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毛主席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用他那铿锵有力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因为这一宣告太伟大、太让人难忘了，所以，可能有些人不大想得起开国大典的主持人是谁。
不过，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得到，主持开国大典的人，必定得是个重量级人物。
他，就是我党元老之一、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
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林伯渠和徐特立、董必武、何叔衡、谢觉哉被尊称为“苏区五老”。
其实，那时的林伯渠并不老，他和朱老总同一年出生，也就四十多岁，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
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保证部队的粮秣供给，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后，林伯渠先后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和徐特立、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被尊称为了“延安五老”。
新中国成立，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后来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特别要说的是，在1956年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时，林伯渠在97名正式委员里，按得票多少排列，他的名次仅在毛主席、刘少奇之后，位居第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次在周总理、朱老总等重要人物之前。由此可知他在党内的分量，是何等德高望重，何等受人们的拥戴。
也因为林老在中、后期的工作主要是与财政、后勤有关，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军界也是很有名望的。
其实，在我军建军之前，他就已经是正军级干部了。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进步，青年时期到日本留学，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一大批志士仁人，大家意气相投，彼此欣赏，一起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孙中山的铁杆粉。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林伯渠愤然回国，不久，潜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义士反清。
黄花岗起义之后，林伯渠参加了反袁独立活动，并在在二次革命时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在护国战争中担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护法战争中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行动。
护法战争结束后，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但他对这个党并不看好，而在1921年1月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加入我党上海党小组，成为我党创始人之一。
前面说他在我军建军之前就已经是正军级干部，指的是中山舰事件后，他转投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中，任第六军的党代表。
国民革命军当时只有八个军，林伯渠称得上是位高权重。
特别要说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的林伯渠潜往南京，曾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可惜，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制止住了。
也在同年，林伯渠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受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学成回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开始了与毛主席长期数十年的革命友谊。
林伯渠在每个革命的转折关口中，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特别是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张国焘闹分裂的严峻关头，他义无反顾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对当时的政策走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毛主席曾由衷地称赞林伯渠：“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和人谈论林老与毛主席的革命情谊时，特别提到，在中国最先出现的共产主义小组里，湖南有毛主席，上海有林伯渠。而且，他俩都以我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共合作并担任要职。并且，在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林伯渠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主席为候补委员。
还有一个细节，朱明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已经是第二次次当选为中央执委了。随后，他担任了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农业部长。当时，他特地聘请了毛主席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可以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整整三十多年，林老总是同毛主席在一起，并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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