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 1960年生于台湾苗栗，1983年开始创作小说，1987年加入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从此展开迄今仍在进行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出版有《台共党人的悲歌》《寻找祖国三千里》《幌马车之歌》等二十余部相关著作。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
《幌马车之歌》（增订版）
作者：蓝博洲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3月
本书在寻访幸存者及其亲友并搜集查阅大量文献档案的基础上，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客家籍台湾革命青年锺浩东短暂而炽热的一生。
《寻找祖国三千里》
作者：蓝博洲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8年5月
关于台湾青年思慕祖国大陆，辗转回国参加抗日或地下党，战后却倒在白色恐怖的枪口下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
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剧照。
1988年9月，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发表于台湾《人间》杂志。那一年，蓝博洲28岁。这部三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根据不同历史人物的口述，结合历史材料剪裁编织而成，记录了台湾客家籍青年锺浩东和妻子蒋碧玉（蒋渭水之女）跨越海峡，九死一生奔赴中国大陆抗日，抗战胜利后回到台湾投身教育事业，任基隆中学校长，从事地下工作，最终于1950年“白色恐怖”中被枪决的真实历史。
《幌马车之歌》将一段被政治话语湮没的台湾民众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一经发表，便在台湾引发轰动。导演侯孝贤读过后感慨“真的是先驱”，翌年以《幌马车之歌》的主角锺浩东为原型，创作并拍摄了《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95年，侯孝贤又以《幌马车之歌》为题材，重新处理了压缩在《悲情城市》故事结局里的时空，拍摄了《好男好女》，获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30年来，蓝博洲致力于挖掘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尘封的历史，就像意外陷入一方泥潭，“我被历史选择去书写、去记录，不晓得这是幸还是不幸”；又如同开启了一片新天地，透过个体的命运轨迹，挖掘整个台湾社会在战后经历的创伤和哀痛、遗忘和记忆。
文学之路开启
重新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1960年，蓝博洲出生于台湾中北部的一个叫苗栗的客家小镇，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识字。家中九个孩子，蓝博洲排行第八。因为家境贫寒，家里除了上学用的教科书之外没有一本书，有限的几本教科书也是从姐姐传给弟弟，再传给蓝博洲。
1975年，因为调皮捣蛋而失学在家的蓝博洲，做过绑铁条的建筑铁工、圣诞节灯饰工厂的工人，送过报纸，更多闲散时间则是和几个准备重读的同学在街头晃荡，“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小镇里面的垃圾纸屑，山风一吹就随风飘动，可是你也不晓得怎么办”。就在这时，闲极无聊的蓝博洲从家中翻出了一本封面已脱落、书页发黄的言情小说——《北极风情画》。
捧着这本做女工的姐姐留下的书，蓝博洲爬上后山，躺在日本神社的供桌上，在秋天的山风中读完了。书中传奇爱情故事让他神迷，从此，他爱上了文字。文学向少年蓝博洲勾画出一个讳莫如深的世界，“整天在找人生的解答，可是人终究难免一死，没办法解答，就不断看小说”。三年时间，他留在乡下的高中，每天书包里背一本小说、一份便当，如此进入了大学。
1979年夏秋之交，蓝博洲到台北读大学。大学期间，任文学社社长的他组织邀请杨逵、陈映真等日据以来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来校演讲，以文学为窗口，接触到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台湾近现代史。8年后，蓝博洲到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从事报告文学的工作，做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关于台湾民众史的采访”。
咬住历史不松口
从《美好的世纪》到《幌马车之歌》
蓝博洲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台湾民众史采访，其实先于广为人知的《幌马车之歌》。他在《人间》杂志工作时，偶然间听说了一位台湾医生郭琇琮的传奇人生。出身台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被捕判刑，1950年11月惨遭杀害。通过“白色恐怖”时期被捕的“政治犯”林书扬，蓝博洲找到了郭琇琮的遗孀，通过采访得知在郭琇琮被枪决前，曾偷偷传递信息给妻子，说如果她能活下来，一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故事的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
老人说到郭琇琮的遗言：“……请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蓝博洲被“彻底征服”了，这段采访也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之前找不到出路的困惑不见了，我确定了安身立命之所。”蓝博洲当下决定，他的人生将不再做别的事，就把像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的生命故事一个个挖出来，讲给更多的人听。
蓝博洲替生命终止于32岁的郭琇琮完成了遗愿，《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发表。至此，蓝博洲一头扎进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历史现场，将那些戛然而止的年轻生命的轨迹复原。《台共党人的悲歌》中在黑暗历史时期仍怀有信仰的张志忠夫妇；《寻找祖国三千里》中不惜放弃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华北沦陷区，最后抵达重庆只为参军抗日的吴思汉，一个个热血青年的短暂一生在他笔下复活，他急于去采访、调查、出入档案馆，对着字迹模糊的史料苦读。
“我要和时间赛跑，因为我知道，再过一段时间，等这些人都不在了，就没人去讲这段故事了。”从第一次偶然得知锺理和的兄弟锺浩东这个名字，《幌马车之歌》先后修订三版，从三万字扩充到六万字，再到今天的九万字。历史调查、口述史采集工作没有尽头。从前没人敢讲的事，现在出来讲，他要记下来；以前查不到的档案材料，因为档案馆重新开放，要去修正订补，“看不到也就算了，既然看到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有责任去看，去了解”。
“寻找锺浩东”之旅并没有因为《幌马车之歌》的发表停止，蓝博洲穿越海峡，继续踏访广东惠阳、梅县、蕉岭、韶关、南雄、始兴、罗浮山区，以及桂林、北京等地，继续现场核实和史料采集工作。
安身立命的寄托
从被遗忘的个体中打捞一个时代
15岁起就想做小说家的理想慢慢被另外的现实所取代。30年来，蓝博洲从没停下来过。尽管《幌马车之歌》为他赢得了文坛的声誉，但他从不认为那是独属于他自己的作品：“这不是我个人的创作，这是历史的真实。”
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和立场不过是一个客观记录历史的人而已”，就像面对各式食材的厨师，除了尽力发挥食物本身的特长和香气外，他没有资格去过多评说和批判。他选择退到后面去。“我是偶然碰到这段历史的，好像是我被历史选择去书写、去记录，不晓得这是幸还是不幸。”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历史人物本身和一个个人物背后的理想主义，在无形之中召唤着他，让他找到“安身立命的寄托”。
“我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写，我想写也是因为我在阅读过程中，曾经从别的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一种安慰，一种力量。我也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给读者一种安慰和力量。”蓝博洲知道很多人曾质疑他的写作，认为每个故事都大同小异：“既然每个人在1950年都会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也有人质疑他推崇英雄主义，只写英雄不写凡人，只写精英不写大众，只写革命者不写背叛者。蓝博洲说，每个人都会死，没有错，不同的是中间的过程，而他只想从一个个被历史遗忘的个体中打捞起一个时代。
正如他所说：“历史的真相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还原，但是，基于历史不能任其失落的认识，我们就得要时时去拾回，并且通过写作，把被淹没的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倒正过来，共同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带给人们的痛苦。”就这样，为了找回那些失落的理想主义，蓝博洲在“寻访被湮没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寂寞之路上，一路走下去，脚步不停。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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