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述李鸿章的做官术：“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但倘若看过《走向共和》就知道，做官是件顶难的事。李鸿章上对太后的敲打，下搞洋务的实业，在各方势力之间当大清末世的裱糊匠，非常需要章法。而这种章法，在中国文化里往往离不开口诀式的总结。《文化形态史观》就曾概括清代的做官术：
“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做态，一切皆作假。一切皆作假，便做官矣！”
既然做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如何做官就需要终身学习。睡虎地秦简的墓主人，选择与自己长眠的作品是《为吏之道》，便是秦代通行的做官法则。岳麓书院从香港购买的秦简，也有一篇《为吏治官及黔首》，是《为吏之道》的姊妹篇。可见做官术早在秦代就很流行。
到了全民考公热、考编热、乃至明星都要考编的今时今日，做官术更是下沉到了寻常百姓家，几乎成为普世的职场心得。最近播出的《县委大院》，张新成的同事对他就有一番点播：“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叫常务。县委副书记兼任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县长助理不叫助理，叫县长。都是副县长同时是常委的，得叫常委。”
额滴亲娘嘞，不懂事的新人进去简直处处踩雷。好在硬糖君还有一术送给张新成——记不住的，一律叫领导。
做官术《县委大院》里，胡歌饰演的梅晓歌刚上任，就接了光明县的“复杂摊子”。前几任领导虚报数据泡沫不少，县财政拆东补西缺口很大，养猪厂、法兰厂关系就业却因污染要关停整改，棚户区拆迁遇到钉子户……
县委开会的时候，硬糖君更震惊了——这《县委大院》级别虽低，却有《建国大业》“一起来认明星脸”内味，虽然是按级别下调的。江左梅郎成了梅县长，霓凰郡主刘涛也变成领导模样。别说，素颜亮相的涛涛子真有漂亮女领导的意思，在严肃板正的吴越面前，更显风姿绰约。
基本盘是这样的，胡歌是人生地不太熟的新领导（家是隔壁县的），新组成的班子又是黄磊、王骁、佟悦等旧干部。到底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温水煮青蛙慢慢改革，涉及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做官术”。
胡歌开会时没采用“县委笔杆子”办公室主任范太平的发言稿，直接表明自己不愿粉饰太平。这样的“揭短”行为，事先得到了县委书记黄磊的默许，但对其余干部显得突然。胡歌是锐意改革的，但并不是一把火把窟窿烧个遍，而是从主要矛盾抓起，制定了“化风险，挤水分，求发展”的九字方针。
这让部分领导感到紧张，县财政局局长叶昌禾就去找范太平诉苦，说自己想调去偏远乡镇。黄磊、王骁等人，则分别以“门生故吏”的姿态去找原县委书记周良顺，希望他能够同意拆迁。
有观众觉得胡歌演得唯唯诺诺，不够雷厉风行。但从实际情况考虑，这也算是稳妥的中策了。开会前，李保平、李来有等几个光明县下辖的乡党委书记聚餐开小会，已经对胡歌“不买账”。李保平更是直言：“（新县长）这把火烧不好，容易烧着自己。”
《官场现形记》里的马老爷有“一紧二慢三罢休”的秘诀。所谓一紧，就是所有事情到手上，先给下面的人一个老虎威。既让下属害怕，又让上司放心，觉得自己是干实事的。所谓二慢，就是人家怕了我们之后，自然生出无限文章。这时要把事情缓下来，好等利益相关方来打点。所谓三罢休，就是各方协调好之后，回到相安无事的状态。
胡歌的梅县长，已经贯彻了“一紧二慢”，但他的慢是耐心处理问题，倒不是等人打点——那就成反面人物了。给村里的老干部鞠躬，让他们以身作则同意迁坟配合建设，是很稳的一步棋。从他的信念感看，这场县一级的改革风潮不见成效不会“罢休”。
《县委大院》呈现了改革与守旧力量的一种博弈。并不是说守旧力量就不想光明县变好，只是在因循守旧的思维里，他们对大改大干存在抵触心理。而以胡歌、黄磊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则面临着重重考验。既有政策推行上的，更有为官术法上的。
演官术官是最难演的。古装戏能像《大明王朝1566》里黄志忠演海瑞，倪大红演严嵩、王劲松演杨金水那样，绝对是可以被群众盖章认证老戏骨的。现代戏能像《人民的名义》里吴刚演李达康、张志坚演高育良、李建义演季昌明，也能够得到行业的高度认可。
对官员的演绎，最受观众欢迎的一种，应该是倪大红式的“大奸似忠”，或者宋春丽那样的“话里有话”。前者难知如阴阳，不到关键时刻，很难判断他是黑是白，属于哪一个派系。后者讲究语言的艺术，一句话八百个心眼子和潜台词，听不懂就要遭罪。
