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荐一部纪录片印尼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屠杀华人事件，一次是距离今天比较近的「98排华」，这我们都很熟悉，骚乱的镜头电视上有过直播，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推荐一部特别伤感的纪录片?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推荐一部特别伤感的纪录片
今天推荐一部纪录片。
印尼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屠杀华人事件，一次是距离今天比较近的「98排华」，这我们都很熟悉，骚乱的镜头电视上有过直播。
还有一次，是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也许有人听说过，但就不那么了解了。
「九三〇事件」是1965年发生在印尼的军事政变。当时的印尼总统是苏加诺，他也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建国领袖及首任总统，他的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因而被支持西方的陆军少将苏哈托推翻。
苏哈托在全国发动「反共大清洗」，大量共产党员被杀害，许多华人也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遇害总人数据统计有几十万。
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2012）为我们揭开了印度尼西亚近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这场大屠杀的真相。
匪夷所思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加害者至今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
《杀戮演绎》把镜头对准了加害者，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拍摄一部影片来反映这段历史，而纪录片则是按他们拍摄影片的轨迹来架构的。我们在纪录片中没有看到任何受害者方面的诉求和质问，整部影片完全成了加害者的自说自话。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加害者提供资源来拍摄他们的影片是否合乎伦理？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这部纪录片完全以传统的好莱坞剧情片的模式来呈现，从而彰显了主人公（加害者）的「英雄主义」。
在分析《杀戮演绎》的过程中，本文尝试不时地与另一关于大屠杀历史的影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 la machine de mort khmère rouge, 2003）来比较。
在1975-1979年之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200万柬埔寨人被有组织地屠杀，纪录片拍摄的地点是由中学改建的原集中营S21。两部影片所反映的政治背景虽然不同，但是在屠杀这一事实上是有相通之处的。两部影片在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的共同点是都进行了重演（reenactment），让加害者们重新「表演」他们的所作所为。
《杀戮演绎》一开始就锁定了主人公Anwar Congo和Herman Koto。这对一瘦一胖、一主一从的形象马上可以让人联想到堂吉诃德与桑丘这对小说人物，可以说影片一开始就把观众拉进了虚构的世界。
然而在《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受害者和加害者是同时出场的，人物的名字和脸以及他们各自的特征都没有得到强调，重要的是共同来重现事件本身。事件和它所发生的地点之间的关系成为唯一要还原的对象。
另外，作为幸存者的画家Nath代表影片的良心，用质问和画作不断来平衡加害者所代表的邪恶力量，有时候感觉他是导演的化身，比如说面对一群刽子手的推脱，他会不断追问「如果你们也是受害者，那么那些被处决的囚犯是什么」？
导演用来让他们进行对质的材料不但有当事人的话语，还有照片、档案、幸存者的绘画以及与这一切都有关的S21这个特定的空间，从而构成了一个包括多种媒介的让现实与记忆进行对话的复杂织体。
在《杀戮演绎》中导演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对Anwar Congo和Herman Koto这对人物的选择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的。他们被导演从一堆前期拍摄时跟踪的加害者中挑选出来，因为他们正好符合好莱坞剧情片对主人公个人特质的要求：他们穿着讲究、谈吐幽默、生活丰富多彩，同时又能在闲谈中引用大量电影人物。
这种在电影中谈论电影、同时又能用他们引用的电影来反照他们人生的「元电影」（meta-cinema）手法尤其受到影迷的追捧。同时，拍一部影片来反映人物自己的历史这种想法也不能不说迷人。于是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影片偏离纪录片的轨道，当然也偏离了反思历史的轨道，最终沦为了虚构的泡影。
另外，导演在拍摄和剪辑上的安排更是加剧了这种虚构化的倾向。在Anwar和另一加害者Adi Zulkadrg一起钓鱼的场景中，摄影机的焦点集中在Anwar沉思的脸上，与极浅的景深配合地相当完美，这一刻是如此动人以至于可以让观众逃脱纪录片过于「乏味」的真实，而遁入完全剧情化的心理空间。
