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北伐幽燕的周世宗柴荣病重，伐辽战争因此停止，而他本人也自雄州返回汴京。回京之后，柴荣愈发严重，六月十九日崩殂，终年只有三十九岁。后周的皇位传给了年仅七岁的皇长子柴宗训。
在柴荣北征之时，发生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据《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记载：
（显德六年六月）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落军职，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以今上为殿前都点检，加检校太傅，依前忠武军节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 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
莫名而来的一块木头，仅仅只有“点检做”三个字，却引起了周世宗的警惕，或许是因为古老的谶纬之说在五代依然还有一定影响。疑心担任“点检”职务的人会造反，但又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周世宗只好将当时位高权重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迁为检校太尉，改由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继任为殿前都点检。
陈建斌版赵匡胤
这种莫名而来的灵异事件一般都是人为，目的自然是为了制造政治风潮。张永德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又是世宗亲军殿前军的统帅，位高权重，同时又“明天文术”，擅长术数。“点检做”这个谶语是他所作吗？揆诸后面的历史，张永德不可能是谣言制造者，而是受害者。张永德被剥夺兵权，在世宗驾崩之后，也没有兵变夺位。
另一位与张永德关系不睦的重臣侍卫司都指挥使李重进曾经也被人怀疑是这则政治谣言的制造者，目的是构陷张永德。但是，根据《宋史·周三臣传附李重进传》记载，张永德与李重进虽然关系不好，但是在后周南征南唐之时，李重进曾经自寿阳单骑赴张永德军营，与其推心置腹地深谈：“吾与公皆国家肺腑，相与戮力，同奖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这次沟通是有效的，“永德意解，二军皆安”。
从二人的交往过程看，李重进不可能再去以谶纬构陷张永德。李重进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一度被视为柴荣的竞争者，但是确定君臣名分之后，李重进一直对柴荣忠心耿耿。在赵匡胤陈桥兵权篡位之后，李重进还集结兵力与之对抗，最后死于赵氏之手，可见其对后周是忠诚的。
如果从赵匡胤上位担任殿前都点检和后来的陈桥兵变事实看，一直在北征前线的赵匡胤最有可能是这起“点检做”谶言事件的制造者。通过这件事的操作，赵匡胤掌握了兵权，又可以为日后谶言所谓的应验埋下伏笔。
出身于柴荣藩邸旧臣的赵匡胤崛起于高平之战，大战之后得到张永德的举荐，迅速上升，成为后周军界新贵。赵匡胤自高平之战后，在殿前司经营多年，“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在殿前军站稳脚跟之后，赵匡胤开始有心经营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义社十兄弟”集团。文官结党不过是为了政争，武将结党就只为了篡权了，尤其是在那个武力是王道的五代。
柴荣
柴荣突然驾崩，后周面临主少国疑的危险时期。其实，在弥留之际，柴荣为自己儿子安排了一个辅政格局。《资治通鉴》卷二九四世宗“显德六年六月”条记载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世宗在临终之际准备安排幕府旧僚王著为宰相，说“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但是，接受遗命的宰相范质等人却以王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为理由，匿废了世宗的遗命，还相与约定“慎勿泄此言”。
敢匿废皇帝遗命，绝非范质一个人敢做的事情。《资治通鉴》中只说世宗临终之际“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这里隐藏的信息就是“等”是何人？如果按照当时周室文武诸臣的高低亲疏，这个顾命班子理应包括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世宗病危之际，赵匡胤很可能就已经做好政变的准备看，宰相范质即便不是他的同谋，也已经作壁上观了。匿废世宗遗命，就是为了排除日后制衡自己的力量。
后周禁军两大系统殿前司和侍卫司，在世宗的有意操作下，一直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但是，柴荣驾崩不久，能够制衡殿前司的侍卫司高级将领都被调出京城。侍卫司将领袁彦被外调为陕州节度使，而李重进则被调任为淮南节度使。
与之相应的是，赵匡胤自己的心腹高怀德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出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如此一来，侍卫司的副统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就被架空了。整个京城禁军系统的兵权都被赵匡胤掌握了，夺位只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罢了。
时机很快就来了。日后史书中称之为“陈桥兵变”的事件，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武力夺权阴谋，其操作堪称完美。后周显德六年十二月，赵匡胤先是令自己的部下韩令坤、张令铎率禁军出巡河北，并屯戍于河北成德镇。
