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章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新书《数字宏观：数字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变革》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2021年）》称，数字经济助力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正深刻影响我国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
报告分析称，从总体结构上看，数字产业化就业岗位占比显著高于同期数字产业化实现的GDP占比，高端就业吸纳能力强。从数字经济结构上看，数字产业化领域招聘岗位占总招聘数量的32.6%，占总招聘人数比重为24.2%；同期，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约占数字经济规模的20%。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活跃的部分，并深刻改变和重塑了就业形态。我国2021年年底的数字平台灵活就业量约为3300万人，占全国灵活就业人数总数的比重超过16%，数字就业在增加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伟在《数字宏观：数字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变革》一书中，分析了数字化背景下将带来的就业变革，以及数字时代如何促进高质量就业。
就业的时空限制被进一步打破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全球劳动力的网络化进程。一方面，数字化中介平台提高了劳资匹配效率，使全球劳动力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传统经济下，劳动更多地被当作不可贸易的要素，但在数字时代，由于服务的可贸易程度上升，物理边界在数字经济语境下的范围逐渐模糊，劳动跨境流动特征也更为明显。例如，新东方旗下产品比邻中文的线上课程，面向全世界华裔家庭，为其提供中文、中华文化学习课程。劳动的服务半径在数字时代不断扩大，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招聘更多数字劳工在全球各地为其服务。例如，数字企业可以雇佣许多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幽灵劳工”，以弥补人工智能的“最后一公里”的缺陷。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目前从事”幽灵工作”的人数约为2000万人。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大量雇佣劳动者按需完成内容审核等任务，评估、分类、注释和完善消费者每时每刻在线产生的万亿字节的“大数据”。雇主可以雇佣全球任一地方的劳动力，却不必为其提供有形的工作场所。
依托数字技术，工作受到的场所限制大大降低。移动办公、远程办公在人们的工作方式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远程与线下结合的方式成为数字时代工作的一大特征。微信、WhatsApp等社交软件也有助于打破工作时间的限制。人们可以随时开启工作。但由此也带来了劳动者工作与闲暇的边界模糊问题。例如，外卖骑手登入软件后就开始了工作，通过提高配送单数增加报酬，但在等待接单的时间里，他们既无法计入工作，也很难归为闲暇。
数字化冲击下就业结构“两极化”
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产生一定冲击。工业时代生产的机械化使人们的体力获得解放，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更偏好专精、熟练高效且注重知识经验沉淀。而数字时代，AI技术与自动化的发展使人们的脑力获得解放，劳动力市场变得更注重劳动者的综合能力，如共情感知、个性化创造、认知迭代等，并对与“适应性”相关技能的需求显著增加。数字时代对非重复性认知技能(比如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行为技能(比如能够促进团队合作的管理和识别情感的技能)的需求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就业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具体来看，对以软件/互联网开发/系统集成、互联网产品/运营管理为代表的职业需求旺盛。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新工作取代旧工作这一点上，还体现在对既有工作技能组合偏好的变化上。
此外，数字时代复合型技术人才将在工作中更为常见，劳动力市场对掌握不同技能组合的劳动者的报酬在增加。例如，对大数据分析师等将数字技术融入其他专业技术领域的人员需求大幅增加。
数字时代，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中对高技能人员与低技能人员的需求增加，而对中等技能劳动力需求数量降低。其中，对非重复认知性的高技能人员如高科技研究人员，以及非重复灵活性的低技能人员如外卖配送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但诸如机器操作等程序性、重复性中等技能岗位则可能向外转移。最常见的情况之一便是网络支付的发展，可能会加速对银行网点从业人员的冲击。这将导致技术性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中部坍塌”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问题(GoosandManning，2007；叶胥，2021)。《2019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的数据显示，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被不断引入企业生产，全球对劳动力的需求
特别是对白领和蓝领技工的需求将减少700万人。从这个维度看，正式雇佣工作任务的逐步分解，可能是数字时代工作性质的一种深刻转变。
但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人员的需求量仍在持续上升，但由于技术采用率以及自动化程度的原因，各国对低技能和中等技能人员需求量的变化有所不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6年，约旦的中等技能人员就业比例增加了7.5个百分点，但同期孟加拉国的这一比例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无论哪个产业，负责常规性任务的员工都有可能被自动化技术替代，劳动力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组织技术，使之成为劳动的合作伙伴，即创造工具、利用工具并与工具合作，而不是被工具替代。
摩擦性失业被技术性失业替代
