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果想获得上帝的祝福必须通过教会，其过程就像在政府部门办手续一样：要遵守教会的一切规定；要上缴足够的款项；要完成一系列的手续和仪式。
基督徒的愿望是洗刷自己的罪恶，成为“义人”。罗马教会看重信徒是否遵守律法、纳税、履行仪式这些外在的行为，认为这些外在行为是信徒成为“义人”的关键，这种观点在神学上被称为“因行称义”。
在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会里，许多人热衷于赚钱敛财。因为很多教士原本就是世俗贵族，他们把奢靡之风也带了过来，以至于作家伊拉斯谟说过一句著名的名言：“许多男、女修道院与公共妓院无甚差异。”
虽然在虔诚的信仰下，依然有许多教士坚持清贫生活。但总体说来宗教仪式越来越奢华，许多钱花在了兴修富丽堂皇的教堂上，而这些巨大的耗费，唯一的来源毫无疑问只能是从教徒身上搜刮了。毕竟在当时教会有无上的权力，于是就出台了一系列增加收入的办法。
比如《圣经》里提到，教徒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出来。于是教会便理直气壮地制定了“什一税”，规定欧洲百姓十分之一的收入都要上缴给教会。当各种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去世以后，他们的私人财产也归教皇所有。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税费，以至于后来教会的税收远超政府。比如1252年，英格兰全国贡献给教皇的财产是贡献给皇室的三倍。
并且在中世纪，百姓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教会本来就是世俗习惯。而且那时候除了神父外很少有人会写字，所以遗嘱多是神父代写的。后来教皇又干脆下令，只有神父在场，所立的遗嘱才有效，这样教会就进一步垄断了立遗嘱这一重要的环节。在神父的劝导下，不少百姓在临终前都会把全部遗产都赠给了教会。
教会还制定了大量的禁令，从怎么能当贵族，皇帝到平民又该怎么结婚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更妙的是，同时教皇又有赦免一切禁令的权力。于是这也变成了牟取暴利的手段。在历史上，常把大量公开卖官的现象作为政权没落的重要标志，而此时的欧洲教会也开始这样干了。
正是因为这些措施搞得教会铜臭味儿实在是太重，以至于教皇庇护二世在即位前都说：在罗马，一切都有行情出卖，没有钱便办不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丁・路德出现了。
马丁・路德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神学院，拥有神学博士学位。这样的工作，需要他进行大量思考，而一旦开始思考就必然有所怀疑。只不过一般的学者，怀疑的对象是经院哲学家们提出的论题，而马丁・路德却偏偏要去怀疑罗马教皇的权威。
马丁・路德在阅读《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时，发现保罗所持的是“因信称义”的观点。
“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说，真心相信上帝，就可以成为“义人”。
说白了，罗马教会认为，外在的行为很重要。而马丁・路德却认为，内心的信仰比外在的行为更重要。只要内心真诚信仰上帝就能得救；而是否遵守罗马教会的规定，是否上缴税款，是否完成昂贵的宗教仪式，这些都不重要。
显然，马丁・路德的观点是罗马教会不能容忍的。这就好比今天有人宣称，只要内心爱国，是不是守法、是不是缴税都不重要——你说哪个政府能容忍这种观点？
所以当马丁・路德的观点开始传播之后，罗马教会如临大敌，一心想要干掉马丁・路德。
教会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势力，这场斗争自己会稳操胜券。但是万万没想到，先是造纸术从中国传了进来，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叫古腾堡的德国人。
古腾堡在历史留名，和宗教没有关系。他最有名的做了一件事：发明改进了快捷的活字印刷术，导致在那个书籍本来无比珍贵的时代，书籍的制作成本直线下降。
于是很快，书籍由极其昂贵的奢侈品不再是贵重物品，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教会再也拦不住普通人阅读《圣经》了。马丁・路德攻击罗马教会的檄文也可以在大众中快速传播，而不是像之前的先驱一样，只能广场上匆匆作几次口头演讲，然后就被教会扔到火刑架上。
也正因为有了印刷术，欧洲人才有了众多崭新的思想，有了哲学的复兴，有了科学的崛起，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思想自由、理性、怀疑精神、科学、光明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马丁・路德改变了历史，而是古腾堡成就了马丁・路德，是印刷术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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