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现代人看来，曾巩是个名人，但仅仅因为曾巩侧身于名声显赫的“唐宋八大家”之列，对曾巩的文章、身世、经历则所知了了。那么曾巩为何能名列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曾巩的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
一、从北宋时代对曾巩的评价来看
北宋时代，曾巩在文坛的影响非常之大、地位非常之高，同时代精英对他都予以较高的认同。
欧阳修对曾巩的评价很高。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的文章，就称赞他说：曾巩的文章从思想立意来说，已经非常成熟；从艺术上，从文章的章法来看，也已经比较成熟了。在赠给朋友的一首诗中，欧阳修记述了自己对曾巩的印象：“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送杨辟秀才》）。
他甚至忍不住直截了当地告诉曾巩，在我的门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可见他对曾巩是如此偏爱。
王安石对曾巩也是备加推崇。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与曾巩在京城第一次见面，互相倾慕，结为至交。当时有人诽谤曾巩，王安石为曾巩辩护。在赠给曾巩的诗中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王安石比较曾巩与自己的其他朋友，认为：“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答段缝书》）。在给王景山的信中，他纠正对方的偏见：您认为江南士大夫会写文章的人不多，可是在我交往的人当中，江西人李觏、曾巩都是豪杰之士。江南士大夫太多了，您未必个个都认识吧？在给曾巩的诗中，他称赞曾巩学问渊博，乃是当世豪杰，认为自己的水平太低，无法与曾巩相比肩：“爱子所守卓，忧予不能攀”（《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文学大家，后来还身居宰相高位，他推崇的人物，应该够杰出了。
苏轼比曾巩小十几岁，却是同年进士，都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对曾巩也非常尊崇。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苏轼在四川为母亲守丧期间，特意推荐两位四川学子带着自己的文章去京城拜访曾巩。后来，苏轼又专门给曾巩写信，请曾巩为自己的伯父撰写墓志铭，这说明苏轼对曾巩的道德文章是极为钦佩的。在一首诗中，苏轼这样称赞曾巩：“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苏辙也曾称赞曾巩：“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子巩舍人挽词》)。儒学修养堪比战国时代的孟子、荀子，文章可与两汉时代相比肩。
曾巩年届不惑方才考中进士，大半生穷困潦倒，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是北宋文坛、政坛上极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用不着阿谀奉承曾巩这个穷书生。结论只有一个：曾巩是北宋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成就不仅赢得了同时代精英阶层的认同，而且在社会与民间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曾巩去世后，人们是这样评价他的：“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韩维《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可见，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曾巩的成就与贡献仅次于欧阳修，与王安石并驾齐驱。
曾巩的弟弟曾肇则是这样评价兄长的：“是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子固先生行状》）。
最神奇的还是陈师道，苏门六君子之一。他是宋代的大诗人，年轻的时候曾拿着十余万言的文章拜谒曾巩，态度非常狂傲，但曾巩并不介意，开始动手删减这篇十万多字的大文章。结果文章变短了，内容却更充实了。曾巩告诫这位年轻作家要“持之以厚”，做人要厚道。陈师道因此对曾巩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巩去世之后，陈师道十分悲痛，写了两首诗寄托哀思，这两首诗的名字很奇特，叫做《妾薄命》，意思就是：奴家的命好苦啊!《妾薄命》本是一曲乐府古题，其主题大多是女子哭诉自己红颜薄命，不能享受爱情或家庭生活的幸福。而陈师道却将自己比作薄命的妻子，将老师曾巩比作亡故的丈夫。诗中模拟妻子的口吻，尽情倾诉对曾巩的爱戴与思念之情。两首诗写得如泣如诉，可悲可叹。以这样的文学方式来诉说自己对老师的崇敬、思念之情，也可算得上是古今奇观了！
▲墨池记
二、从曾巩的文章特点来看
大家也许会说，既然曾巩如此才华横溢，当时文坛对曾巩评价如此之高，欧阳修又对他如此器重，认为他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那欧阳修为什么将领袖未来文坛的重任交给了苏轼，并没有交给曾巩呢？同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与曾巩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而曾巩的文章究竟又有那些特点呢？