在Anwar和Adi之间的正打／反打镜头、促膝谈心的亲近和遥远的全景之间的切换，技术上的完美让观众屈服于某种只属于电影的「魔力」。在另外一个较早的Anwar带导演去他们杀人的天台上演示杀人方法的场景中，中规中矩的剪辑像翻过任何一本说明书上的每一页一样，平淡无奇地「纪录」了演示的过程。
最令人不安的是当Anwar套好钢丝准备最后使劲结束假扮的受害者的生命时，摄影机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向前拉近（zoom in）了一些。里维特（Jacques Rivette）在其著名的《论耻辱》（De l'abjection）一文中曾批判了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影片《零点地带》（Kapo，1959）中艾曼妞·丽娃（Emmanuelle Riva）跳向带电的铁丝网自杀时摄影机向前运动直到正好框住她举起的手的镜头 。
主题的重大与技术的轻浮形成强烈的反差，摄影机的运动真实地表现了摄影机后面的人内心的活动，影像所缺失的伦理在这一刻暴露无遗。在《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重演的场景大都用长镜头拍摄。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是Khien Ches面对空的囚室重演守卫的日常工作的镜头：他把受害者带回囚室，给要喝水的受害者拿水，辱骂、威胁、殴打受害者等等。这个镜头将近五分钟，它分别由Ches的五次进出囚禁受害者的教室的过程组成。被拍者和拍摄者同样表现出高度的机械和重复，每次他的行动和摄影机的轨迹几乎都重复了上一次。
令人震惊的是他每次模仿开锁的动作进入教室，再出来的时候从来都不忘做锁门的动作，然后经过两扇窗户时，在每一扇面前都要伸手指着假想的受害者进行辱骂、威胁，从来没有错过一扇窗户。摄影机每次都跟随他的进退，但每次都止步于教室之外而没有进入。
Ches虽然在一边解释自己的行为一边做以上动作，但是他似乎已经被记忆的幽灵附体，身体的记忆已经把他带到那个年代，他才能像钟摆似地精确地完成这些已多年不练习的动作。
重演在这里不是说明书的作用，告诉我们把人杀死的步骤，而是真实地向我们揭开了创伤（trauma）驻留之处。潘礼德（Rithy Panh）经常用长镜头拍摄围坐在一起重演或重述过去事件的加害者和受害者，「而不是诉诸隔离他们的正打／反打镜头。
通过拒绝添加任何外部评论，潘礼德确认了他们共同属于人类。从机制（dispositif）层面让影片反对大屠杀行为所造成的分隔与驱逐」 。而正是通过对质和对话才有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从而产生和解的可能性。
《杀戮演绎》中也努力展现Anwar人性的一面，如他对孙子说要和鸭子说对不起，另一个场景中他还耐心地敲碎田螺壳喂鸭子。在这里人性面的展露和好莱坞剧情片中对人物的塑造有关，通过呈现一个恶人善的一面来使人物的性格更加复杂、更加有戏剧冲突，这与通过电影的机制来思考历史的尝试无关。
《杀戮演绎》的导演更像是一位职业新闻记者，他像是为挖掘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而沾沾自喜，这可以从他有选择地暴露大量印尼官员的纳粹言论和行为中这一点可以看到。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确实冲击了观众的情感，但这只是险象环生的灾难片或者只是新闻报道的效果。可以说《杀戮演绎》面向的是坐在舒适的影院中吃爆米花看blockbuster或者在家里热切地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关于世界某地发生巨大灾难的实时报道的普通观众，而《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则更期待受过训练的、思考的、耐心的眼睛去发现它。
我们再来看一下Anwar他们所拍摄的影片，无非是他们做影院黑帮（movie theater gangsters）时所熟稔的那些美国类型片的拙劣摹本。我想不出这种「片中片」的形式除了增加纪录片本身的噱头之外还有什么其它的作用，本应进行的严肃反思被转变成一出出闹剧。导演该介入的时机却变成了隔岸观火，只期许别人的闹剧可以增加自己影片的可看性。
重新回到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这些加害者有没有资格掌控摄影机来拍摄自己的故事？答案是否定的。没有正义的力量去平衡邪恶的力量，这部影片注定是一部法西斯影片。
Anwar是迷影的（cinéphilique），他对好莱坞明星的不断提及和他对自己拍摄的影片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行家，他的评论姿态甚至有点像影评人。电影无疑对他的杀人手法和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在这部纪录片中，他与电影的关系是被导演着力塑造的，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电影人生」。由于这种和电影关系的有意塑造，作为影迷的我们甚至有点喜欢他。
但这种喜欢是可耻的，导演更是可耻的。影片最后，他叫孙子们一起看他扮演的受害者被折磨、被杀掉的场景时，他让孙子们不要害怕：「这只是一部电影。」这句话可见他没有任何反省自己的意思，甚至把整个屠杀的历史都归结为是一部电影，虽然他在影片中有几个场景中流露出一丝忏悔或由此产生的身体不适。
导演期待的正是这样一句话来给他用元电影手法所讲的故事一个完美的总结，但是在巨大的暴行面前一切技巧都是可耻的。
作者：胡敌 来源：虹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