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基础研究该基础到什么程度，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基础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区别是什么?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基础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区别是什么
李侠：基础研究该基础到什么程度
最近，重视基础研究，并加大基础研究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这种思路的理论基础是美国科技政策专家万·布什（Wannevar Bush，1890-1974）早在七十年前提出的线性模型的体现，即基础研究成果有助于应用研究成果的产出以及最终大规模商业化发展的潜力。因此，基础研究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池，如果知识储备不丰富，其他的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的当下，为了不受制于人，加大基础研究的紧迫形势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尤其是在当下很多产业遭遇“卡脖子”技术约束的背景下，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已成突破发展瓶颈的最佳出路。为了防止出现基础研究的泡沫现象，从而影响科技发展的正常节奏。那么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战略安排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可以把基础研究划分为：表层基础研究，仅涉及难度较小、动用资源较少的研究；中层基础研究，涉及难度适中、动用资源中等的研究；深层基础研究，是指难度较大、持续时间不确定、需要动用巨大资源的研究。
基于这种简单结构分析，当一个国家决定从战略层面加速推进基础研究时，需要考虑如下三个条件是否具备，否则很容易出现政策失灵现象。
首先，准确研判当下的科学发展现状。按照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科学发展的历程通常是在常规科学时期与危机时期交替中完成的，二战以后，鲜有改变世界的重大理论突破出现，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已处于显性停滞状态，当下的发展更多是技术的横向扩散。据此不难理解，我们当下的科学发展阶段仍处于常规科学时期，此时最该做的工作就是利用现有理论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挑战现有的主流理论。
其次，开展深层基础研究需要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支撑条件，主要包括人、财、物的存量状况与基本科研制度的保障。从这点来看，我们真正在世界上处于科学前沿的人才数量有限、基础研究投入短期内难有大的改变，而适合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与相关制度安排尚不完善；最后，科研发展的路线图可以有多种选择模式。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路径的正确选择往往比决心和热情更重要，这点尤为值得警惕，否则，非理性的盲目投资基础研究就是一场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豪赌，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
由是观之，限于各种基础支撑条件的硬性约束，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基础研究战略主体适合选择表层与中层这个级别的基础研究，这类基础研究与我们现有的科技能力比较匹配。比如我们最近两年遭遇到严重的非洲猪瘟疫情，以及近在眼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急需基础研究来解决。
无数科学史案例的研究已经表明：基础研究不是越基础越好，只有适合自身条件的基础研究才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当下切记不可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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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中文”之弊的根源
近百年来“旧中文”之旧，而非更古远的“中文”。其一，百余年前，中国尚无学科概念，更无中文学科概念。其二，百余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教、学、研， “中
文”越来越拘泥于语言文学学科领域，“中文”的“学科化”越来越严重。对“中文”而言，过分的“学科化”却使其离“中文之道”逾趋疏远。这正是“旧中文”之弊的根源所在。
原文链接：余江“新中文”学科建设须回归和实现固有之“道”
杨新莹：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亮点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最大的亮点之一，是《民法典》的一大创举。人格权编系统规定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人格权相关的违约损害赔偿条款、人格权诉前禁令制度等保护人格权的新型制度设计，彰显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原文链接：“中国之治”的制度典范
李永胜：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高峰”，是聚焦创新人才的“高地”，是孕育新思想、新创意、新成果、新技术的摇篮，是创新创造的策源地，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它对于提升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深厚的人才支撑、创新养分与智力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文链接：为民族复兴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熊璋：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在线社会
今天，我们已经处于不同于传统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在线社会，更多的人类活动以在线的方式呈现。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在线社会，是教育工作者必须立即关注的重中之重。我国的青少年一代成长在信息社会和在线社会，他们的信息素养是他们和在线社会和谐相处的保证。我们在推动经济民生在线化、科教教育在线化、传播娱乐在线化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信息素养与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信息科学课程与语数理化生课程具有同样基础的作用，必须尽早全面开展中小学信息素养的教育，坚持学校教育的主渠道。
原文链接：在线社会悄然而至
刁榴、张青松：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 提升人才治理能力水平
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人才治理工作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需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将人才评价、人才发现、使用与管理等权限真正下放到用人主体，实现由“人才管理”向“人才治理”的重大理念变革。二是高度重视该政策的推拉效应，加快形成齐抓共进的人才治理格局。三是形成人才资源优势，夯实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基础。四是切实推进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实现人才治理现代化。
原文链接：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 提升人才治理能力水平
罗来军：“一体化”和“高质量”引领长三角未来发展
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破除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市场分割等障碍性因素。其次，要加大科技创新，培育强大的产业竞争力。最后，要加大补短板的建设力度：一是现代化城市风貌和机能需要进一步推进；二是欠发达区域需要大发展，实现区域发展均衡；三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需要加大整改力度；四是进一步提升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共享。
原文链接：“一体化”和“高质量”引领长三角未来发展
邹升平：如何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
新时代更好发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有制结构的显著优势，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健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新时代更好发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显著优势，其一，必须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基本原则.其二，要把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落实、落细。其三，要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其四，鼓励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原文链接：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
张耀军、焦思盈：“健康丝绸之路”构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
“健康丝绸之路”正成为中国为深化全球卫生合作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截至目前，中国共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向15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170多个国家举办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中方指导长期派驻在56个国家的援外医疗队协助驻在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向驻在国民众和华侨华人提供线上线下培训400余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转正”，以此为依托，中国稳妥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加强抗疫国际合作。今年前5个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6%；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逆势增长16%。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一带一路”始终聚焦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寻找各方利益契合点和发展最大公约数,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累计超过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签署的政府间合作文件总数达200份，共同开展2000多个项目。
原文链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李若愚：安倍给日本留下怎样的政治遗产
研判“后安倍时代”日本将何去何从，不妨从盘点安倍晋三的政治遗产做起。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坛经历了一个“总体保守化”的过程，可以说，安倍晋三的政治遗产都是集中在保守化的政治路线上。“带领日本摆脱二战后国际社会所施加的限制，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理念。由此又衍生出修改和平宪法、对俄缔结和平条约等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到，在近八年的时间里，安倍政权已经实打实地按照“正常国家路线图”逐步迈进。即便安倍离任，这些也都是难以轻易颠覆的既成事实。并且，安倍的长期执政也让日本民众看到了政权稳定带来的政策连贯性的好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在野党的进一步弱化。
原文链接：安倍给日本留下的保守主义政治遗产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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