总的来说，数字时代对劳动力总体规模的影响尚未可知，数字化有利于减少摩擦性失业。一方面，数据传输、存储、计算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人们处理大量经济活动中生成的即时信息，并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劳资双方找到合适的选项，提高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供需匹配效率(KuhnandMansour，2014；杨伟国等，2018)。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重塑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形式，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变得容易。尤其是通过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平台，更多国家本地的人才可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产业数字化也会降低一些进入门槛，并吸引大量农村和小城镇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为劳动者跨区域流动创造新的空间。比如，骑手、代驾等数字灵活就业岗位，门槛较低、上手容易、结算较快，越来越多地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第一站”。
不可忽视的是，技术性失业大量存在且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如前文所述，重复且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作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所替代。对这一类失业人员，需要加强数字技术相关的再培训。对那些尚未步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学生，应该在不同教育阶段，设置更多能够帮助其适应数字转型的课程。
数字时代的雇佣关系更为灵活
工业革命以后，雇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劳动的社会化以及生产工具的机械化，使生产工具不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仅提供劳动力，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分离。与此同时，劳动力逐步走进城市和工厂，雇佣劳动关系由此逐步形成，劳动力得以成为商品参与市场交易。而在数字时代，零工经济迅速发展，企业机构与个体工人达成短期性用工合同，劳动者可能未与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契约关系较工业社会更为灵活。
首先，数字转型过程创造出大量不包含“标准化”合同的短期性工作。“自组织平台”逐渐改变人们的工作模式，催生了“优步化经济”和“零工经济”等新型就业方式，丰富了就业形态。以腾讯为例，仅在2020年，由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的微信生态衍生出的就业机会就有3684万个。此外，平台的出现也刺激了一大批新的就业形态，如直播带货、外卖骑手、闪送、代驾等灵活就业工种的产生。在这种工作形式下，工作成果大多在线上交付，劳动力供给双方不用见面，也无须签订标准化合同，平台在其中起到了撮合、支付、背书的作用。
其次，数字平台也使拥有较低技能的人群快速获得灵活就业的机会。数字平台上，劳动力供求相关信息更加充分，原本因技术替代造成的传统行业的失业人员可以较快转移到此类灵活用工群体中。在扩大灵活用工范围的同时，也减少了摩擦性失业。借助数字平台，劳动者有了更多增加收入的机会。例如，许多人选择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网约车司机作为兼职以增加额外收入，数字灵活就业成为就业的“蓄水池”“缓冲器”。
数字时代，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以及信息壁垒被进一步打破，由此造成的竞争加剧，迫使企业不断寻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经营方式，其中灵活用工便是一种选项。对数字技术的旺盛需求也使一部分劳动者对长期稳定雇佣关系的偏好发生改变。在数字产业内部，一部分熟练掌握高技术的人选择灵活就业。工作的场所较传统雇佣方式更为灵活，也不再需要通过被组织雇佣获得劳动资格或依赖职业身份获得社会认可。有研究发现，与长期稳定的受雇员工相比，个体经营者报告的幸福率和自我价值感更高、焦虑程度更低。参与平台经济工作，无特定的职业资格或工作经验要求，职业进入方便和退出自由，劳动者可以在业余时间兼职、赚取额外报酬，也得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需求(work-lifebalance)。
此外，搜寻匹配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跳槽或重新寻找工作的成本。数字时代技术的迭代虽然很快，但是数字产业内部相关技术之间的互通性很强，并不会产生很强的代际变化。熟练掌握一门编程语言的技术人员，可以依靠类似的逻辑较快掌握其他类似的编程语言。技能间边界的模糊，给予拥有较高技能水平的数字技术人员更多自主性，能相对主动地选择稳定的雇佣关系还是灵活自由的职业。
更进一步看，数字时代中合伙制或项目合作制可能更为盛行。在传统的就业关系中，雇主先根据岗位类型确定需要招聘的员工，然后再由雇员去完成一项项的具体任务，呈现“先雇用—后任务”的特征，雇员常常会面临不知道下一步任务是什么的情况，雇员之间的任务合作更多地体现为“内部分工”。而在数字时代，工作任务可以更精细化，任务合作可以通过网络实现，雇主可以先明确和细化任务，然后再通过快速的数字联结发布任务，寻找合适的任务承担人，呈现的是“先任务—后劳动交易”的特征，没有具体任务就不会雇人，任务合作更多体现的是“外部分工”。企业会更加扁平化与去中心化，劳动技能和时间也能得到更好的配置。人们或许可以根据自身的技能水平按工作任务精准定位到合适的公司工作，但其本身并不与任何一家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本书的论述按照历史演变、微观基础、宏观涌现的框架展开，着重分析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机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特征，描述这些特征如何显著或根本性地改变了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过程、企业与市场边界、财政汲取方式、信用创造方式、金融风险传递、政策传导机制和微观主体的反馈行为，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进而推动宏观管理体系的变革。
概而言之，本书试图呈现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渗透，宏观经济管理的范式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换的图景。
《数字宏观：数字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变革》
作者： 陈昌盛 许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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