《人世间》里，退下来的宋春丽想给女婿谋一个实权职位，她是怎么说的呢？老太太先问两位领导她女婿表现怎么样。领导高度赞扬，老太太顺藤摸瓜问有没有调整秉义同志工作的想法呀。对方打太极：“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省委会上讨论。”言下之意我们说了不算，但可以反映情况。
可宋春丽不吃这一套：“我大小也算是个领导吧，跟着老郝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程度地潜能。”对方被逼得没话说，只好问老太太有没有具体目标单位。宋春丽挥挥手：“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不知道呀。”瞧瞧，目的达到后，老太太还能不落下口实。试想如果提出目标单位，办不成双方面子都过不去。没提就是看着办，就还有更多迂回空间。
《县委大院》里，王骁等人去找老领导周顺良，弯弯绕绕说一些书记字写得好、花养得好的闲话，但人家一眼就看出是来找他拆房子的。这种直白的太极，称不上语言艺术，也就失去了演绎的魅力。至于像黄磊那样，开面见山提出要求再话当年拉感情，也落了下乘。
咱就是说，周顺良的真正诉求是什么，恐怕黄磊没明白。小院是前任领导签字同意修建的，还有各种合法文件证明，这是周顺良的推辞。他究竟是和守旧力量联合唱反调，还是不满意拆迁后的安置待遇，才是核心问题。
当然，《县委大院》最割裂之处还是所有演员“不在同一个表演氛围里”。黄磊的书记太有烟火气，和蔼可亲得像个下一秒就给你炒盘菜的厨子。没有多年主持工作的领导范儿，与人谈话如同妇联主任般温暖贴心，真想把近来的烦心事儿和他唠唠。
胡歌的优点在于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揣摩，比如他关上电视不让母亲看光明县的新闻，就能看出“独自上场”的孤独。但缺点在于更像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没有群众熟悉的官气。李光洁的县长更不用说了，借钱给胡歌时活脱民营企业家一枚，硬糖君直接串戏去《风吹半夏》。
看官术打开一部“官场戏”的时候，我们在期待什么？硬糖君毫不羞赧地承认，我就爱看官官相斗、笑里藏刀、黑白较量。与官场流小说不断升级的爽点有别，国剧中的官场戏更多是心术与谋略的博弈。
看《大明王朝1566》，戏眼在于“严党”和“裕王党”的battle。倒台的严党并不是没干实事，而上台的裕王党也没有能力解决王朝的危机。有胜负，但没有绝对的对错，这才是叫人唏嘘的地方。
而完播的《天下长河》里，也花了大量篇幅去讲索额图与明珠的交锋。虽然这与“治河”的主题缺乏强关联，但明珠当着索额图的面说他给太子买瘦马玩，真是精彩极了。对比《康熙王朝》，里面索相与明相的斗争篇幅甚至更多、更细节。
罗晋饰演的康熙，曾痛骂明珠是“老琉璃蛋儿”。这其实是咸同年间大臣王文韶的外号，《清史稿》说他“明于趋避”，清人笔记则称他“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试想，枇杷核本来就滑，再用油泡一下，泥鳅也甘拜下风。
《人民的名义》最好看的部分，也是现代版《官场现形记》。高育良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师生权力网，省公安厅长祁同伟、反贪局前后任局长陈海、侯亮平均是他的学生，再加上山水集团的高小琴，复杂的人脉和利益关系，增加了故事的戏剧张力。
《扫黑风暴》中，没有一官半职的高明远通过利益捆绑，被称为绿藤市的地下组织部部长。区长董耀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公安局长贺芸是他的保护伞。更疯狂的是，高明远还培养了能歌善舞的麦佳，作为献给高官的情色礼物。这种弄权方式，让人不禁想起王允将貂蝉献给董卓的三国故事。
不少观众把官场戏当成职场经来学习，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审美惯性的无意识。大卫·休谟认为人性就是野心勃勃的，喜欢统治和奴役别人。而官场戏所要做的，就是对人性之恶进行法制规训和警戒，以法律的力量去遏制人性使然下的权力变异现象。
当然，这也提醒着创作者们在对权力进行展示塑造时，不能陷入“权谋文化”的怪圈。有祁同伟这样的形象可以，但必须展现他为何跌落的必然性。可若完全规避人物的多面性，去塑造无暇或微瑕的主要角色，也会让观众感到失真和乏味。
从理性的角度看，想要“胜天半子”的祁同伟之个人经历造就了人生悲剧，但这不是他腐化堕落的借口，也不是观众同情他的理由。因此，如何平衡好反面人物的“可爱”与“可恨”的关系，“光明”与“灰暗”的交替，对于官场戏显得尤为重要。
毕竟，一团和气的黄磊太多，会让县委大院变成《向往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