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夭折的读书做官之路
体制内的家庭或许能把人祸挡在门外，但却拦不住天灾找上门，天底下若还有一样东西能制约专制社会的权力，估计就是天灾了。
当幼小的刘备尚在享受体制内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家里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他的父亲刘弘去世了，夺走刘弘生命的可能是当时盛行的瘟疫。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一个家庭失去了当家的男人，就像房子没了顶梁柱，危机立刻就出现了。
首先面临的是生计问题。
刘弘生前似乎并未为刘备母子置办下什么家产，刘弘的突然离世让这个原本衣食无忧的家庭立即陷入了生活窘境。
虽然有宗族的照应和接济，刘备母子免去了流亡之苦，但生活终究是要靠自己。
任何时代，生存总是第一要义。
为了活下去，刘备和他的母亲干起了织席子卖鞋子的营生，在现在看来，这算是个体工商户，是政府大力提倡和支持的市场主体。
但在汉代，织席子卖鞋子是属于“医、巫、商贾、百工”之类的卑贱行业，从事这类行业的家庭会被政府划为“非良家”，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成分不好的家庭。
“非良家”出身的孩子属于“非良家子”，就是不是清白人家的孩子。
东汉虽然放松了对工商从业者的限制和歧视，但那是对大商人，普通小商小贩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多少改变。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旦被认定为政治成分不好，不要说前途渺茫，就是体面地活下去都很难。
可以想象，小小年纪的刘备挑个担子走街串巷、摆个地摊临街吆喝，早早过上了市井生活，饱尝了人间冷暖，其中的滋味就是当事人自己也难以言说。
刘备（图片来源影视剧）
早年的这段市井生活对刘备的影响非常深，他的一生都透着浓厚的市井气息，以致几十年以后，曹操在汉中与刘备兵戎相见时，就毫不客气地蔑称刘备为“卖履舍儿”。
然而，恰是这段被视为卑贱的市井经历让刘备早早熟悉了乱世的生存法则，造就了一代市井英雄。
话说回来，除了无可奈何，谁愿意甘守清贫和卑贱呢？谁不愿意过体面而受人尊敬的日子呢？
对于刘备母子来说，从受人羡慕尊敬的体制内的仕宦家庭一朝沦为遭人歧视鄙薄的“非良家”，这是挥之不去的痛。
回归体制内、重新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刘备母子日夜企盼的事情。
但是人生向下掉容易，向上爬就难了。
不像现在，进入体制内除了考公务员，还可以考各种事业编，更多的人可以选择竞聘进入各级国企，而汉代进入体制内就一条路——当官做吏。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当时当官做吏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就是读书。
读书怎么就能当官呢？
这事得从汉武帝说起。
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地位之后，汉武帝为了让天下人都学习儒家经学、信仰儒家思想，想了一个绝招——国家给那些儒家经学学得好的人官做，这就是汉代著名的“通经入仕”。
通经就是精通儒家经学，入仕就是做官，通俗一点说就是读好书能做官。
为此，汉武帝特意打造了一个“通经入仕”样板，他把一个在东海边上放猪的年近七十的老头召进中央政府做官，最后还给老头封侯拜相，因为这个老头不但对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很有研究，而且还能把《春秋》用在治国理政上，经常为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政策方针裹上一层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很得汉武帝欢心。
这个老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布衣宰相公孙弘。
公孙弘（图片来源网络）
自孔夫子以来，“学而优则仕”就是读书人的信条，为了谋求一官半职不惜千里奔波、四处游说，现在汉武帝为读书人大开做官的方便之门，天下读书人顿时都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钻进了儒家的经书堆里，去寻找公孙弘那种荣华富贵。
从那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在政府的指挥棒下沉迷于读书做官而不能自拔，做官成了读书最主要的目的。
直至今日，“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仍然是众多知识分子难以割舍的情怀，曾几何时，某地一个小小的处长职位竟然有四十多位教授参与竞聘，不能不让人感叹“官”的魔力，也不得不佩服汉武帝等帝王当年的政治智慧，多少专家为此白了头，多少豪杰为此折了腰。
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不但继续推行“通经入仕”的政策，而且对这个政策进行了完善。
刘秀在做皇帝之前曾是太学生，是在西汉“通经入仕”的环境影响下长大的，他不但对“通经入仕”的政策非常熟悉，对读书人的心性也很了解。
