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筱羊
趁着光字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将弟弟周秉昆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拆除。
有时他会因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念一想，一切又都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
实际上，周秉昆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秉义对冬梅说：”秉义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责任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冬梅说：”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昆一家生活在光字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秉义却又说：”其实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一件秉昆的事，一件周聪的事，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想抹也抹不掉的。“
冬梅听秉义这么说，忍不住大声说道：”是又怎么样？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污点吗？就认为自己“该死，有罪”了吗？他妈的某些高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作了自家开的公司，将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财富据为己有，他们还没有半点良心不安，你反而忏悔个什么劲儿！”
《人世间》原著中，即便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后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
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心情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的委屈，也经常想骂娘——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个人努力，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
这种气馁的话，秉义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这也是他为何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从周秉义“仕途上两个污点”，看他的一生有多矛盾和拧巴。
秉昆从酱油厂调到杂志社后，和师父白孝川成立了演出合作部，赶上当时的政策开放，不到一年，他就攒下了一千多元钱，又借了师父二百元钱，花一千六百元的巨款，买了一间二手的俄式小平房。
这带着门斗、厨房和厕所的房子，极大地改善了一家人的居住环境，楠楠和聪聪抱着秉昆说，爸爸真了不起。
就连一向严厉的父亲，也对秉昆刮目相看，说，我这老疙瘩终于出息了，这下我也就放心了，我原来对你严厉是怕你不知道上进，现在看来，你比这个这个当爸的还要强。
从来没听过周志刚夸奖的秉昆，瞬间想哭，不是感动得想哭，而是多年的憋屈终于得以释放的满足。
可突然有一天，房管局告诉秉昆，他的这套房子手续有问题，原苏联房主要回来，政策要求必须归还。
秉昆当时是托师父白孝川的关系买的这个房，中介知道消息后脚底抹油跑了，秉昆急得嘴角起了泡，他在万般无奈下，只能去找已经做了副巡视员的秉义帮忙。
秉义理解不了这套房子对于秉昆的意义，这不单单是座房子，还是对秉昆这么多年努力的一种肯定。
秉义却一口回绝了秉昆，还振振有词地告诉秉昆，”兑“房子本身就是违法的，你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出了事来找我了，我帮不了你，你只有自认倒霉！
秉昆没想到哥哥这么不近人情，他直愣愣地盯着秉义，说道：”周秉义，算我今天没找过你！“
兄弟俩就此结了疙瘩，秉昆觉得哥哥是个白眼狼，不帮忙也就算了，还奚落他，羞辱他，秉昆恨恨地想：白喊了你这么多年哥哥！
后来，邵敬文把单位的地下室让给秉昆住，秉昆搬家那天，把所有朋友都叫了去，唯独没有邀请秉义。
秉义却不请自来，老友们都争着敬秉义酒，秉昆却质问秉义：谁请你来了吗？
秉义想缓和弟弟的关系，他笑眯眯地说：我到你这里来还要请吗？我看这里布置得也蛮好嘛！
秉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顶过去：比你住得还好吗？
