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禅代运动，是经典的礼仪文化工程。它为后世的王朝更迭，提供了可供效法的范例。
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曹操薨于洛阳。同年十月曹丕发动舆论攻势，胁迫汉帝禅让，建立魏朝。
汉室延绵四百年，法统深入人心。直至隋唐之际，朝野之间还有大量“金刀谶”与“刘氏当王”等内学术语流传，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刘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刘（劉）字为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隋书 刘昉传》
长社许绚解谶记，谓兰曰：“天下有长年者，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新唐书 刘兰成传》
注：“刘氏当王”的政治谶言，见孙英刚《金刀之谶：政治预言与宗教信仰的融合》。
在此背景下，曹丕自然饱受非议；不过此次禅让事件也存在着积极意义。
汉魏禅代，可以视作中国信史记载中、首次以“和平手段”完成朝代更迭的成功案例（不同于上古时代的传说、或短祚夭亡的新莽）。
它属于一个连续、动态、立体的，涉及政治思想、礼仪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大型文化工程，为后世留下了可供效法的经典教程。
注：汉魏禅代的作用与意义，见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
自曹丕开始，两晋隋唐时期的朝代更迭，大抵也都沿袭“禅让”这一方式。它以“天命更替”、“五行始终”等学说，为新朝统治者寻找到坚实的法理依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易姓革命”中常见的血腥残杀。
在此背景下，汉献帝与魏元帝这类前朝末帝，大抵可以维持“二王三恪”的宾礼待遇而得到善终。不过自刘宋开始，禅让之君往往不免于死亡，这应该是曹丕未能预料到的。
本文想通过对汉魏禅代的分析，探究其幕后逻辑。鉴于该事件涉及因素众多，难以穷尽，因此择要论述。
本文分为三部分。其一是禅代的准备期；其二是禅代的执行期；其三是“谶纬符命”在禅代事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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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奠基与汉魏禅代的准备期汉魏禅代工程，自延康元年（220）正式启动至结束，前后不过二十六日。不过它的奠基时间却极长，东汉建安时代的二十五年时间（196-220），均可以视作汉魏禅代的准备期。
以下按时间顺序，简要梳理曹操“架空汉廷”的相关举措。
建安元年（196）曹操赴洛阳，迎天子迁治许县，刘协自此沦为曹氏的政治傀儡。曹操“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成为事实上的汉室统治者。
同年（196），汉廷太史令王立公开宣称“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太史令是掌管天象历数与图谶预言的权威人士，可知此事背后，离不开曹操的授意。
（王）立后数言于（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张璠《汉纪》
建安二年（197），曹操将刘协软禁，同时将宫廷宿卫全部换成谯沛子弟（曹操的乡党），自此不再朝见天子。
自（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后汉书 伏皇后传》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曹）公将讨张绣（事在建安二年），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曹）公自此不复朝见。--《魏晋世语》
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
建安四年（199），官渡之战爆发，袁绍幕僚陈琳在《檄文》中指责曹操“败法乱纪，坐召三台”，又“迷夺时权，杜绝言路”，诛戮汉廷官僚。
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指献帝）含听，改容加锡，（曹）操欲迷夺时权，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为袁绍檄豫州》
曹操屠戮汉官一事，并非孤证，在《后汉书》中也多见记载。可知最晚在建安四年（199），曹操已经基本架空汉廷。
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一作壶崇）、尚书冯硕等。--《后汉书 献帝纪》
建安五年（200），曹操诛杀车骑将军董承，又击破叛走徐州的左将军刘备，肢解了刘协的内外辅弼。自此，汉帝被彻底禁锢，形同囚徒。
（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曹）公将自东征（刘）备。--《魏书 武帝纪》
建安九年（204）曹操击破袁尚，将治所迁至邺县（属冀州魏郡），与许县（属豫州颍川）的汉帝形成了事实上的地理隔绝。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废三公，改设丞相与御史大夫。曹操自领丞相，御史大夫则由曹操的鹰犬郗虑担任。自此，汉廷在制度上确认了曹操的军政首脑地位。
十三年春正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曹）公为丞相。--《魏书 武帝纪》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以曹丕为“副丞相”，将权力的世袭计划，昭告天下。
