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台不回避性别
——记“炫彩西欧九国游 ”之二十三
协和广场的断头台是当时非常有效的杀人机器，但在法国大革命的高峰时期，它竟然无法应付多如牛毛的死刑犯。当然，它也从不回避性别。
油画《法国大革命》
随着革命群众暴动的蔓延，一场骇人听闻的“革命恐怖”开始了，恐怖的主要推手是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雅格宾派是法国大革命中最著名的政治团体，后来与极端平均主义和暴力密不可分，从1793年至1794年领导过革命政府。
雅各宾派起源于凡尔赛的布列塔尼俱乐部。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出席1789年三级会议的代表，常到此会见来自法国其他各地的代表，共商行动大计，故名布列塔尼俱乐部。约在1789年12月国民公会迁到巴黎后，改名为宪政之友社，但仍通称为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得名是由于会议是在过去的一个道明会隐修院举行，该会修士在巴黎称为雅各宾修士。雅各宾俱乐部的宗旨在于保护革命成果免受可能发生的贵族反动的侵害。
油画《法国市民上街》
1791年7月，路易十六逃离法国未遂，雅各宾俱乐部在处死路易十六的问题上发生分裂。许多温和的代表离开，参加了对立的斐扬俱乐部。
罗伯斯庇尔是少数留下来的代表之一，他在俱乐部中取得了突出的地位。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后，俱乐部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领导大革命的主要团体之一。
9月，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俱乐部改名为雅各宾自由和平等之友社，并接受国民公会中左翼山岳派代表，因支持巴黎工人和工匠阶层的要求更具有民主的性质，而且更有群众性。国民公会初期，雅各宾俱乐部是山岳派的聚会场所，主张处决国王和推翻温和的吉伦特派。
1793年夏开始，随着革命专政建立，地方上的雅各宾俱乐部成了恐怖统治的工具。俱乐部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其职责为：筹集军需品和管理地方市场。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为俱乐部成员所取代。作为公共美德的中心，俱乐部从事监视言论可疑的人，领导非基督教运动，并组织革命节庆祝活动。巴黎的俱乐部与罗伯斯比尔的关系日益密切，而罗伯斯比尔由于他在救国委员会(即公安委员会)中的地位而支配了革命政府。
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倒台后，巴黎俱乐部已成为独裁和恐怖的象征，曾暂时被关闭，后作为热月政府反对派的中心而重新开放。同年11月11日起永远被关闭。
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有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圣茹斯特等。1793年6月2日，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通过救国委员会实行专政，掌权期间建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12个成员组成，从成立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本末倒置。他们设立的革命法庭不需要任何证据或律师就可以对“反革命者”判处死刑，恐怖活动实际上是对大革命理想地可怕颠覆，用一种血腥独裁取代国王的专制独裁，在消除所谓“叛国”和反革命的同时，埋葬了个人的民主权利。
法国大革命油画
革命法庭不需要遵循或干脆省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约有4万名法国人被处决或者死于监狱。另外还有3万名嫌疑犯被投入监狱，许多受审者经常在革命法庭上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由于被判处死刑的人越来越多，吉约坦大夫发明的断头机行刑效率非常之高，处死一名犯人不到一分钟，受到革命法庭的热烈欢迎而被推广到全国各地而广泛加以使用。但由于需要处死的人实在太多，甚至许多与罗伯斯庇尔长期合作的革命者也被革命法庭判决死刑，有些人被处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面对如此众多的死刑犯，共和国政府的断头台已不能胜任，只好把犯人装到船上推入江中淹死。
在恐怖肆虐的时候，吉伦特派显然成了大革命进一步深入的巨大阻力，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刻不容缓。手执舆论导向的马拉在报纸上再一次阐明自己的立场：人民选出代表如果滥用人民的信任，出卖人民的权力和利益，人民应该夺回他们的权力，并予以惩罚。国民大会终于在舆论和大炮的威胁下通过了逮捕四名吉伦特代表的法令，吉伦特派被推翻 了。
