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一名卖大饼的小贩正在卖早点，突然一位穿着旗袍的时尚女郎停在了他的摊子前。
这名女郎每天都会来买饼，老板总会趁着给她装饼的间隙，小心翼翼地偷看着这个高挑的漂亮女子。
但是今天当他的眼睛扫到女子的脖颈处时，却让他大吃一惊。
摊主竟然看见了对方的喉结，摊主再瞄向女郎的双腿，虽然她穿着一双传统的丝袜，但是摊主依然能看见女郎厚厚的腿毛。
由于当时仍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在暗中搞破坏，摊主怀疑这名鬼鬼祟祟的女郎可能是个特务。于是等女郎走后，摊主便跑去了公安局报案……
淮海路派出所的民警听完摊主的描述后，将旗袍女郎这个情况登记在案。
就在卖饼摊主报完案后，一位治保主任沈大妈也走进了淮海路派出所，因为她最近发现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
因为在1953年，渗透进内地的特务无处不在，全国人民对敌特十分敏感，所以有些群众一发现什么可疑人物或事情就会向公安局反馈。
那天下午，沈大妈正在弄堂里走着，突然听见前面有一群小孩子在那喊叫。
眼尖的沈大妈走近后才看见，其中一个孩子手里的竹竿上，正挑着一个女人的内衣。
沈大妈冲上前去，一把抢过了棍子，几个孩子见到气势汹汹的沈大妈，不约而同地调头跑了，但还是被沈大妈抓住了一个孩子：“你们从哪里拿的这个东西？”
当时胸罩款式的内衣在国内并不常见，这也引起了沈大妈的好奇心。
被她逮住的那名孩子将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原来这内衣是他们在弄堂的地上捡的。
奇怪的是，里面还塞满了大量的棉絮，外边用绸布缝起来，不过已经被孩子们挑破，棉絮也散落一地，当时孩子们的第一反应是有人装假胸。
听完这个孩子的描述，沈大妈却变得机警起来了。
放走孩子后，沈大妈拿着内衣返回孩子描述的地方，沈大妈在弄堂里大声喊着：“谁家的胸罩被大风刮下来了？”
沿着弄堂喊了好几声后，一个高挑的女子才应声而出。
“沈大妈，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高挑女子微笑地说道，沈大妈问道：“你住在几号楼几层啊？”
“六号楼三层。”随后沈大妈也没再继续问下去，将内衣还给了女子，女子慌忙地走回屋内。
越想越不对劲的沈大妈来到淮海路派出所，将这一情况描述给民警，。
虽然那名女子长得很漂亮，声音也甜美，但是就凭在内衣里塞棉花就引起了沈大妈的怀疑，一个星期内两起报案，警方立马派人来到雁荡路55弄居委会。
查了户籍后，发现住在六号楼三层的那位女子名叫王秀娟，是在1951年从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过来的。
但是具体的籍贯，工作以及家庭情况都无从得知，调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为了保险起见，民警将这两份举报档案放在一起存进了档案室。
为了挖掘更隐蔽的特务战线，上海市公安局二处的侦查员余存熹和杨文元，被上级派遣到淮海路派出所做基层调查。
这天两人正在查阅档案时，杨文元突然喊了余存熹一声：“存熹你过来看这份户籍档案。”
杨文元手上拿着的，正是几个月前民警登记的王秀娟档案，档案中那两项举报内容吸引了二人的注意。
王秀娟会不会在男扮女装？这是两人的第一反应，从档案的种种细节上看，这种怀疑不是没有可能。
余存熹和杨文元立马找到科长钱明，反映了这个情况，看完档案后，钱明告诉二人：“私下开展调查，不要引起外人注意。”
两人吃完晚饭后，又走进了户籍档案室，查阅着王秀娟的户籍情况，资料上显示王秀娟是1951年搬过来的，于是两人又赶往基督教青年女子部。
经过一番询问后，管理员告诉他们王秀娟在1950年的时候，从上海交通大学女子宿舍迁移来的。
第二天一早，余存熹便拉着杨文元来到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保卫处两人进到了学校内的档案室。
王秀娟之所以能够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是通过一个姓陈的助教老师介绍过来的，王秀娟在学校宿舍住了一个月就放假了，开学后她就搬去了基督教女子宿舍。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余存熹两人没有选择去找陈老师谈话，而是重新回到基督教女子宿舍了解情况。
