、控制海外贸易，凌驾于一般海商之上。元代色目海商成分复杂，既有已久居中国，华化程度较深的唐宋蕃客后代，也有随蒙古人来华的中亚回回，还有新从海外招徕的各地商人，故其文化背景多样，其中主要是操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穆斯林。
元代色目商人活跃于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江浙行省（包括现在的浙江、福建两省和上海市及江苏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元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地，几乎占到全国的1/3，其中海外贸易占了很大比重，这与元代活跃于该地区的色目人为首的海商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初，杭州清坡门曾发掘了三座回回墓冢及一些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其中记载墓主死亡的有六方，最早一方为公元1307年，最晚一方为公元1329年，俱为元代时期。
在这些色目商人中独占鳌头的，自然是为大元征服福建建立功勋的蒲寿庚，他在泉州之势力于元代亦达到鼎盛。降元的蒲守庚被授为昭勇大将军，并任闽广大都督招讨使，后又迁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甚至晋职左丞。蒲寿庚清楚地知道市舶司及海外贸易对于泉州港的重要性，因此，当元世祖忽必烈因用兵多年急需财力时，他便及时地给出恢复外贸的建议。立市舶司的倡议与忽必烈急于敛财之意一拍即合。元政府下令“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虽然蒲寿庚在元代兼任“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之职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但泉州的海上贸易仍旧掌握在他手中。1281年8月颁布的《市舶则法》是中国古代最完整、最周密的一部外贸法则。
满门官宦
蒲氏父子为元代外贸从市舶司的建立到具体运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唐宋以来中国蓬勃开展的外贸事业发展到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1284年之后，史籍上再见不到蒲寿庚的记载，但他的后裔依旧得享高官厚禄。其子蒲师文和蒲师武都被元朝授予高官，分别任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和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蒲师斯被擢为翰林太史院官，蒲师孔“以荫补承务郎监福州水口镇”，蒲均文“诏为右谕德兼中书省知制”。后来蒲师文还继任泉州市舶提举司，兼海外诸蕃宣慰使，仍然专事招徕外商来华。
当时，从泉州起航的中国商船，常至波斯湾、红海沿岸各阿拉伯国家做生意。派往海外的官船高达100只左右。输出的商品，主要为瓷器、丝绸、铁器、药材和烧珠。瓷器远销到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丝绸也是出口大宗，五色绸缎风靡西亚、北非阿拉国家。中国药材运到波斯湾或经印度、亚丁运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供阿拉伯各地的需要。中国铁深受阿拉伯人的欢迎。阿拉伯作家大马士基（1256-1327年）赞扬中国铁是最好的。经济力量强大的埃及卡里米商团，在扩大中国商品市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们除了直接到中国贩运外，还从事中国货的转口贸易。红海南面的泽拉港（位于索马里西北海岸顶端）是重要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为埃及商人荟萃之地。中国商品运到泽拉港附近的萨阿德丁岛，埃及商人再由此转到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
在泉州，蒲氏家族权势熏天。留居当地的色目人数量比南宋时更多，泉州保留的大量阿拉伯人墓碑，绝大部分是元代的。色目商人势力发展得很快，以至有不少当地人转而遵其教，从其俗，成为“伪色目人”，所谓“色目人来据闽者，唯我泉州为最炽……迨今虽入编户，然其间有真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
这是色目人在泉州的黄金时代。然而，同在色目人中，亦有亲疏远近之分。蒲氏家族毕竟是唐宋以来落籍数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华化的土生蕃客，相比之下，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更加青睐在蒙古征服以后东来的中亚等地的波斯回回商人。蒲氏集团的势力在蒲寿庚去世之后逐渐从顶峰跌落。整个元代市舶提举司基本被色目商人所垄断，在担任市舶司提举的十余名色目人中，继蒲氏父子后，相继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刺沙、哈散、暗都刺、忽都鲁沙等。从这些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属于新来的色目商人集团。其中就有一个马合马丹，他是当时泉州专事海舶贸易，且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西域大贾。至1308年，马合马丹竟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得以遥授行省右丞、海外诸宣慰使、都元帅，又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集海外贸易、海运粮食于一身，其权势足以与元初的蒲寿庚相坪。元代中叶以后，蒲氏集团已是今不如昔，虽然在当时看来，距离衰败还有很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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