吉伦特派，有时称“布里索派”或“长棍面包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立法大会和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政治派别。该派著名的活动人士包括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孔多塞侯爵和罗兰夫妇等人。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
1791年6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出逃事件发生后，随着王室和贵族的反革命立场逐渐暴露，吉伦特派脱离了君主立宪派，开始激烈抨击国王，主张建立共和体制，并不惜与周边支持国内贵族反叛的国家开战，以推翻君主制。
从1791年10月至1792年9月，吉伦特派控制立法议会，以激烈抨击宫廷的姿态出现。罗兰夫人的沙龙是吉伦特派的重要聚会场所。
从1792年9月国民公会开幕之日起，吉伦特派一致反对山岳派。山岳派是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其所以称为山岳派，是因为他们在开会时坐在议会中较高的长凳上。1792年秋，山岳派是作为国民公会中较温和的吉伦特派的反对者出现的，他们由巴黎和其它城市选出的代表组成，依靠小资产阶级和无裤党的支持，并与巴黎的雅各布宾俱乐部关系密切。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所以敌对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深刻的私仇，但也由于社会利益的对立。在随后的争斗中，吉伦特派的特点是忽视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温和政治观点，反对政府控制贸易和物价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依靠各省同巴黎抗衡。
在审判国王时，由于吉伦特派中的一些人反对处决国王，所以人们谴责吉伦特派是保王党。从5月31日开始，巴黎发生反对吉伦特派的群众运动，6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逮捕吉伦特派议员29人。
夏洛特.科黛
在这个时候，巴黎还没有人认识生活在遥远的诺曼底地区康恩小城的夏洛特.科黛。1793年，25岁的科黛即将震撼整个巴黎。
出身于没落家庭的科黛，在修道院里长大并接受教育，性格有些离群，她唯一的朋友就是书籍。在一般女孩满脑子罗曼蒂克梦想白马王子的年纪，科黛同样充满着热情，唯一不同的是，她把身心献给了她幻想中的一个特殊情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从大革命一开始，科黛就成为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但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毫无节制的恐怖和杀戮，科黛开始失望和怀疑。难道这样一个嗜血的怪兽，就是自己梦中的情人？
吉伦特派被马拉一党驱逐出国民公会后，一部分议员被捕，还有一部分逃出巴黎，其中20多人来到康恩，向巴黎发出组织武装反抗的宣言。吉伦特派的每一次聚会科黛都不错过，她如饥似渴地聆听演讲，终于从中找到了答案：共和国的不幸根源就是那个疯狂的暴君马拉。她越来越认为，马拉和他主办的《人民之友》犹如一部威力巨大的鼓风机，使嗜血的革命风暴越扇越旺。
让·保尔·马拉，1743年5月24日出生在瑞士纳沙泰尔州布德里小镇的一个撒丁移民家庭。大革命爆发后，马拉即投入战斗。他创办的《人民之友》报，成为支持激进民主措施的喉舌。到1792年 9月21日出版近1000期。马拉以惊人的毅力同政治迫害、贫困与疾病作斗争，几乎独自承担撰稿、编辑、出版等全部工作。他猛烈抨击当权的君主立宪派的温和政策，要求建立民主制度，消灭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反对富有者的统治，尊重穷苦人的地位。马拉是科德利埃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中，他成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随后又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后，《人民之友》报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他激烈反对吉伦特派的统治。1793年4月初，马拉以雅各宾总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发出组织控诉运动的通令。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取得政权之后，马拉强调建立革命专政，用暴力确立自由。
