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她拼命奔跑，付出过努力也收获了成功，但不知不觉却把心跑空了。尽管她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是长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但迷失在高耸入云的写字楼之间的，仍然是那个初出社会有些脆弱的县城女孩儿。
这种自卑感是根深蒂固的，
它源于小县城培养酝酿的、
与生俱来的不自信。
她的同事几乎都生长于一二线城市，
家境优渥，教育精英化，
进入这个圈子本身就是家势所趋，
顺其自然。
她一个小县城的土娃子，
偏要插进来凑热闹，
落得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局面。
1
2019年12月18日，收到穗子结婚请帖时我有些懵。
记得上个月和她约着吃饭，我还开玩笑问她：“现在一个月和男朋友见几次呀？”她恹恹地靠在地铁天桥的栏杆上，嘴里不耐烦地吐出一大口烟雾，将飘落脚底的烟灰踩得愈加粉碎。
“见那么一两次吧，不给我妈发个合照，她一准儿又要急得跳楼。”
我像是听到一个残忍的笑话，扯着嘴笑开，没心没肺地说：“那再找一个呗，为什么要这样揪扯着。”
穗子转过身，望着天桥外的车水马龙，眼神黯淡，紧凑的冷风中飘来她灰心丧气的话语：“你以为我们还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吗？要能找一个更好的早找了。”
我张张嘴，终是咽下想说出的话。
穗子和我初中相识，是少年时的朋友。而我单方面认识穗子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是在小学。那时穗子是学校的大队长，每星期一作为升旗手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全校师生前面走过，想不认识都难。进入初中后，我和穗子分到同一个班，穗子继续以她骄人的成绩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担任学校班级的各种职务。我当时成绩虽然也不错，但整天就喜欢和一些成绩乱七八糟的男生女生嘻嘻哈哈，和穗子这类人完全八杆子打不着边。
转折发生在初一下学期一节晚自习的课后。穗子作为英语课代表正雷厉风行地收着当天的英语作业。当时一个男生不知哪里生出的胆子，当着穗子的面对着手边另一个作业本奋笔疾书。穗子作为正气凛然的班级干部及英语老师的代言人，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在她面前发生，立马冲过去去扯这个男生的作业本。
也不知道那个男生怎么就突然生出一股非把作业抄完不可的执念，死扒着作业本不放手。没拉几个回合作业本就四分五裂了，那男生的脸瞬间变得通红，一脚就把穗子踹在地上。旁边同学还没回过神，穗子就迅速站起身，以同样的力度回踹过去。在周围一圈人又一次惊掉下巴的同时，两人便揪打了起来。
当时全班同学都围观了这场打斗，似乎有人想插手可又插不上，于是“看客”就这样诞生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怂，还是因为年纪太小没有意识到男生打女生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总之班级史册上并没有记录我拔刀相助、义薄云天的高光时刻。反之当我也作为“看客”之一看得正起劲的时候，他们两人揪打时踢翻的桌椅猛然撞到我的膝盖骨上，疼得我眼泪哗哗流。我瞬间怒火上涨，一瘸一拐地跑到办公室去找班主任告状，终于结束了这场打斗。
事情的结果是穗子的父亲和那名男生的母亲都赶到学校，在穗子父亲的强硬要求下，那名男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穗子道歉，并写了两万字的检讨，这件事才勉强有个了结。而穗子把我当作唯一一个挺身而出的人，和我成了朋友。
后来我直说穗子傻，还真把我这个怂包当成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大侠了。穗子说，她那时确实傻，不知道规则就是来打破的，坚持是用来摧毁的，还想僵着一根筋走到底，撞得头破血流。幸好，现在回头是岸。
2
穗子说，幸好她回头是岸。
我不知道她回的是什么头，又渡到了哪片岸。
2011年我们高考前，穗子对我说，她想成为一名作家，曹雪芹那种，流芳百世，万古垂青。然后兴冲冲地跟我说她准备报北师大的中文专业了。我也很开心地对她说：“好啊，等你成了大作家，我一定见一个人就对人嚷嚷，说我有个像曹雪芹那样的作家朋友。”
说完我们仰头哈哈大笑，笑声在南方小城湿热的空气中流淌，迸溅出滚烫而晶莹的水珠。
但穗子最终没有去北京念中文，她母亲作为允许她念中文专业的退让条件，就是要让她留在省内读大学。大一结束后的那个暑假，穗子突然约我见面，看到我后就抱着我大哭。我被吓坏了，连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穗子说，她父母已经托人找了关系，开学后准备让她转到金融学院了。
我那时还不知天高地厚，义愤填膺地怂恿她说：“你反抗啊，你多闹闹你爸妈不会怎样的！”
