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气与性情》
殷国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读殷国明《灵气与性情》一书有感
文｜汪静波
读《灵气与性情———中国古代文论的意蕴与价值》一书时，苏轼《与二郎侄》中语，时常于我胸中盘旋：“凡文字，少小时当使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数年前压根不懂这在登峰造极后方能得获的“平淡”之妙，时至今日，方能于此书中咂摸细品。
其实，此中“平淡”，也自有其独特之处，《灵气与性情》内，所收文章多为殷师在“青少”之时所作，粗粗勘查一番，书中最早一篇论文，发表于1987年第1期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今已更名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其时殷老尚还人称“小殷”，年方三十出头，正是头角峥嵘之际；而搜寻资料后，发见明确标识了初次写作、修改、发表与再改时间的《灵气说——关于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一文，是于1997年10月25日写于上海，1998年1月修订，在1998年第2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之后，于2020年1月再度修订，方才将定稿收入此书。从数十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后的今日，反复打磨之后所呈出的文本，可算是将少时的峥嵘与绚烂，与今日已入“老境”或说“化境”的“平淡”并置——那份并未因“修订”而完全褪去的往日时代气息，与今日已更臻圆熟的思考和表述在此书中共陈，自能使有心人得以一览无余。这既是一部当代人对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古代文论进行读解的结晶，也是一部其自身前后已历经数十年的变迁，将活生生的个体“接受”之史，在此汇合凝结的具象显形。
此书读罢，恍然想起2016年时，钱谷融先生岁近期颐，在与记者的采访中慨然道出，“文学是人学，我还是那些观点，没有变过。过去、现在、以后都不会变。”至今一晃又过五年，读殷师《灵气与性情》时，同样能感到这份一脉相承的“不变”与坚守：将书中文章与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文本对照，究其旨趣，基本可说一以贯之：坚持阐发并深化“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重视个体活生生的生命体验；重视在当下更显难能可贵的灵气与性情；反对文学过分的意识形态化；文学过分受理论批评牵制；文学过分受外在功利因素影响。此言于今日普通群众已成惯常，而甫触学界的年轻人往往趋新骛奇，恨不得所听所闻每一语皆石破天惊，却少能领会如此书般“始终如一”与“说深说透”的妙味。在此，钱谷融先生于80年代中叶的意见，或许仍然值得听取：“表现的新决不能离开对对象认识的真和发掘的深而取得，离开了真和深而一味求新，就成了为新而新，不但是不足取的，还容易走入歧途，堕入哗众媚俗的恶道。”《灵气与性情》一书，某种程度便是这“真·深·新”三者结合的道成肉身——在一众批判、拆解、颠覆……已然甚嚣尘上的喧哗浪潮之中，将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颠扑不破”之物再度召返，令其精魂在此焕发持久的光辉。所谓“颠扑不破”，并非是说它们不可被今人挑战，不可被重新思考，不可被质疑批判，而是指它们在千百年的“反思”、“再读”之后，仍然能够以屹立不倒的身躯来到今人面前，总是比诸多已然旋起旋灭的时代泡沫，更加值得学人深思其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无尽意蕴，在领会与受教之余，再得享今朝的“新读”与“新解”。
其实，若一份解读已具备了“真”与“深”，是不会没有新的。从《灵气与性情》之中，便能品出三重新意：其一，是烙上读解者个人印记的风味之新。只要作品“确已经你的心灵之眼关照过了，在你的感情之海里浸染过了，那么你的感受，你的意见，就都带上了你特有的个性色彩，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它就是新的”。书中诸文，在写作时多喜使用“不得不”一词进行表述，或许多少反映出了作者于潜在的思维之中，与诸多或是时代“将令”，或是理论“他者”进行对话的纠结缠绕的思维状态，处处得见作者深深浸淫于“现当代”的锐敏的当下问题意识，在论述古典文论时，不时在与当下文艺现状进行对话，如“20世纪以来，艺术却逐渐进入了一个观念和思想引领的时代……以至于这个世纪不再是一个艺术创作的时代，而成为一个理论和批评的时代。”如此锚定于今甚深，而回返于古求解的独特风味，相信此书无论是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者，还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均将不无裨益与启迪。