1793年7月7日，是康恩的人民义勇军发出剪除暴政的日子，尽管吉伦特党人极力呼吁，空空荡荡的广场上只集合了17名志愿兵！一个吉伦特派议员发现科黛也在人群中，满面泪痕。
除了祖国，科黛没有情人！她流泪是因为愤恨于男人的软弱与胆怯。或许就是在这一刻，她最终下定了决心：用自己的手，去剪除巴黎的那头怪兽！科黛到达巴黎是7月11日。前两天，科黛把时间花在打探马拉的去处和书写留给法国人民的遗书上，第三天早晨，科黛穿戴整齐走出旅馆来到马拉的家门口。马拉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差不多整天坐在浸泡了药草的浴缸里并在浴室办公。科黛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的房东太太还有马拉的同居情人西蒙妮挡在门外，当天黄昏时候她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科黛不愿就此罢休，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的耳朵里。西蒙妮告诉他，一个从康恩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的重要情报，要向他当面报告。“让她进来。”马拉说。
不一刻，科黛已经站在马拉的面前。“女市民，你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马拉问。“吉伦特派的议员们来到康恩，正在四处煽动，准备进攻巴黎……”科黛尽量抑制住声音里的颤抖。并一个接一个报出姓名，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这句话让科黛直起了身子，拔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刀，毫不犹豫地刺向马拉的胸膛。这一刀正巧切断颈动脉，血如涌泉的马拉，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当西蒙妮冲进浴室时，马拉已经奄奄一息，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但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油画 ：《科黛刺杀马拉》
科黛完成任务后，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逮捕，当她听到西蒙妮的哭喊声，脸上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这样的男人竟然还有女人爱他？她似乎在问自己。在警察赶到之前，科黛已经被一个正好来马拉家送文件的议员用椅子击倒并粗暴地捆绑起来。警察将她送到附近的亚贝监狱后，雅各宾议员们纷纷闻讯赶来，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面前这个仪态端庄神态自若年轻女子时，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令他们遗憾的是，不管询问还是搜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女子和康恩的吉伦特派逃跑的议员有任何关系。从科黛身上搜出来的，除了旅行证、出生证、手表和钱款外，只有一些针线。不用说，这个细心的女孩是怕被逮捕时衣服被扯破，准备到牢房里去缝补。
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议员向科黛问了个愚蠢的问题：“昨天那个装扮成修女来找我的，就是你吧？”“您错了，市民。您的生死，对于共和国来说不是什么重要问题。”科黛冷冷回答道。另一位议员找不到证据，恼羞成怒，一口咬定科黛把吉伦特派的文书藏在胸口，并且执意搜查。科黛双手被反绑，仍然扭动身躯激烈抵抗。其他议员实在看不下去，叫警官为科黛松绑，让她整理衣服，人们才发现科黛的双手已满是伤痕。
马拉崇尚暴力，在他的《人民之友》中，大量保留着马拉要求用暴力清除革命的敌人的号召，包括骇人听闻的酷刑和切断肢体等手段。其中最极端的是在路易十六逃亡未遂的第二天，马拉在《人民之友》上大生疾呼：“是砍下部长们和他们的走狗、所有的坏官员和叛国军官、所有反革命的市镇官员、国民会议的所有叛徒的脑袋的时候了”，1792年9月大屠杀后，马拉的暴力演说进一步升级，从要求砍下40000颗一直上升到270000颗人头，试图以此换取社会的稳定个和革命的成功。马拉的宣传和号召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种明确的表达，既适应了法国大革命一步步走向集权和激进的政治形式，同时也对这种形式的演进产生了产生了巨大的催进作用。