穗子边哭边摇头，说她都和他们吵一个星期了，还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饭，可真的没有用。她妈一边骂一边哭，连她爸都骂她不懂事。
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穗子了。我知道她那个爸爸对她特别好，几乎从来没有骂过她。初一穗子和那个男生打斗后，穗子爸爸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眼睛气得发红，如果不是成年人的隐忍可能已经一拳打在那小子的脸上了。
穗子的这个爸爸在她七岁时来到他们家。她的生身父亲原是县城电力局的一名工人，在一个雨夜维修电路时，触电身亡。穗子说，那个晚上她妈妈像是有预感似的，到凌晨一点还睡不着，在家里走来走去。到凌晨两点多左右，穗子妈妈好不容易才捱着睡着了，就被一阵电话铃惊醒。
是报丧的噩耗。
穗子妈妈拿着电话久久没有放下，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倒在地上，幸好被起夜的姥姥及时发现，打了120。在生身父亲去世的一年后，妈妈领着一个新爸爸来到家里，于是穗子又有了爸爸。
穗子说，她的童年没有缺憾。
最终，穗子还是换读了金融专业。
大四那年，穗子开心地给我打电话说，她要去北京了。她终于摆脱了让她恶心至极的金融专业，在骗着父母说自己在北京找到一份银行实习的工作后，独自拉着行李奔赴北京追求梦想。穗子说，她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她离家之前，父亲对她说，我们小县城的孩子，不求大富大贵，只要一生稳定无忧就好，你就尽力而为，坚持不下去了就回来。
穗子说，她当时就想，即使把南墙撞倒她也绝不回头。
2014年底，穗子在北京进入一家做网大的小型公司，开始做起了编剧。这段短暂的时光至今都被穗子拿来嘲笑，一群傻不拉几的人，写着傻不拉几的故事，拍着傻不拉几的片儿，赚着少得可怜的钱。穗子说，她当时是脑子被门板夹了，才会在每个月领着没有五险一金的三千块薪水的窘境下，在一家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公司耗费半年的时光。
半年后，穗子拿到毕业证，跳入另一家稍大的网剧公司。收入有了提高，便开始还前半年欠下的债。债还没还完的时候，穗子就被她的直系上司约谈，说她可能不太适合做编剧，委婉而又强势地放出了劝退的信号。
穗子说，她那时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公司的事，只想羞愧快速地逃跑，根本没想到赔偿金的事，立即就缩头缩脑地办了离职手续。之后很长时间，穗子都会梦见女上司说的那句话，你可能不适合做编剧，然后从梦中惊醒。
“去他妈的我不适合！想骗稿就直说啊，又不是不给，净整些没用的！”穗子气得破口大骂。后来原公司一个同事告诉穗子，公司把穗子赶走之后，把她交上的一版故事大纲稍作修改就拿给平台立了项，并附上了女上司的名字。
穗子说，她那时就是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作祟，不肯再挺直腰问一问、争一争。
为了度过北京的寒冬，穗子进入一家大型媒体门户网站，开始做起财经编辑。虽然她极讨厌金融，但至少仍在写作。她那时笑称自己在“曲线救国”。
3
2017年底，穗子由一名财经编辑升为财经记者，出入的都是人民大会堂的十九大以及瑞士达沃斯的经济论坛这样的会议，一时风光无限。她说，她终于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成就感。讽刺的是，这点成就感竟是她曾经讨厌的事物所赋予的。
2018年夏季，穗子为了写更深入的财经报道，从门户网站成功跳槽到一家业界顶尖的垂直媒体。那时我到北京近一年，也从事了穗子最初进入的影视行业，每天忙得人模狗样，和穗子在北京还只见过两三次。
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她，背景是各种高端酒会和经济沙龙。隔着屏幕的穗子，已经没有任何县城女孩的痕迹。
穗子跳槽后我们见面得更少了，只是偶尔打电话时得知她做得特别辛苦，每个月被KPI追着跑，焦头烂额，马不停蹄。
2019年春天，穗子约我喝酒。几杯酒精下肚，穗子有些颓靡。她说，她准备辞职了。撇开写稿焦虑，更让她饱受折磨的是游离于公司氛围之外的尴尬和难堪。穗子说，她以前从没有觉得自己在性格上有什么缺陷，可到了这家公司，她内心深处所有隐秘的缺点几乎都被放大暴露了出来。每每和同事一起吃饭聊天，别人聊得热火朝天，她只要说上几句，气氛马上就冷了下来。以至于后来她都不愿去公司坐班写稿，为的就是避免和同事一起吃饭。每周的头脑风暴成了她的劫难，她特别害怕带她的女老师满含期望地cue她发言，听她说完后又眼神冷漠、不发一言地继续cue下一个人。穗子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凌迟，比肉体上的更加缠绵悱恻、刻骨铭心。
可这样害怕的场景几乎每周都要上演。越害怕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褊狭，越褊狭就越受到轻视，越受到轻视就越害怕。无药可解，无计可施。穗子说，她已经跳不出来了。
