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典职：掌管政事。】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希：同“稀”。】。”“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轶诗：指《采薇》。】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盍：何不。表示反问或疑问语气。】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木主：木制的神主牌位。】，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叩马而谏：勒住马头进行规劝。后比喻竭力进行劝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徂：同“殂”，死亡。】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屡空：经常空乏，一无所有。借指贫穷困乏。】，糟糠不厌【厌：饱。】，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择地而蹈之：指不仕暗君，不饮盗泉，隐于世外。】，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冯生：贪生。冯，同“凭”，恃。】。”“同名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趣：同“趋”，指出仕。】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学者们记事的典籍尽管极为广博，然而还是要在六经中寻找根据。《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记载虞、夏两个朝代的文字，依然可以得见。尧帝快要退位时，将帝位让给了虞舜，舜把帝位让给大禹的时候，四方的诸侯和州牧全都赶来推荐他们，于是让他们代理职位，主持了几十年国政之后，有了很大的功绩，这才正式把政权授给他。这说明，天下是最重要的宝器，王位是最重要的统绪，天下的传承就是如此艰难。但有人说尧帝曾经把天下禅让给许由，但是许由没有接受，还把那当成一种耻辱而逃避、隐居。到夏朝时，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些人应该从哪方面来称颂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有人说山上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排列古代那些仁人、圣人、贤人，比如吴太伯、伯夷等人，说得都很详细。我认为我所听说的许由、吴光等人的气节很高，但是书籍却一点简略的记载都没有，什么原因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会记着别人以往的恶处，对人的怨恨因此也就变得很少。”“追求仁德就能够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的心意感到悲伤，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逸诗后又觉得非常惊异。他们的传记是这样写的：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让叔齐做国君的继承人，等到父亲死去以后，叔齐把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伯夷就逃走了。叔齐也因为不肯继承国君之位而逃走。都城中的人们把孤竹君中间的儿子立为国君。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奉养老人，就想：何不去归附他呢？等到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西伯侯已经死去了。周武王用车载着神主，尊号为周文王，向东方行进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向他进谏：“父亲去世，还没有安葬就发动战争，这能说是孝道吗？身为臣子，却要弑杀国君，这能说是仁义吗？”周武王左右的人想要杀死他们。姜太公说道：“这是忠义的人。”就扶着他们离开了。等到周武王平定了殷商的暴乱，天下人都归附周朝，以周朝为宗，只有伯夷、叔齐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出于对商朝的忠义而不吃周朝的粟米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集蕨菜充饥。等到他们饿得将要死掉时，便创作了一首诗歌。那诗歌中唱道：“爬上那座西山啊，采集那儿的野菜。以暴力手段取代残暴的统治啊，却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神农氏、虞舜、夏禹那样清明太平的时代很快就消失了，我最后的归宿在何处呢？可叹啊，唉，还是死了吧，我的命运是那样的不济呀！”于是，两人饿死在了首阳山。从这首诗的歌词来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怨恨呢？有人曾经说过：“天意是不会偏私任何人的，只是经常帮助那些好人。”就如同伯夷、叔齐那样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善良的人吗？他们不是善良的人吗？他们积累仁德，使自己的品行变得高洁，即使这样，最终还是饿死了！况且孔子那七十个著名的弟子中，孔子唯独称赞颜回是个喜好学习的人。可是颜回却经常贫穷困顿，就算是最粗糙食物都无法吃饱，最终还是早早地死去了。上天对善良的人的报答和施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盗跖每天都会杀死无辜的人，吃掉人身上的肉，残忍暴戾放纵凶狠，纠集了同党好几千人，在天下横行，没有忌惮，竟然能够安享自然的寿命，没有早死。这又是依照什么德行来报答和施与呢？这两个例子是尤其明显重要的。说到近代，那些操守品行不够端正，专门触犯法令的人，反而可以一辈子享受安逸和快乐，他们得到的富贵非常丰厚，代代相传，从不断绝。有人居住都要挑选地方，在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走路不走小路，不是公平正义的事情，就不发奋去做，最终反而遭遇灾祸，这样的例子数都无法数完。我对此感到十分疑惑，倘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道，这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孔子曾经说“走着不同道路的人，不能在一起谋划事情”，那么也只有各人遵从各人的意志了。所以说“富有和高贵的生活假如可以求得，那么即使让我做个赶车的人，我也去做。假如无法求得，就遵从我的喜好去做”。“一年中寒冷的季节来到，这之后才明白松柏是所有植物中最后凋谢的”。整个世界都变得混浊了，那些清廉高洁的人士才会出现。这难道不是由于有的人过于重视富贵，才显得轻视富贵的人如此高尚吗？“君子最大的遗憾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却没有美好的名声受人称道”。贾子说：“贪婪的人为了财物而死，英烈的人为了名声而死，贪权势而矜夸的人为了权势而死，普通百姓只顾自己的生命。”“同为明亮的东西，就会互相照映；都是同一类的事物，就会相互间产生影响。”“龙出现时，一定有云彩跟随在后，勐虎怒吼时，也一定会刮起大风，当圣人出现在世间时，天下万物都会变得显著起来而易于理解。”伯夷、叔齐虽然也是贤明的人，但也要有孔子的称赞才使他们的名声更加显著。颜回虽然刻苦好学，因为跟随夫子，才使他的德行更加彰明。居住在山林洞穴的隐士，有的名声显赫，有的则默默无闻，这都与时机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人如果名声被湮没而没有得到称颂，真可以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啊！居住在乡里的人，要想磨砺自己的德行、树立美好的名声，假如不是依附于那些青云之上的人士身后，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声名广泛地流传于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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