科黛的审讯在马拉被刺杀后的第六天开庭。为了看一眼这个“杀人女魔”，巴黎的群众蜂拥而来，旁听席上人山人海。科黛始终沉稳安详，用骄傲的语气叙述了刺杀的整个过程，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法官问科黛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回答简洁明快：“为了共和国和平。”只有一次科黛丧失了冷静，那就是当被问道“你的杀人技术很高明，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吧”，科黛顿时变了脸色：“你太侮辱人了！你以为我是杀人犯吗？”
陪审团的量刑只花了几分钟：死刑。行刑定在下午5时，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是最后的几个小时，科黛是和为她画像的画家一块度过的。像还没有画完，刽子手桑松走进屋来，手里拿着剪头发用的剪刀和一件红色长裙，红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杀人。一瞬间科黛脸色有些苍白，声音颤抖：“已经到时候了？”但她立刻镇静下来。一头金发被剪落，科黛拣起一束给画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感谢您，就请收下这束头发吧。” 科黛礼貌地说。
去刑场的路上到处是愤怒的群众，骂声不绝，但更多的市民则是对这个真诚而无畏的女子满怀难以名状的敬意和爱惜。途中，一场暴雨突然降临，科黛浑身湿透，红色长裙紧紧裹在身上，就像一座雕塑，美得令人目眩。“那天以后，至少整整一个星期，科黛成了我梦中的恋人。”一个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这样写道。囚车到达了断头台所在的革命广场，科黛下车时，桑松故意挡在她身前，不让她直接看到断头台。科黛说：“让我看一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呢。”这句话，让桑松心如刀绞。
她把自己的头颅献给祖国
科黛之死最著名的传说是关于行刑之后的情景。桑松的助手、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举起科黛的头颅拼命地打她的耳光。即使最粗野的观众也被这个举动激怒而发出吼声。更令人惊奇的记述还在后头：不止一个目击者表示，他们看到被打了耳光后的头颅泛起红晕，显出愤怒的神色。革命时代最不缺少的是死亡，而科黛在断头台上用鲜血写下的，是无数死亡中最凄美的一页。
罗 兰 夫 人
同大革命的参与者科黛不同，罗兰夫人则是大革命的风云人物。1893年11月8日，也就是科黛被送上断头台不到4个月之后，这位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也被送上断头台。作为吉伦特派领袖罗兰的妻子，她不仅是吉伦特派核心人物，也是大革命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沙龙女王。罗兰夫人的际遇相当吊诡：她是革命的信徒，却死在革命者手里；她为人民追求自由，临死前却让下面这句名言流传于世：“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这个出身于巴黎雕刻匠家庭的女孩——当时的名字叫玛侬，从小表现出罕见的天赋，父母也刻意培养她。十六七岁的玛侬，才女名声已经传遍开来。但上帝赐给玛侬一个充满智慧的头脑的同时，也赐给她一个充满欲望的肉体凡胎。早熟的女孩常常深更半夜感受到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但理智告诉他她，除了婚姻，一切生理的欢悦都是罪恶。为了赢得这场艰难的抗争，玛侬强迫自己更深的埋没在书本里，并且拒绝接近所有年龄相仿的男性——他们会唤醒她压制在肉体深处的欲望。玛侬最终和比他大20岁的罗兰•·德拉普拉蒂埃结婚，不仅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教养和趣味，也因为罗兰的年令让她安心。她可以用一种同父辈相处的心态，建立起靠着精神纽带来维系的夫妻关系。但是大革命改变了一切，置身革命的漩涡之中，罗兰·德拉普拉蒂埃成为政治家、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此前，罗兰在亚眠和里昂任工场督察员，曾参加《百科全书》修改工作。罗兰深受启蒙思想熏陶，大革命的第二年即1790年，罗兰被选入里昂市议会，在该城建立雅各宾俱乐部。1791年罗兰夫妇来到巴黎，与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及其他吉伦特派人士结交。并在吉伦特派组成的内阁中任内务大臣，后被国王路易十六撤职。再后来，罗兰二度出任吉伦特派内阁内政部长，他反对山岳派，抗议国王拒绝批准处分不宣誓的教士的法令，主张共和与抗击外敌，但不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国王被处死后，罗兰辞去内务部长职务。1793年5月31日巴黎起义后，罗兰逃亡外省。