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魏书 文帝纪》
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礼制待遇凌驾群臣。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划天下十三州为九州（借此扩大冀州的辖区），自领冀州十郡，建号魏国，自称魏公。魏国自设三公六卿，与汉廷的三公九卿分庭抗礼。
秋七月，（曹操）始建魏社稷宗庙。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魏书 武帝纪》
建安十九年（214），曹操逼迫天子，在制度上确认“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同年，曹操改用金玺，赤绂、远游冠，礼制开始与天子趋同。
（建安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魏书 武帝纪》
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
建安二十年（215），汉帝立曹操之女为皇后。此事全系曹操安排，意在进一步加强对刘协的监视与控制。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曹）公中女为皇后。--《魏书 武帝纪》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由魏公晋升为魏王，公开破坏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祖制，篡汉步伐进一步加快。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曹）公爵为魏王。--《魏书 武帝纪》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同时“冕十二旒，乘金根，驾六马”，在礼制待遇上，与汉帝完全齐平。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天子命（魏）王冕十有二旒（礼帽上挂十二串珠子），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魏书 武帝纪》
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218-220），许县、邺县相继发动了阻挠曹操称帝的暴乱活动，加上荆州的关羽北伐，益州的刘备西征，导致曹操的篡汉进程严重受阻。
在此背景下，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的曹操，最终未能如愿，不得不将改朝换代的任务，交给嗣子曹丕。
综上可知，曹操耗费二十五年（196-220），通过各种僭越举动不断试探士人的底线，最终摧毁汉帝权威，瓦解汉廷官僚，为曹丕篡汉奠定了坚实基础。
曹丕篡汉的实践期不同于曹操在建安年间（196-220）的兢兢业业与细心铺陈，曹丕的篡汉心态十分迫切，在短暂地稳定局势后，迅速发动政治攻势。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嗣位，改元延康（依然是东汉年号）。延康元年（220）十月，曹丕正式启动并完成了汉魏禅代，前后仅耗费二十六天。
虽然篡汉程序的执行时间不长，但其中的信息量却不少。以下谨以时间顺序对事件进行分析论述。
（1）起始阶段
延康元年十月初（具体日期失考），左中郎将李伏上表劝进。
李伏献上的玉版图谶，上书“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
定天下者，魏公子桓（曹丕字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献帝传》
李伏援引图谶之说，因此他在禅代工程中的身份，实际是“政治神话”的述说者，换言之，即天命的传达者。
左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姜）合长于内学，关右知名。--《献帝传》
谶纬即政治预言，它与经学（儒教经典）中的神秘元素、巫蛊元素、阴阳五行元素相结合，发展出了经学中的“内学”，被统治者视作天人感应与王朝更迭的密术。
自东汉光武帝开始，内学便成为显学，它与今文经学（谶纬学）高度相关，往往利用儒教经典与灾异天象相互附会，借此传达“君权神授”等神秘理论。
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
李伏进献的图谶中，“魏公子桓”指的无疑是曹丕，曹丕字子桓。可知此事是曹丕私下授意，意在开启政治表演。
（2）群臣首次劝进
表演开始阶段，曹丕表现得大义凛然，假惺惺地斥责李伏，同时自谦为“薄德之人”。但同时，曹丕也将李伏进献的图谶“示外”，借此观察臣僚的反应。
（魏）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指自己），何能致此，未敢当也！”--《献帝传》
由于篡汉的准备工作在曹操去世前已经完成，因此群臣心领神会，立刻组织起声势浩大的劝进运动。
十月初四（丙午日），桓阶、陈矫、陈群、辛毗、刘晔、董遇、王毖等人，入宫跪拜，口称“考图纬之言，效神明之应”，乞求曹丕即皇帝大位。
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献帝传》
上述诸人的政治背景极端复杂，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桓阶是孙坚旧部，陈矫是陈登旧部，陈群是刘备旧部，辛毗是袁绍旧部，刘晔是刘勋旧部，董遇是彼时的学者兼儒宗。诸人之间各有政治背景，可以视作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
照此而论，此事依然是曹丕授意，营造出“天下归心”的政治效果。
