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那得从故事讲来。
自来文人相轻，无非两类。
第一，比如班固短傅毅，这是因为己所不能，便以为他人不能，多加讥嘲。傅毅和班固，名噪一时，才能在伯仲之间，但班固臆测请示人家，理由很不可靠：“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班固觉得任凭你天大的本事，怎么可能什么都能写，写起来还洋洋洒洒无休无止，那根本不可能；
第二，乡曲相私。就是看面子，拉山头，只要是老乡，就另眼相看，相互吹嘘，其他人则看不上。说到底，常将赏文变成观人看籍贯。譬如齐人仅知管晏，而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皆是以此二者作为根基，来一个“艺有南北之分”。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一统的时代，但此疆彼界、己长彼短，相互间闹个不休。
便算不是大一统的时代，比如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亦风雅之相斫书矣。《三国志·吴志·张纮传》中，裴引中就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事。男主角是大名鼎鼎的陈琳，读过《三国演义》的便知道，陈琳文采甲于天下，他帮袁绍写的《讨贼檄文》，曹操看完之后一身大汗，头疼都好了。陈琳就说：
“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他的言外之意，全是傲慢。他说自己在河北混了一段时间江湖，但实在没啥混头，因为这里没有好文章，实在好郁闷。现在景兴在北方，景兴指的是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个王朗，而足下与子布在彼，指的是东吴号称二张的张纮和张昭都在东吴。北方的王朗跟咱们南方的二张相比，那纯粹是小巫见大巫，狗屁不如不值得一提。
王朗气性大，不然不会被诸葛亮激怒，不知老王听到此话，如何暴跳如雷。
可见，乱世的文人们，也是不忘了相互轻视，基础就是你在北方我在南方，所以你们不行。
大唐有个李延寿，皇家的姓，本事也不小，他独立完成了正史《南史》《北史》。他在《北史·文苑传序》中大概讨论了一下文之高下：“洛阳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贵乎清绮，河朔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很明显，他说江左文雅尤甚，就是比北方强。强的理由是：江左之文清绮，北方佬的文气质好。气质好，也就是文中道理比文笔词句好，清绮么，文章美美哒。气质好，道理通，那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那都是鸡汤文借势蹭热点，没有什么寿命。
他所谓“质胜”，既然质胜，那潜意思就是“文输”。就像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气质不错、有才华、真幽默，实际上也就是说他不帅气。
那么逻辑的推论就是，李延寿认为北方文章太粗糙啦，不帅气不漂亮，南方的文章，多漂亮高雅，朗朗上口，把人能读得飘飘然。
唐代还有一个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作者是个北方人，叫张鷟，这里面记载，庾信入北，庾信我们知道，南北朝的文坛扛把子，杜甫就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开府到了北方，就说北中文事：“惟韩陵温子昇碑堪共语，余皆驴鸣犬吠聒耳”。
啊，这么大一块地方，除了温子昇的文章还能看，其他人说话都跟毛驴叫唤野狗吠叫一样，聒噪死人了也么哥！
可见，文人相轻，基本上就是南方文人鄙视北方文人。
这还不算，惹事情的人还没出来呢。谁能在文坛上惹出大事情，那当然非东坡居士苏轼莫属了。
大宋朝自靖康南渡，残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鸡犬声相闻，竟成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这时候，北方除了一个扛把子，元遗山，就是元好问，他的名句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当时是诗坛一哥，被尊为“北方文雄”。再无他人。
古人评遗山诗词，说他以骚怨弘衍之才，崛起金季，苞桑之惧，沧桑之痛，发为声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
这时候，北方出了男子汉了，北方之强，盖宋人江湖末派，无足与抗衡者，亦南风之不竞也。反正南方没人敢出头。后来有个自称“南宋遗老、西江后劲”的人，叫方虚谷，他爱南宋胜过爱姑娘，但他也不得不说：“尚有文才与古班，诗律规随元好问。”（《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次韵高子明投赠》七律论北方词章）。汪尧峯最爱挦撦（xián chě）南宋作家，但也夸元好问：
“后邨傲睨四灵间，尚与前贤隔一关。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让遗山。”
焦广期更有意思，他把两元诗词读完，作《读两元才子诗》评价：“唐家诗人元微之，金家诗人元裕之。微之、裕之不同时，五百年间旦暮期。”
就是说，元稹、元好问这种人才，五百年才出一个。
他更不放过陆游，好好的把陆游讥嘲了一番，他读完宋人诗集，《阅宋人诗集》第十四首说：“南渡君臣偷半壁，放翁诗句作长城。中原莫道无英杰，生个遗山敌也勍。”
就是说，南宋君臣都是龟孙子胆小鬼，只能躲在杭州，无法抵御入侵之敌，唯一的长城是陆游的诗句，众所周知，陆游的诗，动不动“梦中金戈铁马”，意淫太多。哼，让你们再轻试北方人，中原莫道无英杰，一个元好问就够你们喝一壶啦。
