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一举占领南京之际，毛主席挥笔写下这首激昂的“胜利诗”。
而在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开始前，国共之间还有一次引信点燃前的谈判——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
当时张治中担任此次和谈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但在谈判桌上他的一个不恰当的举例却惹得周总理当场发怒。
那他举了什么例子竟让周总理勃然大怒？国共的此次和谈又为何会以失败告终呢？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共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彻底逆转，国民党内部分裂，派阀斗争也在不断加剧。
1949年的元旦《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的新年贺词，展望人民解放的胜利前景，鼓舞革命斗志。
反观蒋介石，他的日子可不那么好过，三大战役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他不得不退居二线“引咎下野”，让李宗仁坐上“代总统”宝座。
1949年元旦，蒋介石甚至发出了“求和平，求谈判”的公告，想与我党“划江而治”。
不过“隐而不退”的蒋介石和不甘做傀儡的李宗仁明争暗斗，国党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更是针锋相对
谈还是不谈，一旦决定谈判又派谁做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呢？
一番争论后，张治中被推举出来。
由于张治中本人是坚定的“主和派”，虽属于蒋介石派系，但在李宗仁面前也吃得开，此外，他与我党也渊源颇深。
黄埔军校时期，张治中就和周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张治中在已官至国军参谋长，周总理则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多次旁听周总理的演说，对其很钦佩，甚至一度萌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但当时的国共两党是合作关系，因组织上担心国军高官投共不利团结，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虽然党派不同，但都心系国家人民，张治中和周总理仍保持着知己之情。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张治中担心周总理安危，还特意托人带去口信，叮嘱其时局有变，行事要小心。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为掩饰自己的独裁野心，三次电邀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当时张治中专门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乘坐专机飞往延安，专程接毛主席赴重庆商谈大事。
张治中对于和谈的前景是十分期待的，但周总理却显得忧心忡忡，他认为蒋介石肯定会在谈判中设圈套，下绊子，另外更值得担忧的是毛主席的人身安全。
张治中在得知周总理的忧虑后一再表示毛主席的安全应当不成问题，为了打消周总理的顾虑他还腾出自己的宅邸桂园供毛主席下榻，那里道路状况好，汽车进出便利。
再加上桂园有一个加强排的手枪兵专门负责宅邸的日常安保，士兵皆为张治中家乡亲兵，在安全保障上极可靠。
毛主席入住后，他还特意增派了一个排的便衣人员在宅邸周围加强警戒，叮嘱所有警卫人员对于毛主席的保护要胜过我十倍。
而当毛主席离开重庆时，他又专程相送，陪同飞返延安。
等到张治中离开延安时，毛主席亲自送他到机场并拉着他的手表示，“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不过虽有当初重庆谈判时的经验，但如今渡江战役一触即发，张治中深知此次谈判的艰难，也清楚蒋介石的“把戏”，如果是为了和平，自己愿意走这一趟，可国党的根本目的并非长久的和平。
1949年4月1日，在多方压力下张治中最终还是带着和平协定的草案，与其他代表团的成员一道飞抵北平进行和谈。
1949年4月13日，国共双方正式开始第一轮和平谈判，谈判桌上的火药味丝毫不减，双方唇枪舌剑。
虽心向和平，但张治中也有任务在身，需尽力为国民党争取利益，所以他在商谈中提出许多诉求，但周总理也有着坚定立场，涉及原则问题分毫不让。
其中战犯处置和解放军渡江与否是双方争论的两个核心问题。
我党主张严惩战犯，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赫然在列，同时我党也明确说明和谈无论结果如何，解放军都要渡江。
张治中深知战犯问题还需再磋商，毕竟如果真的把蒋介石等人按战犯处理，自己又怎么回南京复命？
几轮商榷后，我党在战犯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渡江和改编收编国军部队问题是无回旋余地的。
渡江直取南京政权，是关乎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对于国军部队，则可先按照原编制集中整理，再逐步过渡改编入解放军部队。
谈判形式本就不明朗，而就在第二轮和平谈判中，张治中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惹得周总理当场拍了桌子。
当时双方意见交换已接近尾声，张治中直接抒发了自己的感想，以“兄友弟恭”来比喻国共关系，他表示国共之争好似兄弟之争，大家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今哥哥有错，弟弟管家，但哥哥已知错，也不必苛责，以后哥哥也能帮助弟弟管家。
其实，张治中的看法也代表了一部分“中间派”，他们有志为国，身处国党阵营，看到许多弊端，并不一味盲目赞同蒋介石，但他们在思想上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禁锢，或者说对国党还抱有幻想。
周总理虽然一直非常欣赏张治中，也认可他为和平做出的贡献，但却无法认同此番论调，于是周总理板起面孔严肃地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绝不是兄弟之争，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张治中此时也醒悟自己表达不当，赶忙道歉，强调这仅是个人的一时看法，切勿影响大局。
随后，国共北平和平谈判落下大幕，张治中带着讨论协商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返回南京复命。
尽管张治中已最大限度争取，蒋介石却仍不认可，因为他最关心的渡江与否和军队留存问题都被我党强硬否决了，所以他痛斥张治中“无能”，大骂此协定简直是单方面的投降。
另外李宗仁也于4月20日晚就协定内容复电我党，反对解放军渡江，并拒绝在协定修正案上签字，甚至不再保持之前接受毛主席八项条件时的假意逢迎。
自此国民党彻底放弃和谈并开始加快长江防线部署，之后渡江战役打响，我军将士英勇无畏直捣南京，国民党固守天堑划江而治的美梦彻底破灭。
回顾整个北平和谈，这其实是我党和国民党的又一次全面博弈。
毛主席先是抛出争取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若李宗仁不应，则其心不诚，若为拖延时间应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化李宗仁和蒋介石的作用。
北平的两轮谈判则是下达给国民党的最后通牒，打破其一切幻想，如今攻守之势异也，国党只有接受安排放弃反动统治和负隅顽抗最终被彻底打败这两条道路。
对于失败的和谈，张治中感到既无力又愧疚，大厦将倾之时，他也不过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尾小舟，如何能左右局势呢？
之后他再次约见周总理表达和谈未成的遗憾和歉意，看着有些垂头丧气的张治中，周总理对他表达了恳切的安慰。
在北平和谈期间，我党领导人对代表团采取了谈话和沟通的方式，试图争取一些人过来，张治中也在争取之列，他的北平之行虽使命未成，但看到了我党的革命决心，解放军一往无前的强悍勇气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这足以打动一个心中装着家国的有志之士。
于是，张治中索性开诚布公，与国民党决裂，他激昂的号召党内仍向往民主和平的人士，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认准前路。
1949年9月，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上他的一番话直接关系到国家名号的确立。
当时毛主席的意见是采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则指出“共和”一词已包含“民主”的含义，建议直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番后，此建议得到一致同意，我国的国家名号也就此确立下来。
不久后，张治中又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和彭老总一起到新疆，亲自促成新疆起义，参与组建西北军政委员会。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周总理特别强调要为张治中安排告别仪式，正式的送别这位终坚持为国为民谋出路谋未来的老友。
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史中，有无数革命人士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无论他们是否抵达终点，他们曾发出的怒吼，做出的努力都值得被尊重，“和平将军”张治中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