此次表演之后，曹丕要求尚书仆射，将劝进的事情“宣告官僚，咸使闻知”。
（3）群臣二次劝进
十月初九（辛亥日），以太史丞许芝为代表的宫廷学者，再度发起劝进。
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献帝传》
前文已述，太史系统掌管星象历数，判断朝代运势，因此许芝是王朝更迭理论的权威人物。
许芝的劝进，可以视作对李伏（贡献图谶）的后续补充。不出意外，曹丕对此依然表示了拒绝。
（4）献帝首次禅让
十月十三（乙卯日），汉献帝首次下禅国诏书，自称“汉道陵迟，为日已久，皇纲肇亏，帝典颓沮”，要求曹丕“永君万国，敬御天威”。言辞之卑怯，几乎不似帝王手笔。
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安、顺已降，世失其序，冲、质短祚，三世无嗣，皇纲肇亏，帝典颓沮。--《献帝传》
考虑到彼时（220）的政治环境，此道诏书虽是天子旨意，实际反映的却是曹魏集团的意志。
曹丕身在洛阳，刘协身在许县，二人云山阻隔，根本不可能实现有效沟通；何况献帝遭遇长期禁锢，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过是曹氏豢养的傀儡而已。
汉献帝首下禅国之诏
献帝下达的“禅国诏书”，引发了曹魏群臣的劝进高潮。虽然史书没有完全记载参与劝进事件的人物，但十月十三日，曹丕竟连发七道手令，要求群臣停止劝进。
注：曹丕手令次数统计，见吕宗力《谶纬与曹魏的政治文化》。
从魏王手令的密集程度来看，彼时的洛阳无疑已经陷入癫狂气氛。曹丕对此十分满意，但依然故作姿态，自称“德薄”，继续观望。
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以桓阶为首的曹丕党人；以刘若为首的前朝宗室，以卫臻为首的魏国近侍等三批人物，前后百余人，连续劝进，言辞恳切，要求曹丕“早正大位”。
尚书令（指桓阶）等又奏……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奏议……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百二十人上书。--《献帝传》
到了这一步，曹丕知道禅代之势已成，因此退还汉帝所赐玺绶，准备发动下一次舆论攻势。
（5）献帝再次禅让
十月二十（壬戌日），汉献帝收到退还的玺绶，于是再下禅国诏书。
尚书令桓阶等人再次劝进，甚至“以死相请”，极大满足了曹丕的虚荣心理。
臣等闻事君有献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鳞固争之义，臣等敢以死请。--《献帝传》
桓阶本人是曹丕的腹心幕僚，在曹操时代便委身于曹丕，多次面折廷诤，被曹丕视作“托孤之臣”。
（桓）阶疾病，（文）帝自临省，谓曰：“吾方讬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于卿。勉之！”--《魏书 桓阶传》
大概是因为桓阶的身份特殊，曹丕更想咨询其余幕僚的意见，因此假意训斥，称“冀三让而不见听，何汲汲于斯乎”？
（6）献帝三次禅让
十月二十五（丁卯日），献帝在万般无奈之中，再下禅国诏书。
汉帝三下禅国之诏，昭告着王朝更迭大势已定。因此，华歆、王朗、贾诩等公卿耆老，终于露面，引领起此次的劝进运动。
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 “臣等被召到，伏见太史丞许芝、左中郎将李伏所上图谶、符命，侍中刘廙等宣叙众心，人灵同谋。”--《献帝传》
“三公”代表着清贵力量，与尚书台或魏王府幕僚自然不同。由他们出面劝进，可以大大强化曹丕的法统。
看到朝廷中的耆老势力，也纷纷屈从于时代洪流，曹丕心中自然十分得意。因此，此次辞让的口吻便宽松了许多。
曹丕称：“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何以辞焉？”言辞之间，已经隐隐有接受之意。
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指曹丕）亦曷以辞焉？--《献帝传》
（7）献帝四次禅让
十月二十八（庚午日），献帝第四次下达禅国诏书。
此次诏书内容较前几次为短，语气也更加简洁直白，大抵是“王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
今遣守尚书令侍中顗喻（魏）王：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副朕之大愿。--《献帝传》
可见汉献帝这个傀儡皇帝，对于无休无止的政治表演，也明显产生了厌倦情绪。
曹丕眼看目的已经达成，为避免弄巧成拙，便“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汉帝印绶。令曰：“可。”
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奏曰：“……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三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魏王）令曰：“可。”--《献帝传》
翌日，即十月二十九（辛未日），曹丕登坛受禅，正式建立魏朝。
曹丕受禅
览查事件始末，从十月初四到十月二十九，劝进活动仅持续二十六天即宣告结束。然而在这短短二十六天之中，各类政治事件的爆发密度可谓空前，几乎所有的汉、魏官僚均有涉及，可知是蓄谋已久。
从后来人的观点看，汉魏禅代的过程，无外乎曹丕集团的自娱自乐；但仔细梳理劝进事件，便会发现禅让准备充足，过程有条不紊。
天命与符谶等元素全部具备，魏臣与汉廷耆老等人物无一缺席；甚至在短暂的二十余日中，汉帝下达了四次禅国之诏，曹丕则完成了三次辞让表演（昔日泰伯“三辞三让”，孔子称之为“至德”）。在礼仪、制度、文化层面，真正做到了无懈可击。
谶纬符命在禅代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汉魏禅代的政治表演中，“谶纬符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陈寿《魏志》、王沈《魏书》、鱼豢《魏略》以及各类相关材料中，均可大量见到符谶的痕迹，俯拾皆是。