刘秀认为西汉读书人学问是不错，就是不太有气节，不够讲政治，关键时刻相当一部分读书人背叛了西汉王朝，用掌握的儒家经学替王莽摇旗呐喊，抢走了刘家天下。
刘秀称帝以后，在推崇经学的同时，大张旗鼓奖励名节，他要求东汉读书人除了要通晓儒家经学以外，还要品行端正、要忠诚、要讲政治，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明行修”。
“经明”相当于汉武帝提出的通经，“行修”就是道德品行要好，这是刘秀对汉武帝“通经入仕”政策的发展。
为此，刘秀也树立了一些样板，他在称帝的第二年，就把一个坚决不向王莽屈服的七十多岁的西汉县令卓茂请出来做新帝国最高的官——太傅，并特意封为褒德侯，以表彰卓茂不事二主、坚贞不屈的气节。
之后，刘秀陆陆续续又从全国找了不少忠于西汉王朝、不屈膝侍奉王莽的士大夫出来做官，走不动的，抬也抬出来，死了的，或者赐钱赐物，或者封他们的后代做官。
在光武帝及其继任者的苦心经营下，名节成了读书人追求的时尚之物，那些先前只知道埋头苦读的人立即对标对表，除了下功夫钻研经书以外，就是不遗余力地砥砺名行。
一时之间，东汉名节之风盛行，名节和学问也成了东汉读书人飞黄腾达的两个翅膀。
东汉钻研经学、砥砺名行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游学。
游学就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读书求学。
东汉政府对老百姓游学不加限制，无论什么出身的人都可以自由外出游学，包括去全国最高学府——太学。
游学是东汉王朝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人就是通过游学达到“经明行修”而当官入仕、改变人生的，其中有两个人最为典型。
一个是南阳郡功曹岑晊。岑晊的父亲岑豫在南郡太守任上因为贪污被处死，岑晊因此成为了犯官之子，是一个典型的“非良家子”，这个成分比刘备还低。但岑晊很聪明、很机灵，他主动攀附同乡名士宗慈，受到宗慈赏识，被带到首都洛阳太学学习经学，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经学名士，被辟召进南阳郡政府当上了手握重权的高级属吏——郡功曹。
另外一个是陈留郡吴祐。吴祐二十岁时，他父亲在南海太守任上去世，家里穷得叮当响，吴祐跟西汉的公孙弘一样，是靠放猪维持生计，这个境况比刘备还要惨。但是吴祐很勤奋，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手里也是捧着书本。后来，吴祐学有所成，声名远播，由一介布衣百姓直接被察举为孝廉，获得了当朝廷命官的资格，最后做到了太守国相高官。
有成功的人，就会有效仿的人，刘备就是其中之一。
熹平四年（175年），刘备十五岁了，十五岁正好是东汉成童入大学学习儒家经学的年龄，刘备母亲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让刘备外出游学。
一个连生计都成问题的家庭怎么还让孩子外出游学呢？
原因很简单，刘备母亲希望刘备像岑晊、吴祐一样，通过读书达到“经明行修”，拿到当官做吏的敲门砖，重新回到体制内。
客观地说，在政治清明的东汉前期，这不失为可以一试的路子。
但是到了中后期，政权腐朽，豪族垄断政治，宦官专权，买官卖官成风，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完全被破坏，“经明行修”的读书当官之路成为坐天下的豪族及各种权贵的专用通道。
岑晊、吴祐虽然一度贫贱，但他们都有特殊背景，父亲都曾是郡守级高官，有根基，贫贱只是一时的表象。
没有任何根基的老百姓想走通读书做官的路是异想天开。读书是一回事，做官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读好书，可以成为五经的专家，但是否是“经明行修”，能不能做官，掌握权力的人说了算，这已经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了。
路虽然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难走，但是在古代，出路不多而又想向上走的老百姓除了老老实实按照政府公布的“经明行修”条件去努力，还能做什么呢？
毕竟像黄巢、洪秀全那种屡试不第而敢于揭竿而起的英雄豪杰屈指可数。
对于刘备这种曾经小富小贵、有些根基的家族来说，“经明行修”的读书做官之路更是充满诱惑。
刘备外出游学不只是他母亲个人的决定，而是得到了家族的支持。
因为当时刘氏家族外出游学的除了刘备以外，还有他的一个同宗兄弟刘德然，刘备游学得到了刘德然家的财力资助，据说刘氏家族的长辈认为刘备不是一般的孩子，值得好好培养。
事实上，宗族长辈眼里不一般的子弟刘备并没有踔厉奋发，像吴祐那样勤奋，他压根儿就不喜欢读书，这次游学也仅仅持续了一年。
短暂的游学下来，刘备既没有“经明”，也谈不上“行修”，他并没有拿到家人企盼的回归体制内的敲门砖。
刘备游学似乎失败了。
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这次看上去失败的游学却让刘备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认识和结交了两位对他后来事业影响非常大的大人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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