余存熹两人从教徒的口中得知，王秀娟在基督教住了将近一年，当时和她住在一个宿舍的是名叫陈筠白的女人，不过一年后两人便一同搬走了，住进了雁荡路55弄。
杨文元又继续打探起陈筠白的情况，在很早以前，陈筠白曾是一名风尘女子。
她与一个商人结过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就离婚了，为了养活自己，陈筠白便做起了皮肉生意。
上海解放后，所有的风尘场所都被查封了，没了收入来源的陈筠白只能住进便宜的基督教女子宿舍。
将情况都摸熟后，余存熹和杨文元便开始轮番对王秀娟展开了监视，王秀娟在白天基本就是去取半成品的书签，领回家后让陈筠白加工。
随后王秀娟便会在南昌路口摆起一个小摊，售卖这些加工好的书签。
几天跟踪下来，两人都没有发现她和什么可疑的人接触。
唯一一次往邮箱里放封信，余存熹打开后，里面记录的内容这是上海市最近的状况，收信方是香港的一家报社。
跟了这么久都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垂头丧气的两人只好暂时将王秀娟放在一边，去忙些其他的案子。
虽然他们怀疑王秀娟女扮男装，但是无法掌握她从事特务行动的证据，女扮男装案不得不再次搁置。
1955年的夏天，全国展开了一场内部肃反运动，鼓励群众们举报身边的国民党旧部，也劝谏隐藏在内地的国民党间谍自首，这一天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一份来自成都公安局的材料。
内容显示，在近期的成都肃反运动中，一名银行的女职员向公安局检举她的哥哥万国雄。
万国雄曾经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
本以为解放后万国雄逃往台湾，但是1953年的春天，家里收到了万国雄来的一封信，万国雄告诉父母自己在上海。
但是令她妹妹奇怪的是，为何寄件人的姓名是王秀娟？这分明是个女生的名字。
而且万国雄寄来的信中只说他在上海，却没有提及具体住址，结合他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经历，这引起了万国雄妹妹的怀疑。
在成都肃反运动开始后，妹妹便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警局，上海市公安局收到这份材料后，随即将这份情报送到了余存熹和杨万元两人的眼前，这份情报无疑让二人喜出望外。
对于万国雄这个名字，余存熹两人再熟悉不过来，万国雄参加三青团后，利用《中国学生报》大肆宣扬反动舆论，造成恶劣的影响。
并且他还加入过反动组织“学生小组”，在校园内带人搜捕中央大学进步学生，同时万国雄又制造了多起镇压活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特务。
当天余存熹便乘车去了南京，曾经的南京中央大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南京大学。
余存熹查阅了万国雄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档案，照片上是一个男子，这和他跟踪过的王秀娟完全不像嘛，但是余存熹不敢轻易下结论。
1946年万国雄考进了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但是于1948年仅仅读到大三时便辍学了，之后就再没有他的档案记载了，余存熹又找到万国雄班上曾经的同学，了解旧况。
据他们所言，万国雄好像在大三那年，成为了青年军的随军记者，跟部队去了广西柳州，而且他还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
另一名同学告诉余存熹，万国雄曾经和中统局有名的特务陈雪屏关系很近，逃亡台湾后，陈雪屏就进入了国民党保密局。
得知消息的同时，杨文元也赶到了广西柳州，在当地公安局的帮助下，杨文元了解到万国雄于1948年来到柳州，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
后来他离开了军队，在《柳州日报》当一名普通的记者。
柳州解放后，万国雄辞去了报社的工作，来到了郊外的一户农家院里居住，杨文元又赶到万国雄曾经居住的郊区。
房东大妈告诉杨文元，她从来没有听过万国雄这个名字，杨文元又问道：“那你听过王秀娟吗？”大妈点点头说道：“这姑娘在我这住了半年多。”