穗子总结说，这种自卑感是根深蒂固的，它源于小县城培养酝酿的、与生俱来的不自信。她的同事几乎都是生长于一二线城市，家境优渥，教育精英化，进入这个圈子本身就是家势所趋，顺其自然。她一个小县城的土娃子偏要插进来凑热闹，只能落得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局面。
辞职后的穗子并没有换来她想要的轻松，她打电话向我哭诉，说她整夜整夜地做梦，梦里全是四年前那个女上司和刚辞职这家公司的女老师。
“我感觉我的人生一直在做一个恶性循环，我真他妈受够了！”
穗子说，只要能突破这个圈，万劫不复她也愿意。
4
2019年秋，穗子从财经记者转行为一名财经公关。
这个职位虽然不说有多轻松，但大多数时候作为甲方至少拥有些许说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工资比之前做记者翻了一番。穗子说，她挺满意的，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嘛。
工作稳定舒适下来了，穗子家里那边更加催着她的婚事了。穗子一直有个男朋友，两人不咸不淡地谈了两年多。看不出有多喜欢，也看不出有多讨厌，确实很像穗子自己说的，只是为了给她妈一个交代。
穗子妈妈从穗子刚迈入大学校门、满足了国人恋爱条件开始，就催着穗子找男朋友谈对象。穗子每次分手，她妈妈都要骂她一顿，以至于后来再分分合合都不和她妈妈说了，反正她妈妈也记不清是哪一个。到北京工作后，穗子妈妈变本加厉，如果穗子不定期给她妈妈发一个和男朋友的合照，她妈就会马上发动各方关系，张罗着给穗子介绍相亲对象。
为了稳定军心，穗子在豆瓣上聊了一个男生，觉得没有太大毛病，又不粘人，便处上了。
穗子说，她知道她妈妈怕什么。
“我妈就是害怕自己万一像我亲爸那样突然离开后，我孤身一人。”穗子有些难过地说。
2019年12月，接到穗子的请帖后，我打电话问她，为什么这么突然。穗子说，前段时间她妈参加一个朋友女儿的婚礼，结束后和一群老伙计去KTV，吹几瓶酒后就扯着嗓子唱歌，唱着唱着她妈就开始抱着话筒哭，谁劝都停不下来，还是她爸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妈弄回去。之后她妈就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了——因为操心穗子结婚的事。穗子无奈叹气，她也没办法。
我像是看到一出荒唐的黑色喜剧，难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穗子婚礼那天我请了一天的假，奔赴北方一小城。
穗子的男朋友长相普通，家境普通偏下，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有一个比较得力的亲戚，早些年把她男朋友弄到北京一个事业单位，熬到了一张北京户口。
穗子说她不在乎那个东西，她又不准备生孩子教育后代，要那张户口本做什么用。
“我只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穗子说这话的表情中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淡然。
婚礼在县城一个小酒店举行。穗子穿着不合身的白色婚纱，化着不合适的妆容，站在布置得花枝招展、极具城乡结合气息的婚礼会场前，脸色木然地任凭婚礼司仪折腾摆布。
交换戒指后，司仪照例鼓动着台下的人起哄。穗子老公有些犹豫，谨慎地亲了亲穗子的脸颊。观众不满意，又起哄，于是司仪又笑容满面地推波助澜。穗子定定地看着她老公，没有害羞，也没有兴奋，我看到穗子老公更犹豫了，似乎不知道该亲哪里。踌躇了一会儿，便将嘴唇放到穗子的额头上。台下又是一阵遗憾的声音。司仪借故流程紧张，匆匆开始了下一个环节。
到最后抛手捧花的时候，穗子脸上才突然有了些神采。她对我笑了笑眨眨眼，我在“走后门”的条件下顺利抢到了那束承载着爱情和幸福的手捧花。
大概是离开宴用餐的时间还比较长，那位婚礼司仪极力拖延着婚礼时间，又点名让我上台发表感言。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味地在台上瞎扯和穗子的相伴经历，还没说几句就听到穗子在我旁边啜泣的声音。我没忍住，也开始簌簌地掉眼泪，匆匆结束了要说的话。
婚礼结束和穗子道别时，穗子抱着我，有些哽咽地感谢我，说今天要不是有朋友陪着，她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
我扯出笑容安慰穗子，说她也是个在北京有房有户口的人了，就凭这一点都不知道要让多少北漂青年羡慕呢。
穗子抹抹眼泪，笑了笑说，也对，至少现在她妈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至少她自己也安定下来了。随之穗子捏捏我的手，说：“你也要加油啊，要不然年纪大了更不好找了，总这么漂着也不是回事儿。”
我看着穗子笑了笑，和她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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