其二，是作者本人已有更多独到体味的意见之新。将书中所收的《“寂静出诗人”——中国诗学中的创作发生说》与1999年发表的版本两相核对，比起当年限定在传统文论中对“寂静出诗人”这一命题进行讨论之外，又补入了一段原本所无的讨论中国传统文论吸收外来因素的论述，现摘一二如下：
例如，佛教的传入，就为这种理念注入了新的要素，在“静”之中增添了“禅定”和“入定”等内容；而20世纪初希腊美学中“静穆”观念的引入，也为中国文论提供了新的参照，萌生了“静观”“静趣”“宁静之美”等新的审美范畴和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一种两相观照的思想方式油然滋生，为“寂静出诗人”打开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其一是，以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视角，接纳、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相关、相类似的理论观念，以此充实和扩展了中国的诗意空间。
这多少显明了在二十年后，作者较之90年代更为融通的思考与论述，在此现当代学人对古典文论的研讨中，已决不乏跨国别、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大视野。而在风味之新与意见之新之余，此书更不少于公共皆有启发的学术领域推进之新：或许是我孤陋寡闻，除此书外，似未得见有其他学者，将“削木为鐻”作为一个古典文艺心理学中的重要命题，如此持久地进行专文阐发和讨论。来自《庄子》中的这一典故，原本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多仅限于领会内中的“工匠精神”，较之“庖丁解牛”等其他典故已深深渗入文艺理论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作者却以“削木为鐻”之典，作为对文艺创作时的心理描绘来详加阐述，并拈出其中颇关紧要的“齐以静心”、“知通为一”等，在此书所收的多篇文章之中有所论及，不能不说是一种予人启悟的独到体会。既有文章风味之新，再加主体意见之新，又不乏领域推进之新，如此“三”新合一，《灵气与性情》一书，当可令各色读者多所获益。
其实，老师的所谓“学问”，不只限于高头讲章，他所领会的“文学”，也并不止步于《灵气与性情》中的白纸黑字。在他看来，“活的文学不一定意味着写作，也不意味着观念和理论的生成，而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读此书《后记》时，倒令我似于生活中的“文学”有了些体会：
他说，出这些书，“以后卖废品也能吃一碗我百吃不厌的上海菜肉大馄饨了，何其快哉！”令我想起硕士时心境甚闲，不比今日一天到晚胡乱“忙累”，那会儿，每每有空相邀老师吃饭，殷师总是选择小区门口的福建沙县馄饨店。次数一多，我便不免疑惑，老师是真的爱吃这几块一碗的馄饨，还是看我穷学生一个，是以在不动声色地委屈自己的口腹，好为我省几个钱？读至《后记》，看来老师在关照之余，倒还当真爱吃这家馄饨，我也就放下这时隔几年的心来。不过，几年下来，我蹭了师门不少饭，老师总如对我一般，不露痕迹地关照不同师兄师姐彼此有别的财力、时间、心境等，选择不同的用餐场所，并聊些不同的话，失意时则温言鼓励宽慰，得意时却殷殷告诫留心，决不仅限于耳提面命要在学术上“好好读书，多写论文”的。言语之间的育人之道，变化微妙，真可谓“神明存乎一心”了。这大概是一种师门的一脉承传——同篇《后记》之中，老师记载，“就在最近一次下棋时，钱谷融先生还以‘你的新学比我好，旧学不如我’的话语勉励我，令我惶恐不已，当时就棋路大乱，溃不成军。”短短几句话中，实在颇有《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物往来交接的意味，在我这少女读来，钱先生此语，乍听当然是对我师在“新学”上的赞许和鼓励。但再想一想，似乎也是一种温和的方向性提点，或有莫忘“安身立命之本”的旧学之意。若更细品，好像在表层之下，是包含了一种更深层的关切与叮嘱，即莫要偏废，若能不忘旧学齐头并进，则当可期以大成的殷殷厚望。而殷师“棋路大乱，溃不成军”的反应，也似有颇多心理层面的深意存焉。如此言行之外的“曲中不尽之意”，实在非我后生晚辈所能妄言，只得在此不揣冒昧地胡说一二，但大约也可得见，《世说新语》中的风度与关切，与不尽的生命之“文学”，是怎样在“棋盘之上”的现当代文人间得所复现。这一言一行之中，实在颇不乏“灵气与性情”的，姑且以品此“言行之文学”，充作《灵气与性情》读后“小感”的结语，以求与更多读者共飨那氤氲于文人生命的“书中不尽之意”。
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徐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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