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6日，贵州遵义正值隆冬，位于老城子尹路96号的柏辉章官邸内，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正紧张而激烈地进行着。
屋外寒风凛冽，屋内唇枪舌剑，就在众人为前进路线争论不休时，响亮声音震彻会场：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只见，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不复往日里谦逊稳重的形象，他右手拍着桌子，每个字都仿佛有着千钧的重量。
会议桌上，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朱德为何大发雷霆？遵义会议召开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背景？
放弃游击战术自井冈山上“朱毛会师”以后，红军的发展进入到崭新的阶段。
到1930年时，工农红军总人数已达到10万多人，还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在十多个省份开辟出根据地，红军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革命力量。
正因如此，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了10万国军精锐，试图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苏区的红军造成打击。
面对来袭的国民党军队，我军没有胆怯，而是坚定地予以回击，第一次反“围剿”由此拉开了帷幕。
毛主席依托着湘赣边界复杂的地形，另辟蹊径，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战术。
并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将国民党大军打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累计歼敌1.3万余人，蒋介石野心勃勃的第一次“围剿”，正式宣告破碎。
从此，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能力，得到了全军上下的进一步认可。
此后两年间，蒋介石出动了更多兵力，先后发动了第二到第四次“围剿”，但在毛主席的指挥下，都无疾而终，红军的士气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1933年9月起，蒋介石已经气急败坏，他调集百万大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掀起了第五次“围剿”。
然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蒙蔽了当时中央临时领导人王明、博古等人。
王明
他们放弃了游击战和运动战，转而采用阵地战，打算和国民党军队硬碰硬。
这使得红军陷入被动局面，历经一年的鏖战，虽然给国民党造成了巨大杀伤，但中央苏区大部分被侵占。
这也意味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踏上长征之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后，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在作战间隙，手中的烟经常一根接着一根。
想当年，朱德年纪轻轻已经在滇军中扎稳脚跟，一度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但为了革命理想，他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职务。
踏遍祖国大地，找寻共产主义的足迹，甚至远赴莫斯科，与周总理会面，最终以36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伟大会师，朱德在红军中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长征开始之初，博古、李德等人甚至没有通知朱德。
博古一直是王明错误思想的拥趸，自然不必多说，而李德则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抵达中央苏区时，博古便大兴土木，殷勤地建了一所100平方的“独立房子”，供李德起居、指挥使用。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李德便罔顾中国的现实，下达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命令，造成了前线战士的大量伤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由此开始。
此时，军队领导权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做出长征决议时，他们甚至没有让时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参与。
据朱德回忆：
“一切准备工作都未通过我”。
不难想象，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长征初期的工作混乱而仓促。
在所谓的“西征”途中，博古坚持要红军带上大量物资，什么都不能落下。
于是，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走得异常艰难，队伍甚至长达上百公里。
此时，毛主席和朱德都忧心忡忡。
李德等人的行为自然导致了严重后果，长征开始后，红军减员严重，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
虽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但8万多人的红军已锐减至3万余人。
而频频失利也动摇了博古等人的领导，突破湘江后，毛主席改道贵州的建议得以通过。
强渡乌江后，疲惫的中央红军，终于在1935年1月7日抵达了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召开1月8日下午，朱德致电各军团、各纵队，建立起遵义警备司令，12日，又召开了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阐明红军的革命主张。
在他的宣传下，当地百姓反应热烈，近5000名青年陆续报名参军，红军的革命力量得以补充。
当然了，如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为红军日后的发展指明方向，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
