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是清朝政治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清朝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政府对汉文化的推广，以及《四库全书》的编纂等，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技术水平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这一时期的闭关锁国，限制甚至禁止海上贸易的政策使清朝并没有把文化技术发挥出其作用，反而使其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加之官吏的贪腐，导致国库空虚，百姓生活困苦。以至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官商勾结，海盗盛行的局面。
海商是依靠海洋对外贸易以牟取经济利益的群体，他们依靠官吏的支持和护卫，得以在海上谋生。海盗的盛行和海商的利益在清朝政府的限海令政策下，相互依存相互发展。
一、乾隆末期海盗的盛行与海商的灾难乾隆年间，为了镇压反清复明的余党，清政府下了限海令，采取了海禁政策，限制了海商贸易往来，这就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时间久了之后，以渔业发展为主的沿海居民，只能偷偷走私，被朝廷通缉后，大多数人只能选择以海盗为生。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清政府对贸易港口的限制。1757年，乾隆受官吏和海商们的蒙蔽，改四口通商为广州一口通商，并且提高了其他港口的出入关税费。如此就造成宁波等上百个港口经济衰微，清朝海盗日益盛行，并以抢夺海商物资、财宝为生。
其二、限制国内布匹、渔业产品等物资的对外贸易，限制造船业的发展等，使民众无以生计，促使很多人成为以劫富济贫为生的海盗。
据《中国史》记载，乾隆末年，清朝的安南国王阮光平因财政所需，召集沿海亡命之徒，抢劫过往海商，特别广东海上深受其害。后来内地消息灵通的土匪也与其勾结，内乎外应，对东南沿海海商贸易威胁日益深重，而朝廷忙于教化民众，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顾及沿海内乱。后来又有蔡牵和广东海盗联合，为患闽粤，清政府经过多次清剿，海面才算肃清。
这证明了清政府在文化上的纸上谈兵，对内忧外患的轻忽，也证明了乾嘉时期，内陆特别是沿海经济的衰弱，也表明了海盗和海商的冲突以及对海商带来的威胁。
二、嘉庆时期政策威逼下海盗和海商的媾和嘉庆时期是海盗在清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活动于广东的海盗，已经形成为有规模，有组织，有联盟的集团。这时的海盗和海商结成同盟一起对抗朝廷。它的形成主要是受清朝中期人口的增多，经济的衰退，清政府的压榨等影响。
在乾隆时期，经济发展很大一方面离不开和珅，和珅是个贪官，但他贪财有道，道理上讲得通的贪，讲不通的不贪，然而嘉庆帝并没有留和珅活口，也没有发现乾隆时期经济稳定的原因，致使清朝失去了一位理财能臣，清朝的经济也日渐亏虚。本来就海盗四起的沿海港口，更加日渐壮大。
另外，乾隆时期，清朝政府下令商船严禁携带军械物品，在水师失去海域控制权的情况下，使得海商遇到海盗时无能为力，只能束手就擒，嘉庆七年1802年宣布允许“出海贸易船只”，“携带炮位”，但仍必须“分别梁头丈尺”以定多寡。这就促使海商与海盗媾和，以物资或金钱来达成各自的经济利益。
再者，清朝政府增加港口对外贸易的税收和对海商的压榨，这就促使海商同海盗勾结，通过走私来赚取更多利益。如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档中记载:“据玉德等奏，厦门大担门外及镇海、料罗一带洋面，商船来往经行，近因洋匪乘间肆劫，该处行商呈请捐造巡船二十隻，添募兵八百名，各行商每年公捐番银四万元，以为兵丁月饷、米折、出洋口粮及燂洗船只、修换篷索之资。等语。大担门等处洋面，商贾船支络绎往来，该商等捐造巡船，藉资保护，其事尚属可行。即燂洗船支、更换篷索，一并捐资修整，亦无不可。”政府官僚的压榨促成了海盗和海商的媾和。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海商和海盗同以海洋为谋利区域，同以经济利益为活动目的，同以官吏为谋利劲敌。他们互惠互利，以达盈利目的，又存在矛盾，海商为避免海盗劫掠，而于官吏合作，而官吏的剥夺，又促使海商和海盗媾和，他们是矛盾的共同体，为了经济利益而互相妥协。
乾嘉年间的乱世景象，是由清朝政府的错误决策所决定的。朝廷过分重视平乱，却疏忽了内乱的根源。民众们有船不能造，有海不能下，有钱不能赚，造成了清政府的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海盗的盛行和海商的无奈证明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在现在世界版图中，海洋资源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千百年来，历史给我们以铁的教训，加强海防建设，提高海洋军事管理，巩固海洋经济建设，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是我国刻不容缓的政治决策。
海商是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是沿海人民生活的保障，维持海洋环境，改善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对时代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清朝海盗的盛行告诉我们，人民是国之根本，国家要富强，首先要强民，人民安居乐业才能防止盗贼四起，才能天下太平。
参考文献
1、张苏《嘉靖年间徽州海商的反海禁斗争——以王直为例》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03期
2、张雅娟《19世纪初东南海商与海盗、水师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02期
3、王日根《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社会科学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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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齐元帅《乾嘉时期西北地理著述活动中的官私互动探析》山西大学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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