其中类似“汉以许昌失天下”、“汉以魏，魏以征”、“代赤者魏公子”等妖异学说史不绝书，至于“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以及“代汉者魏公子桓”等杜撰色彩明显的图谶，更是多如牛毛。
《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东汉尚火德，火色赤）。《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献帝传》
其实王朝更迭，新朝为了强调自身的执政法统，往往会托言“受命于天”。谶纬等内学，与阴阳五行联系紧密，构造出“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的理论，同时配合五德始终学说，强调“期运”的重要性。
所谓“期运”，即每一个王朝各自代表着五行之中的某一环节，强调五德运转，皆有始终。
换言之，每一个王朝都会经历兴废盛衰，不可能永远维持统治。从曹丕《终制》中“未有不亡之国”的心迹流露来看，他对五德始终理论确实是深信不疑的。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曹丕《终制》
在此背景下，汉魏禅代活动中，大量出现谶纬的相关记载，是符合彼时的学术环境的。
但特别需要注意一点，谶纬这类术语，本来不应该出现在延康元年（220）的劝进活动中。
按《魏略》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科禁内学”，连相关藏书都被收缴毁灭，大量士人因此获罪。因此曹丕援引内学理论，其实是公然违抗其父的遗令，这不能不引起注意。
（建安）二十二年，（吉茂）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曹操）科禁内学及兵书，而（吉）茂皆有，匿不送官。--《魏略》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科禁内学
如果从时代背景看，曹丕在篡汉过程中，大量援引谶纬之说，甚至授意李伏率先献上图谶，其实并非是对曹操意志的践踏，反而是对曹操意志的实践。
因为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在“科禁内学”的同时，也将兵书一并禁绝。
先是（曹操）科禁内学及兵书。--《魏略》
需要注意，曹操自己就是著名的兵家，他为《孙子兵法》作注，又自撰《孟德新书》，闻名于世。
（曹操）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王沈《魏书》
曹操禁绝兵书，其根本目的在于禁绝民间的兵书，以维护曹氏的统治。以此论之，曹操“科禁内学”，实际也是禁绝民间的内学，希望内学能够仅为曹氏服务。
如果将时间上溯到建安元年（196），即曹操赴洛阳迎接天子的同年，便会发现曹操对“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等谶纬之说，表达了赞许态度；曹操甚至夸奖谶纬的杜撰者王立“忠于朝廷”，可谓引喻失义，口不择言。
（王）立后数言于（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公闻之，使人语（王）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张璠《汉纪》
由此可知，曹操本人，对于谶纬学说，其实是十分推崇且迷信的。他之所以在建安末年“科禁内学”，恰恰是为了将内学的使用权局限于曹氏，为篡汉提供便利。曹丕深谙乃父遗志，可谓心有灵犀。
小结汉魏禅代的过程，颇为仓促，计其修短，不过二十六日。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便会发现建安的二十五年时间（196-220），其实都是汉魏禅代的奠基期，最终在延康元年（220）十月正式完成。
在曹操去世同年，曹丕便完成了亡父心愿，同时深切领悟了乃父“科禁内学”的真谛所在，在禅代过程中大量应用了谶纬符命，完全践行了曹操的遗志。
从时代背景上看，曹操“科禁内学”与曹丕“立为太子”，恰好处在同一年（217）。其背后寓意不言自明。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魏太子。--《魏书 文帝纪》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魏太子
正如前文所述，汉魏禅代这场仪式化的政治表演，不宜单纯视作曹魏集团的自娱自乐，曹丕在辞让过程中，实际严格践行了儒教政治的道德要求。
换言之，在后人眼中的宫廷闹剧，在当时其实是十分严肃且神圣的仪式，曹丕以及一众参与者们，均沉浸其间，甚至陷入“人人悦喜，形于声色”的幻觉之中。
（曹丕）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也？”--华峤《谱叙》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曹丕在篡汉过程中制定的“标准化流程”，成为魏晋之后的禅让准则。清代学者赵翼，对此评价为“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之魏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可见汉魏禅代的程序，在荒诞色彩之外，也确实存在积极意义。
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赵翼
讽刺的是，曹氏创肇的禅让制度，最终却被司马氏全盘效仿。
魏咸熙二年（265）曹奂被迫禅位时，前后履行的程序，竟完全遵循先祖创立的制度，这大概是历史的一种黑色幽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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