秉义还是不着急，笑说：那看要怎么比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秉义说得也是事实，他和冬梅结婚后，为了照顾冬梅的母亲，和冬梅一起搬到了岳母家的二层小楼里住，虽然居住环境舒适，还有保姆照顾起居，和光字片是天壤之别。但由于秉义没有自己的住房，就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实现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夙愿。
自己是副厅级的副巡视员，妹妹是大学副教授，父母却住在全市脏乱差的街区，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周秉义这个长子很内疚。
而弟弟一家住进了地下室，秉义的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弟弟对他的怨怼，让他苦不堪言，但秉义克制着自己，把这些苦闷都压在心底，绝不发作。
秉昆对秉义的冷淡和顶撞让老友们十分诧异，不明缘由，也不便插话，一个个困惑不解，愣愣怔怔地看着兄弟俩。
在秉昆的事上，秉义始终坚守原则，不肯用公权谋私利，可他真就能做到处处秉持公正吗？却也不见得。
《人世间》原著中，周秉昆所在的杂志社，因为他和邵敬文的特殊关系，本来板上钉钉是要当下一任的编辑部主任的，可谁成想，上面派过来一位社长韩文琪，据说是省市一位大领导的秘书。
这个韩文琪是个外行也就算了，还独断专行、排除异己，他上任后先把邵敬文挤走了，又从外面调来了个自己人，彻底把周秉昆和师父白孝川架空了。
很快周秉昆头上的”代“主任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韩文琪的亲信——何雯。这是一个为了上位无所不用其极的女人。
周秉昆觉得韩文琪把整个杂志社搞得乌烟瘴气，发行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二。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周秉义作为巡视员，在负责对他的干部考察时，给出的评议却是挺好。
秉昆心里不高兴，自己在杂志社的处境哥哥不是不知道，对于自己的”死对头“，哥哥却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可秉义却是这样解释这件事的：
首先，组织上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组织内定的事，我干嘛要坏人家事呢？
再说，组织考察干部首先是大节，大节就是政治思想，政治立场上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他在大节上毫不动摇，没有任何糊涂认识，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
还有，他的父亲和你嫂子的父亲，当年是莫逆之交。我岳母让我要考虑点儿关系，你说我不给出挺好的结论还能给出什么结论？
听着哥哥头头是道的话，秉昆也只好说：”哥，我理解了！“
看吧，身在官场的周秉义也要遵循官场的生存法则，很多时候都是要权衡关系、见机行事的，他可以洁身自好，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和他一样洁身自好，甚至有些时候也要同流合污一下。
楠楠见义勇为去世后，周蓉曾对周秉义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咱们三个子女中，你最不像父亲，现在更是一点都不像。现在我还经常有见义勇为的英雄式冲动，秉昆次之，你这位哥哥，估计一点儿没有了。与楠楠相反，你是越来越不像周家人了。官场差不多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一种和咱们周家人迥然不同的人……
听到周蓉这么说自己，周秉义火冒三丈，而他之所以这么火大，正是因为周蓉一语击穿了他的内心。
本质上，周秉义并不适合官场，他是被命运裹挟着走向高位的。宦海生涯二十多年，他的遗憾和失落太多，可也只能在拧巴和矛盾中寻求平衡了。
周秉昆为人仗义，朋友多，谁家里有事，他都会尽力帮忙。
但他的能力有限，想着有个当“大官”的哥哥，只要自己开口，周秉义就不会驳他的面子。
可当他为了赶超妹妹的事，求到秉义面前的时候，秉义却骂了他一顿：
周秉昆，你以为你是谁？你帮得了一个帮得了千千万万个吗？东三省一家家大型国有企业都面临转产，千千万万工人即将失业，你周秉昆帮得了吗？你那种哥们儿之间的忧虑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没心思管你的事！
听了哥哥的话，秉昆大为光火，觉得哥哥也太绝情了，这可都是当年给过自己最大帮助的好哥们啊！周家人的知恩图报都到哪里去了！
“帮不了千千万万，那就一个也不帮吗？我就当没你这个哥！“秉昆理解不了周秉义，别人家出了当官的，就如同“鸡犬升天”一般， 阿猫、阿狗都能跟着沾上光，可自己的这个哥哥，只知道爱惜自己的羽毛，做事冷漠严苛，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冬梅赶紧向秉昆解释：“你哥发火也是有原因的，领导决定任命他当一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升为正厅级了。看起来是好事，可那厂子负债累累，工人们几个月都领不到工资了，你哥正为这事苦恼为难呢……”