根据大妈描述，王秀娟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练嗓子，她告诉大妈她是一唱京剧的，而且唱得还是花旦，所以要常常练嗓子。
除此之外，王秀娟平时就披散着头发，大妈无意中看到她往腿上抹药水，杨文元怀疑那可能是脱毛用的，大妈告诉杨文元1951年春节前，王秀娟离开了这里再也没回来过。
带着这些收集来的信息，两人返回了上海，万国雄的妹妹也被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了上海。
经过一番仔细打量，两人发现她的长相和王秀娟有几分相似，而且万国雄的妹妹告诉他们，万国雄小时候喜欢穿些花裙子等女孩的衣服。
人证物证确凿，1955年国庆节前夕，为了保障国庆节日的顺利进行，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对已掌握的地下特务进行集中扫清，其中就包括余存熹和杨文元负责的万国雄。
两人带着人手包围了王秀娟的住处，余存熹走上前去敲门。
不一会儿门就开了，正是王秀娟开的门，余存熹一个手势，后面的民警一拥而上将王秀娟控制住，余存熹将逮捕万国雄的逮捕令放到王秀娟的眼前。
“你们找错人了吧，我不叫万国雄。”虽然嘴上辩解着，但是他惊慌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他，陈筠白蹲在一旁瑟瑟发抖，最后警方将两人都带回了局里。
一开始审讯很顺利，王秀娟承认了自己就是万国雄，年轻的时候加入过三青团。
但是当审讯员询问到，他是否从事过那些特务活动时，万国雄却矢口否认起来，无论怎么审，万国雄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还狡辩自己男扮女装只是因为兴趣。
余存熹决定从陈筠白这里打开口子，一番严厉的审讯下来，陈筠白很快便招供了。
原来，当时陈筠白住进基督教女子宿舍没多久，便搬进来一个新室友，正是万国雄。
但是几个月的相处下来，陈筠白发现了这个新室友许多可疑的地方。
比如无论什么季节，万国雄的衣服都是长袖高领，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
一开始陈筠白只以为这是个人的生活习性，后来她又发现，万国雄每天晚上换睡衣的时候，都会避开陈筠白去卫生间换。
同为女子还这么害羞吗？但最终引起陈筠白怀疑的，是万国雄脖颈上不小心露出的喉结。
诸多谜团也让陈筠白开始怀疑万国雄是个男的，为了验证这个怀疑，陈筠白在万国雄换衣服的时候进行偷窥，结果发现万国雄真的是个男性。
等他换完衣服，陈筠白直接摊牌，询问万国雄为何要男扮女装住进女子宿舍，知晓事情败露的万国雄只好将事实都说了出来。
解放前，他受特务陈雪屏的委派，前往柳州潜伏，进行特务活动。
但是后来国民党败退，陈雪屏去了台湾，从此万国雄就再也没有和陈雪屏有过联系。
于是万国雄一路辗转来到上海，作为一颗暗棋等待被启动的时机。为了掩饰身份，他只好男扮女装。
说完这些话后，万国雄一把抱过了陈筠白，向她诉说着自己的爱意。
离婚已久的陈筠白沦陷了，两人很快便成为了一对地下夫妻。
在万国雄的建议下，他们搬去了雁荡路的弄堂里。
白天两人就以姐妹般相处，外人也没能发现什么，到了晚上便重新成为夫妻。
余存熹将陈筠白的招供书放在万国雄的面前，这个潜伏已久的国民党特务终于低头伏法。
据万国雄交代，他从柳州来到上海后一直没有住的地方，是交大那名姓陈的助教老师帮他联系了学生宿舍。
不过那名陈老师仅仅是出于善良，他也不知道万国雄的间谍身份。
很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万国雄，最终万国雄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期徒刑，陈筠白也因为包庇间谍罪被处以两年管制，至此这桩男扮女装间谍案终于告一段落。
虽然现在处于和平年代，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那些企图破坏国家安稳的不法分子和不轨特务，都将会像万国雄一样接受法律的审判。
参考资料[1]《人民公安》，2010年11月25日，《追踪神秘的旗袍女人》
[2]《老年教育》，2012年12月1日，《解放初期的男扮女装特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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