于是，在毛主席、朱德等人的建议下，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如期召开。
会议上，博古率先发言，谈到长达一年之久的溃败。
但他只是将其原因归咎于“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对自己的指挥不当轻描淡写，对路线的错误更是闭口不谈。
于是，周总理坐不住了，在博古的主报告做完后，他紧接着给出了副报告，着重强调主观方面的错误，将矛头引向博古、李德二人。
张闻天
随即，张闻天也加入讨论，他的言辞更加犀利，直接对博古本人做出了批评。
张闻天的发言获得了众人的支持，毛主席也说出来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主席一阵见血的发言，直指博古的要害，王稼祥、张闻天也表示要解散“三人团”，推举毛主席担任军事指挥。
见情况不对，博古和李德集团中的人面面相觑，无奈之下，博古只好指了指手表，称已经到了凌晨，不如先行散会。
朱德拍桌而起第二天晚上，遵义会议继续召开，不过，博古等人仍在负隅顽抗。
会议开始后，何克全便跳了出来，他罔顾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的事实。
反而表示毛主席没有在苏联接受军事教育，将话锋引向毛主席，从而掩盖博古、李德等人的问题。
对此，毛主席并未争辩，只是神情自若地扫视着手中厚厚的会议资料。
然而，一声巨响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一向“宽厚仁和”的朱德突然拍桌而起，眼神中的愤怒，已经令博古和李德有些胆寒。
朱德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向李德发问：
“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朱德的意思很明显，李德总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圭臬，丝毫不顾革命现状，这才导致了红军的节节败退。
时至今日，竟然还狐假虎威，以共产主义的理念指责毛主席，岂能不令人愤怒呢？
果然，朱德的质问戳中了博古和李德的痛处，他们二人虽然脸色铁青，但却说不出一句回击的话，只能任由朱德批评。
而朱德也丝毫不给他们面子，继续声色俱厉地斥责临时中央，并且着重指出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以及导致大量红军战士牺牲的错误。
末了，朱德还是难掩胸中的愤懑，表示：
“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作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这番话的力量不言而喻。
英国著名学者、《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曾回忆：
当时两种态度“势均力敌”，而朱德的表态，无疑在摇摆的天平一端加上了砝码。
而这，也让遵义会议的结果盖棺定论。
毛主席的意见得到了广泛支持，“三人团”随即解散，毛主席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承担起军事指挥的重任。
关爱基层士兵可以说，遵义会议是长征路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节点，也是红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而朱德在这一抉择中的功绩应当彪炳史册。
而在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以后，红军重新采取游击战战术，在黔北、川南和昆明之间迂回。
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战斗，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追堵，取得了战略战役的阶段性胜利。
而之所以能达成这一成就，朱德在遵义会议中的力挽狂澜，实在是不容忽视。
只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在强渡大渡河以后，红军决定继续北进，但前方面临的，却是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
爬雪山、过草地途中，朱德再次展现出过人的领导能力。
在艰难的处境下，他对战士们给予了大量关怀，经常把马让给伤员，自己则和普通士兵一起步行前进。
有时候，军中粮食告急，朱德还会从自己本就不富裕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坚持分给其他战士食用。
正因如此，朱德在军中极具号召力，回忆起那段经历，杨得志曾感慨地说道：
“朱德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没发过脾气，我们都把他当父母看待”。
就这样，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之旅。
1935年6月18日，主力部队便抵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0月5日，张国焘不顾毛主席“北上抗日”的主张，坚持要“南下攻打成都”。
当时，朱德正与张国焘一起领导左路军，在会上，张国焘软硬兼施，想要迫使朱德改变想法。
没想到，朱德却毫不动摇，他斥责道：
“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你封的‘委员’，我不要”。
之后又义正言辞道：
“天下红军是一家，‘朱毛’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可以劈开我，也分不开‘朱毛’“。
考虑到朱德在军中的巨大威望，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此后，朱德始终坚定的支持毛主席。
结语“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地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新中国成立之后，朱德回忆起遵义会议惊心动魄的一幕，仍旧感慨不已，并赋下了这首气势磅礴的七绝。
如果说，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历史，那么朱德毫无疑问是历史的缔造者之一。
后来，毛主席经常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可见，在毛主席心中，朱德当年的出言力挺，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向朱德致敬！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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