客观的说，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也是中州。但是文人们偏不，就爱你怼我我怼你。一直怼到苏轼身上去。《纪文达公文集》卷九《赵渭川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诗钞序》云：“东坡才笔，横据一代，未有异词。”
这是夸苏东坡的。但是元好问不，他的《论诗绝句》说：“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苏诗百态新”；说：“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纔动万波随，只言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这就很奇怪了，元好问为什么贬低苏轼，甚至有点人身攻击的意思，原因不得而知。有一种特别的解释说，因为南宋末年，江湖一派，万口同音，所以元好问追寻源本，找出元凶是苏轼。而且，苏轼是南人，元好问是北雄，这是报仇雪恨，所谓“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
呜呼呵呵！
诗中所谓江西，指的是“江西诗派”。文人相轻的巅峰，在江西诗派发挥到极致。
吕本中的《江西诗派图》意在尊黄涪翁，黄涪翁就是黄庭坚。陈后山和黄涪翁都是苏门弟子，两人诗格也不相似。但被强行拉入江西派。元好问也看不起黄体诗。所以他说“诗到苏黄尽”一绝后，立即说：“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宜时。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这必然是在骂苏东坡，“俳谐怒骂”即东坡之“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黄庭坚也说老师的短处，他在《答洪驹父》第二书中说：“东坡文章短处在好骂”。说自己的老师苏东坡文章爱骂人，不好。大概他以为别人说他学老杜学的最好，最了解杜甫，所以也就对老师苏轼不客气。
陈师道对老师苏东坡比较客气，在《后山诗话》亦云：“诗欲其好则不好，苏子瞻以新。”
杨中立更是直接说“子瞻诗多于讥玩”，说苏东坡的是动不动就讥嘲戏谑，不好，这是直斥苏东坡态度不端正了。
戴石屏《论诗》中说得更狠，说苏东坡误人子弟——“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
元好问再补一刀，《遗山文集·东坡诗雅引》说：“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
但话说回来，所谓江西派，也是没啥大宗师，主要靠学。《江西宗派诗序》曰：“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系之以味，不以形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师川，师川不似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腼之妙，出乎一手也。”
江西派的人，没一个是江西的，这也是个有趣的事情。江西派人多势众，大家也多，未免树大招风，就又不讲道理的来骂他们。
张孝达之洞《广雅堂诗》直接骂：
“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
斥江西派为魔道。
更有讲苏门才子骂完的，《广雅堂诗集》上册《忆蜀游》第七首《摩围阁》：“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如佩玉琼琚，舍车行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
把黄山谷骂的体无完肤，说黄山谷的诗跟茶叶渣滓一样。
《遗山论诗、有南北之见、作此正之》说：“邺下曹刘气不驯，江东诸谢擅清新。风云变后兼儿女，温李原来是北人。”
你看，谁不被骂？曹植、温庭筠、李白，没一个逃得过。
元好问的绝句虽多称河北、山西诗人，初未抹南人，陶渊明、陈子昂皆所推崇；但是宋人叶硕：“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仔细观察，袒护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的，反正都不是北方人。元好问鄙视菲薄的南人，就是苏黄门下诸士；他讥嘲完苏东坡后，又说秦观秦少游：“渠是女郎诗”，骂完黄庭坚之后，又说陈后山陈师道“无补费精神”。苏之影响又远逊黄门之江西派，故《题中州集》又舍苏门而攻黄门，并非欲报九世之仇，一洗自古以来南人轻北之辱。他还说：“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但他似乎忘了李商隐等都是北人。
他还不过瘾，李商隐有一首诗很有名，里面有“锦瑟无端五十弦”等句，他就作诗说：“望帝春心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那是说李义山儿女情长，婆婆妈妈了。
他们轻视别人的时候，不忘了褒赞另一人，比如《瀛奎律髓》卷一批语推梅宛陵是“五律冠绝有宋”，又说他“学盛唐而过之，有宋第一”。
这都是文人相轻的例子，无论怎样，都是有趣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诽谤起来都是才华横溢。
奈何我常见有人来来回回的说他们是“文人相轻”，我就呜呼呵呵，井底之蛙、醯瓮之鸡，常自大言不惭，文人相轻，你也配？！
你们还干不出来“文人相轻”的事，最多是狗咬狗，所谓驴鸣犬吠，聒噪人耳。想起鲁智深在渭州听到金莲哭泣，觉得聒噪，便想打人。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鲁提辖，把这些驴鸣犬吠，聒噪人耳的装文人的三拳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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