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顾城，真是荒谬，扯什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说起来很奇怪，《南明史》读了很多遍，它所记述的明清之际，也曾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记不住《南明史》里的很多细节，犹如当年在写字楼里混日子，日日经过高耸密集的楼群，诸种景观嵌入脑海，可被问及每一座大厦到底有多少层，却依然迷糊一样。曾经把抄来的博尔赫斯的一句诗，”在书籍和黑暗中寻找自己的命运“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并且在心底反复诵念，以为那就是命运的谶纬。
对顾诚本人来说，“明末农民战争史”是一个比“南明史”更加关键的标题。在他最初的计划中，是要把《南明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下卷。在他的眼中，李自成、李定国首先是阶级的英雄，其次才是汉民族的英雄。不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在《南明史》中说出这样的话：“李定国的一生应该充分予以肯定，封建史籍的作者一般也给以赞许之词，但他们所赞许的是李定国后半生的‘改邪归正’，实际上李定国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在明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
在若干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上，他考证出那些在传统上被肯定的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等抗清英雄面对农民军和在农民军对比下消极黯淡一面，澄清对农民军诸多不实之词的污蔑，从而让郭沫若首先提出的明末义军的正面形象变得真实可信。即便是对歌颂农民起义感到反感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根据充分的史料证据得出结论的。其次，他纠正了“荥阳大会”、“高迎祥是初期领袖”、“李岩”、“大顺军进京腐化”等流行的错误说法，从而还原了农民起义的真实过程。
最后，他发掘和补充了许多关于农民起义军的细节，例如自发向李自成军偷运送箭镞而明军钉死在城墙上的开封锻工孙忠，被大顺军善待却在清军征服中被掠身死的李节妇，运用这样的细节描摹农民军，要比抽象地论证农民起义的“造反有理”和历史作用要更加高明，也更加感人至深。
得益于自身对史料的阅读，顾诚清醒地认识到，明清统治者具有一致的反动性。早在他六十年代受白寿彝指示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时就发现：康熙审阅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顾诚除了在《农战史》、《南明史》中痛斥晚明诸帝的昏庸腐朽之外，他对“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杀戮臣民的残暴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起顾诚先生于地下，当他看到铺天盖地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时，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即使是顾诚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这样认真和博学的人，自然也会在论著中出现可供商榷的地方。传统中国在近代列强面前的结构性劣势，恐怕不是大顺或南明续命成功就可以解决的。此外，顾诚在提出这一假设时，可能是以为自己的国家已经消灭了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的基础。但是事实上，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中，在汉民族主义的滋长中，这一问题从“清朝该对中国落后负责”置换成了“满族该对中国落后负责”，一些记录清军暴行的史料不但没能激发出正义，反而成为转移阶级矛盾、滋长沙文主义戾气的工具。这恐怕是顾诚所不能想到的。
现代社会文化氛围下，顾诚的《南明史》几乎成了绝唱。在批判明廷的暴政和清军的屠杀之时，顾诚在心中所召唤的一定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世界，而不是利用现实中或历史中的民族矛盾，驱赶本族本国人民为炮灰，奴役他族他国人民的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只有反抗现实中的阶级压迫，才是对顾诚精神的正确继承，也只有在这样的反抗实践中，才会再度产生如《农战史》和《南明史》这样不朽的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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