首先应当确认的是，曾巩与苏轼一样，都已经达到北宋时期第一流的文学水平。曾巩的文章，不蔓不枝，严格维护原始儒学的正统与纯洁，绝不沾染一点点佛道之类的异端色彩。他的文章密切关注现实，严谨周密，不浮夸不空谈，脚踏实地，注重实效。
至于当时文坛上其他几位大作家，则各有各的特色。譬如苏洵的文章汪洋恣肆，雄健奔放；王安石的文章奇崛峭拔，斩截有力；欧阳修的文章从容平易，舒缓自然；苏辙的文章则汪洋淡泊、醇厚秀杰。总之，与他们相比，曾巩的文章树立了一种新的典范，这就是纯正的思想，端正的姿态，典雅的语言，严谨的布局，踏实的作风，实用的目的。这也是一种文章之美，是一种美学的风格与标准。北宋文坛的大家之所以那么推崇曾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推崇曾巩，就是在推崇这种新的文章风范、文章之美，这就是曾巩之为曾巩，能够立足于北宋文坛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文章之美固然纯正端庄，却也因此缺乏一种冲决时弊、廓清暮气的朝气，缺乏苏轼文章特有的磅礴通脱、敏锐灵秀与博大睿智，而这恰恰是当时文坛所亟需的一股革新力量，只有这样强健的力量，方能革除因循，开辟新局。再加之苏轼后来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多方面成就与影响力，遂造成他继承欧阳修衣钵，领袖时代群伦，推动宋代文学达到新高潮的天下文宗地位。
有了这一番比较，我们对曾巩的文章特点大体有了一些基本的感觉。形象一点说，曾巩的文章好比一池清水，非常纯净，没有一点渣滓。然而我们知道水至清则无鱼，水太干净了就没有营养了，话太纯正了也就不活泼不精彩了。曾巩的文章真可谓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庄重有余，活泼不足；思考有余，趣味不足。我们只要认真读曾巩的《墨池记》便一目了然。
那么，曾巩的文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格呢？曾巩的一生比较简单，从十几岁开始念书，到三十九岁中进士之前，一直在家乡半耕半读，“宅”了二十多年。后来出去又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既没有像欧阳修、王安石那样参与或经历过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像韩愈、苏轼那样一生都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他的生活阅历不很丰富，也比较单纯，遂逐渐养成沉静内敛的个性。曾巩又长期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负责整理、编校古代典籍。他在遍览群籍、编校典籍之余，撰写了不少目录序文，如《〈战国策〉目录序》等。这类文章不仅阐明古籍的存佚流传，而且借叙说朝代兴亡而标举儒家的义理学说。其文风自然是议论多于抒情，说理多于谐趣，端正有余而灵动不足。这也正是曾巩的风格，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这类文章也是一种温文尔雅的中和之美，一种敦厚端庄的平和之美，一种沉静充实的祥和之美。
曾巩的文章不够生动不够有趣，但他的文章是最规范的。对于一个初学文章的人来说，一开始就学写庄子的文章、李白的文章、苏轼的文章，不仅学不像，反而会落得个邯郸学步的下场。那么，对初学者而言，谁的文章最具有典范价值呢？就是曾巩的文章。学习曾巩的文章最容易入手。曾巩的文章语言简洁、典雅，布局端正、严谨，思想单一、纯净。虽然不免有点保守呆板，但是从学习的角度而言，是最实用的典范之文。
三、从北宋以后名家的推崇来看
北宋以后，曾巩的文章备受大家们的推崇。南宋时期，大哲学家朱熹非常欣赏曾巩，他读曾文手不释卷，并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认为曾巩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家，甚至说他的文章是孟子、韩愈以来写得最好的。应当说，朱熹对曾巩的评价很重要，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朱熹在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如此盛赞曾巩，有助于提升曾巩在后世的知名度。可是，朱熹本人做梦也想不到，在他身后，曾巩的名气与地位会像火箭一样直线蹿升，一些人甚至将曾巩捧上了天，认为他是可与孔孟、程朱相比肩的大哲学家。曾巩的身份也就此摇身一变，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了哲学家、理学家，甚至成为中国古代的圣人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南宋孝宗时期，曾巩的老乡陈宗礼对曾巩非常崇拜。他认为，苏轼兄弟的文章非常奇妙，曾巩文章非常端正。奇妙的文章变化多端，如天马行空，如云中游龙，但并非日常生活必需之用；端正的文章则如黄金美玉，如同棉被可以保暖，粟米可以充饥，一日都不可缺少，但是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这就是曾巩文章对我们的重要性。因此，陈宗礼认为，曾巩实在太重要了，他不仅是位古文大家，而且是一位大大的理学家。在他的推动下，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南丰郡守杨瑱亲自主持建造了曾文定公祠，将曾巩当作理学家来祭祀，让曾巩年年岁岁接受子孙后辈的供奉。给曾巩增添理学家的头衔，也符合南宋时期尊崇理学家甚于文学家的风尚，迎合了当时人褒扬道德甚于文章的传统。