在与罗兰共同战斗的大革命中，罗兰夫人的才华和手段日渐展现，吸引了众多的政治家，身怀抱负的革命者聚集在她的身边密谋，当然他们差不多都是男性，后来让整个法国发抖的罗伯斯庇尔刚来法国的时候，也常在她周围混日子。
吉伦特派政治家博佐
1791年，一个风华正茂 、仪态优雅的男子——吉伦特派政治家博佐，出现在罗兰家的客厅。罗兰夫人，她沉睡了多少年的情欲在这一刻苏醒。他它无可救约地爱上了博佐，博佐也以同样热烈的爱情回报她。虽然他们的灵魂已经互相属于对方，但他们的肉体却无法结合。罗兰夫人的理性让她无法放弃对完美人格的追求。表面上，她仍然恪尽一个妻子的操守和义务，内心却已经痛苦不堪。而就在家庭陷入危机的同时，罗兰夫妇的政治生命也陷入了危机——某种意义上，这是罗兰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逮捕时，罗兰夫人束手就擒，在狱中也屡次放弃了越狱的机会，她刻意选择了死亡这个结局。
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说罗兰夫人不赶潮流。大革命在巴黎街头风行，她算得上功不可没，她和吉伦特派的同事们齐心协力，呼喊着要推翻贵族，限制国王，让平民获得权力。这原本没有错，让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革命并不满足于在他们划定的界限止步。革命者不仅需要获得权力，还要独裁。当国王被处死，血腥弥漫巴黎街头，他们试图拴住自己养大的狗时，才发现它原来是一条狼。
因此，罗兰夫人和她真诚的吉伦特派好友，就成了被革命吞噬的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已经上台，吉伦特派由革命的推动者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他们遭到全城搜捕，有的被投入监狱，折磨至死，有的逃到郊外自杀身亡。才华横溢、风情万种的罗兰夫人，自然只剩下上断头台一条路了。纵观她的一生，人们不应看到她以革命热情参加与政治，而应以家庭主妇的身份辅助丈夫参与政治。罗兰是吉伦特派的首领，但罗兰为吉伦特派发表的纲领和宣言，却多半出自罗兰夫人之手。
油画：罗兰夫人
甚至有人说，她后来之所以与激进的雅各宾派决裂，多半不是政治理念的分歧，而是厌恶他们“粗粝冷漠的灵魂”。不过，已经来不及了，革命已经从为平民争取权力，摇身变成纯粹的屠杀。从善良的心里生长起来的革命理论，最后终结于对异己的杀戮和清洗。现在的吉伦特派已经土崩瓦解，1793年11月8日，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
吉伦特派政客们，后来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软弱的人。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同意革命，却不同意杀死国王；还有一个理由是，他们在力量上占据优势，原本有机会结束革命的乱象，但面对已经成为死敌的雅各宾派时，却不愿意痛下杀手。尽管如此，他们在断头台前的表现，总可以为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挽回些颜面。许多吉伦特派领袖是高歌着走向刑场的——他们也曾高歌着走向革命。据说，有人把脖子搁到断头台上，还不忘开玩笑说，下一次，要让国民公会通过一个宣言，宣布头颅不可侵犯。而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属罗兰夫人的死刑。据说，她从容镇定，面带微笑。当年万人倾倒的沙龙贵妇如今成了被唾弃的罪犯，围观者对她报以怒吼，她却仍然礼貌有加。看到一个共同赴死的囚犯浑身发抖，他还体贴地要求刽子手先杀死他，免得“我的死给你带来更多的痛苦”。当刽子手拒绝这个要求时，他就像在沙龙里宣讲革命时一样优雅：你忍心拒绝一个女人最后的要求吗？当这句话的话音未落，罗兰夫人已在断头台的利刃下香消玉殒！
断头台上的罗兰夫人
当然，矛盾的罗兰夫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并没有忘记博佐。在牢狱里，罗兰夫人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丈夫，把全身心献给自己的爱人。但据在监狱里照看她的女佣回忆，她常常把由朋友秘密带进来的里面有博佐肖像画的博佐的信紧紧贴在胸口，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有时候连续几个小时伫立在窗前，任泪水如潮水般流淌。
罗兰夫人临死前说过：“如果知道我死了，丈夫也一定活不下去的。”4天后，远离巴黎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一具老人的尸体，是把拐杖插进自己胸口自杀的，他就是逃亡中的罗兰。不仅仅是罗兰，半年后，博佐的尸体在波尔多地区的深山里被发现，同样是自杀，死去很久的遗体早已被野狗撕咬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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