周秉昆善良重情，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但围绕在他身边的，始终是光字片的那些兄弟们。
但对于秉义，他面对的却是成千上万工人的生存问题，他的“松口”“批条子”， 看似是帮了一个人的帮，其实是对那些没有门路的人最大的不公平。
这些周秉义是无法解释给周秉昆听的，他只能把家人对自己的不满、埋怨所产生的苦楚，深深地埋在心底。
在退休前，周秉义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让秉昆在合乎法理和情理的情况下，得到了最大实惠。
街坊赶超、国庆、进步，这些为改革承受阵痛的人，也成为了秉义的帮扶对象，他说出了与当年完全不同的话：‘我帮不了一批，还帮不了一个吗？’
当他出现在这些老街坊门前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是震惊的，“从来没有像您这么大的官来到我们家”,三家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样的话。
周秉义说：
我不是访贫问苦， 根据民间长兄为父的说法，我是代表周家代表父母来感谢你们的。当年，我在兵团下乡，周蓉去了贵州，父亲远在“大三线”，母亲患病，正是你们给予了弟弟秉昆无私帮助，这乃是人间最可贵的情谊。
其实，我早就想来看看，只是无法给予你们实际帮助，心中有愧，没有脸面来，希望你们谅解！
“我们哪敢挑您理，您连弟弟秉昆的事都没管过，您是一门心思当官的人嘛！”他们都说出了几乎相同的话。
秉昆听着，很替哥哥不好意思。
秉义却连连点头：“是啊，我是一门心思当官。不过总算快到站了，到站就好了。那时咱们能有许多时间在一起了。聊聊家常，喝喝酒，完全可以像一家人一样。”
秉义还给每家留下一个装钱的信封，说是大伯给孩子的一点心意。
在后来的拆迁中，赶超和国庆家都成了在新区第一批拥有住房的人，秉义始终记着这些老街坊，他尽力成全他们，也为自己内心减少些愧疚和遗憾。
在光字片的拆迁动员会上，周秉义说了些大实话，什么“穷人窝”、“本市的耻辱”、“灭了他”，被宣传部门的同志提了意见。
秘书嘟囔着：“我建议您删，您偏不删，看，惹别人不高兴了吧！ ”
周秉义却说：“我这大半辈子，一直在为让方方面面的人高兴而活着，我也该为自己高兴而固执己见几次吧！”
周秉义的一生，看似风光无限，却背负着沉重枷锁，他一个工人之子，走到那样的高位，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干实事却招致骂名，所以才会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苛，甚至到了无情无义的地步，但他的内心却是煎熬和痛苦的，最后他用人生的“两个污点”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2005年的十一，光子片的所有居民完全清空，他们都搬到了新区，住进了干净舒适的楼房里。
直到这时，街坊们才觉得周秉义可亲可敬，争着与他合影。周秉义很高兴，笑容灿烂。
然而当一切归于平静，开始有人觉得自己吃了亏，被利用了。
他们嫌拆迁没有给补偿金；觉得周秉义一定得了不少好处，不然怎么会这么起劲搞房产开发。
这些刚刚搬进新楼房的居民，不仅不感念秉义，反而举报他贪赃枉法，与开发商勾结。
拯救者一门心思工作，被拯救者集体等着看笑话，说风凉话；拯救者想要成功，还必须斗心眼，进行智力博弈——这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
中纪委对那些“雪花般”的举报信不能坐视不管，他们派人调查了周秉义。
给出的结论是：
周秉义从政的这二三十年，履历清楚，经手的资金都有准确的去向，参与上百亿的项目，却没有贪一分钱。所谓的举报，全都子虚乌有。
中纪委的干部佩服周秉义高洁的品格，说他是一碗清水见底的干部。
中纪委撤离后，秉义终于与亲人们团聚了，亲人们不忍问他这几个月的事，他自己更是避而不谈。
但要说这件事没有给秉义带来心灵冲击，那是不可能的，他生前对着家人曾说过这样的话：
古代任何国家的变法者下场几乎都很悲惨，国家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爱护自己的改革领袖。
在毫无预兆的一次体检中，周秉义的病情发展迅猛，癌细胞扩散至全身。
遵照周秉义的遗嘱，他去世后只举办了小范围的告别仪式。老干部局把唁电转给冬梅，却没有进一步动作。直到省纪委接到中纪委的电话，要求代中纪委送上花圈致哀，消息一传开，老干部局才迅速做出反映，协助主持追悼活动，参加追悼会的人才顿时多起来，郝冬梅和周蓉左挡右挡也挡不住。
周秉昆则将头深深地埋在胸前，他想，他们这一门周姓人家最精彩的历史，居然与自己的人生重叠了，往后许多代中，估计再难出一个哥哥周秉义那样有情有义的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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