宋元之际曾巩又一老乡、著名学者刘埙将曾巩的地位抬得更高。他认为，曾巩最大的贡献在于：“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隐居通议》）。也就是说曾巩对古代儒家思想的贡献在于上承孟子之学，下开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学派。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曾巩的族孙曾元翊又发起族人新建曾文定公祠堂，更加隆重地祭祀曾巩。这样一来，前有陈宗礼提升曾巩为理学家，后有刘埙进一步提升曾巩成为孔孟至周程理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家，再加上南丰曾氏后裔对曾巩的祭奠与尊奉，曾巩的身份较之在北宋时期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被神化成为一个远离人群远离人间的圣人。
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开始发生转变。明代文坛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流派叫做唐宋派，其代表人物叫做茅坤。茅坤倡导人们学习唐宋古文，并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曾巩从此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进入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散文家行列，从此流传后世数百年不衰。那么，茅坤为什么要选曾巩呢？当时有一种说法：要想学习司马迁的文章，就先学习班固的文章，要想学习班固的文章，就先学习欧阳修的文章，而要想学习欧阳修的文章，就得先学习曾巩的文章。茅坤认为，曾巩的文章最为纯正，最为规范，最适合初学者学习。学习者可以由曾巩这里入手，学到作文的基本规矩，再进一步深入其中，循序渐进，各取所需。这便是茅坤选曾巩入唐宋八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人尤其是本同城派对曾巩更是情有独钟。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明代茅坤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中韩愈352篇、柳宗元120篇、欧阳修286篇、苏洵60篇、苏轼251篇、苏辙172篇、曾巩87篇、王安石219篇。曾巩的文章数量倒数第二，仅仅高于苏洵。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张伯行重新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中韩愈60篇、柳宗元18篇、欧阳修38篇、苏洵2篇、苏轼26篇、苏辙27篇、曾巩128篇、王安石17篇。曾巩的文章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七个人，占百分之四十，独居榜首。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张伯行在评论曾巩文章时说：曾巩的文章，源自儒家的“六经”，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文章传统，苏氏父子三人远不如他，甚至快要超过欧阳修的文章成就，只不过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朱熹喜欢曾巩的文章，认为比欧阳修写得好。曾巩的文章深得儒家经典的精髓，所以理论纯正；深得《史记》、《汉书》的章法，所以语言纯净、章法精炼。文章写到这个程度，真可以说是千古不朽了！
于是，曾巩再一次被高高地供了起来。清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主张：写文章要遵守道统、治统、文统。所谓道统就是儒家的思想体系，治统就是现实统治秩序，文统就是符合前两者利益与规范的文章之道。说白了，就是写文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遵守现实秩序，要用文章来表现道统、治统。道统、治统、文统三合一，表现出清代中后期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三者利益的趋同与集合，这种文学主张当然深得康熙王朝的垂青与关注。而纵观历朝历代之文章家，谁与这个三合一的主张最为契合？桐城派认为，就是曾巩。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曾巩开始收到冷落，在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的审读下，曾巩的文章有些淡而无味，甚至显得枯燥。因此他的文章被提起、被传扬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以至于逐渐阒无所闻。殊不知在唐宋时代，曾巩这样的文章、文章家却是第一流的。
总之，曾巩在八大家当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也许不是最壮观的风景，不是最美丽的风景，不是最久远的风景，但他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通过对他的了解，我们知道在宋代，在明清时期，曾巩是大大的文学家。与韩柳欧苏、王安石相比，曾巩更接近完美这些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家世，没有非常天才的创造力，有的只是一颗执着坚持的决心，一颗永不放弃的恒心，一颗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心。八大家中，曾巩离我们最近，对我们参照价值最大。所以我们说，八大家中曾巩这一道风景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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