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论是以正史论还是以文学作品论,《史记》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怎么样写出这部传世之作的呢?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史家制度;第二,司马迁的家世;第三,司马迁的个人意愿。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制度。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件青铜器名字叫“作册般鼋”的青铜器,上有铭文四行三十三字,记录了丙申日商王至洹水,以箭射河中鼋的事。铭文中提到的“作册”又叫作“史”,就是商代设置的史官。“史”在商早期是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

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文学家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传世之作)(1)

西周、春秋时设置“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以及编写史书,还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等。周代的史官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秦汉时设太史令,秦汉的史官地位比起商周时期要低了很多。司马迁及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过西汉的太史令。商代设“史”,周继承,秦汉继续,从这个制度来看,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前,前代史官们对于史事的记载应当是积累丰厚,“前人之述备矣”这给了司马迁很丰富的取材线索。

修史的制度一直延续下去:魏晋的著作郎,隋代的太史监,唐宋的太史局,元代的太史院,明清翰林院,都担负着修史的职责。

史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学渊源。司马迁的先祖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也就是掌管观测天象,周室时又为太史以修史事,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史学家,这样的史学世家免不了有代代相传的“青箱学”,这也是帮助司马迁了解前代史事的独特而重要的途径。

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文学家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传世之作)(2)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虽然不是《史记》的作者,但是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谈生长在西汉文景时代,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河,习道论干黄子,也就是说司马谈擅长天文学、易学以及黄老之学。学问的深厚积累为研究史学打开了眼界。司马谈自己就一直想写通史,很早就开始做积累。一个是自己的家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博览群书。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得以阅读国家级的藏书,从这些藏书里司马谈也收集了大量资料,为写作通史做准备,只可惜卒而未成。司马谈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所有积累都传给了儿子司马迁,遗嘱他一定要继先祖之业,写作通史。

司马迁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遍观史书。除了能继承家学,司马迁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就是游历天下。在《史记》里多处能看到司马迁讲起自己游历所至之处。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像这样的记载在史记里有很多,说明司马迁为了写史书几乎可以说是游遍天下,并有意地去观风问俗。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搜求民间传说,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野史”。

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文学家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传世之作)(3)

关于“正史”和“野史”,并不是说正史就一定可信,野史就一定不可信。“正史”之名始出于隋,“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正史的代表。所谓野史,是指野之人编辑,往往是不便于正史所载的一些事,流传于民间,文风也可能俗而不雅。司马迁的游历所访到的正是这样一些史事。作为一个世家出身的史学家,如此潜心走访,也正说明司马迁的史学观很宽容,能够将正史和野史互相佐证。

孔子作《春秋》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这一年是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春秋经》按照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次序记载历史。汉代传承讲解《春秋经》的公羊派认为,春秋十二公可分为三世:传闻世(隐桓庄闵僖)、所闻世(文宣成襄)、所见世(昭定哀)。这个划分是根据孔子的经历,所见是亲眼所见,所闻是有所耳闻,传闻是辗转听来的消息。公羊派在司马迁的时代很兴盛,它的史学观也一定程度代表了当时的广泛态度。其实概括起来说,司马迁写通史,上下三千年,所记事得到的途径也无非就是:所见、所听、所闻这几种。

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文学家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传世之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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