如果熟知五代早期霸权更迭历史，就会理解赵匡胤这一招的高明之处了。五代以来，政治中心由关中变迁至中原洛、汴。然而，雄踞河北的藩镇武力往往又是决定天下政局的关键力量，正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言，“夫河北，足以制河南者也”。南宋章如愚在著名的《三都论》也说，“故由古以来，洛京之祸常起于并汾，汴都之变常起于燕赵”。
理解了河北对于汴京政局的重要性，就会读懂赵匡胤为何要安排自己人巡视河北藩镇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河北出现反对自己的力量，以确保政变的成功。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日，汴京朝廷就收到了所谓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入侵的情报，而这一情报的提供者就是赵匡胤。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在赵匡胤和范质等人的安排下，正月初二日，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率禁军先行，目的地是河北真定。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三日，赵匡胤才率大军自汴京出发，下午即抵达距京城不远的陈桥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在此时已经得到前方传来的情报，慕容延钊大军已经渡过黄河，进入河北境内。四日凌晨，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终于发生。河北局势有慕容延钊和韩令坤控制，赵匡胤才可放心在河南夺位。
《宋史》中对这次兵变的记载充满了神秘主义，与当初“点检做”的那起灵异事件遥相呼应。当赵匡胤大军抵达陈桥驿的当天晚上，赵匡胤喝得大醉睡下了，“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里五鼓时，军士们汇集于驿门外，“宣言策点检为天子”，众声喧哗而不能止。待到黎明时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进入兄长寝室，赵匡胤这才从酒醉中醒来。门外的将士们都“露刃列于庭”说“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不由赵匡胤分辩，“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
修于元代的《宋史》承袭了宋朝官方对于陈桥兵变的定调——一起偶发的意外事件，赵匡胤称帝是迫不得已，“军士推戴，势不可避”。宋太宗对此事曾经有过明确指示，“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太祖之事周朝也，尽力王室，中外所知。至于大宝，非有意也。”如果将显得七年正月所有事件排比开来，不难发现赵匡胤的兵变是酝酿多年的阴谋。
陈桥驿“黄袍加身”之后，赵匡胤就那么顺利地当上皇帝了吗？历史的真相远比线条化的文本叙事复杂得夺。赵匡胤兵变之后，立即回师汴京。没想到在通往京师的陈桥门就敕令闭门羹，“艺祖拥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不纳”。无奈之下，赵匡胤又转向封邱门。再到皇城的宣祐门时，赵匡胤竟然遭到了武装抵抗，“守关者施弓箭相向”。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禁军中的侍卫亲军系统没有被赵匡胤完全控制。
过封邱门之后，赵匡胤的人马只是进了汴京的外城，下一步是进入内城，赵匡胤“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仁和门为何如此顺利？因为这道城门是被殿前都虞候王审琦所掌握的，此门通畅是兵变计划的一部分。穿越仁和门后，赵氏大军再由早已被石守信控制的左掖门进入皇城。石守信当时宿卫内廷，得到陈桥兵变消息之后，立即“登左掖门严兵设备，闭关以守”，待赵匡胤率军抵达，就“启关纳之”。
赵匡胤御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场兵变就算基本成功了。不过，也发生了一点流血冲突。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是员猛将，也是周室的死忠粉。在得知赵匡胤兵变的消息，手中实际控制兵力不多的韩通“自内庭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然而，在通过左掖门的时候，韩通遭遇石守信的伏弩阻击，双方展开激战。突围之后，韩通又带人去抓捕住在汴京寺庙定力院的赵匡胤母亲杜氏及其他家眷。搜索无果之后，韩通恰好遭遇了赵匡胤的心腹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遭其追赶至家中，韩通夫妇及其长子、二子、三子皆被王彦昇所杀，但韩通三岁的幼子和四个女儿未被杀害。
韩通之死消除了汴京城唯一能够抵抗赵匡胤的势力，改朝换代已经板上钉钉了。在赵匡胤的操纵下，后周的幼帝柴宗训不得不将皇位拱手相让因赵匡胤之前在宋州任归德军节度使，故而赵氏王朝定国号为大宋，改元“建隆”，点检真的做了天子。让出皇位的柴宗训被降封为郑王，迁往房州，只活到二十岁，在北宋开宝六年（973年）就死了，死因并不清楚。
大宋取代了大周，赵氏王朝是否也会像五代王朝那样骤兴骤灭呢？与五代一般的兵变不同，赵匡胤兵变入京之后，除了与韩通发生武装冲突之外，其余几乎都是兵不血刃。汴京百姓起初以为赵匡胤的军队也会“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兵士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搔扰”。京都父老都赞叹：“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践阼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远在成都的后蜀宰相李昊也朦胧感觉到分裂乱世即将终结，“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战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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