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426年的时候，斯巴达人就已经在特雷启斯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赫拉克里亚，此地正好位于雅典通往它在色雷斯地区的重要盟友的路线上，而安菲波利斯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盟友。公元前425年发生了派娄斯这样的事件，派娄斯还依然被牢牢地控制在雅典人的手里，因此，开辟与雅典人的第二战场就变得越来越急迫了。斯巴达人为此不惜孤注一掷，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允许伯拉西达组建一支由同盟中重甲步兵、雇佣兵和希洛人混合而成的杂牌军。有一点必须要强调一下，那就是希洛人被招募进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就已经出现过了。
然而，正是因为派娄斯事件的影响，从公元前424年开始，斯巴达人开始恢复从希洛人中招募战士的政策。通过承诺给予参战的希洛人以自由身份，来鼓励他们为斯巴达的军队效忠，斯巴达人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些被伯拉西达招募的希洛人，当他们活着返回斯巴达的时候确实获得了自由，并归入到了另外一个由以前是希洛人的斯巴达人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新代梦人”当中，他们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424年至前370年。毫无疑问，这些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主要是从拉科尼亚而不是美塞尼亚的希洛人中吸收进来的，这与斯巴达人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相一致的。
但是，这些希洛人被招募进军队，既标志着斯巴达人与希洛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也意味着斯巴达人有了一支全新的、供他们在海外征战的军队，这种军队既可以去冲锋陷阵，也可以参与驻防守卫。实际上，“新代梦人”在国外比在国内要容易应付得多，他们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块还没有被消化的食物，既不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希洛人，也不被当作是那些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们的同侪，他们仍然没有完全融入斯巴达人中去。伯拉西达在北方一路高歌猛进，尤其是从雅典人手里赢得了安菲波利斯并驻守在那里的时候。他的事业达到了其人生的最高峰，尽管他所说的这一切代表的只是斯巴达的利益。
可是，他的成功不但招惹了斯巴达国内一些与他作对的精英分子的嫉妒，也使人们注意到，他在军事上的首创之举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出现了，但这对斯巴达来说并不适合。此外，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在流放阿卡狄亚十八年之后，在公元前427或前426年最终复辟成功，重新登上了属于阿基亚德家族的王位。此时，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大致上都是拥护与雅典签署和平协议的人。
图|长枪方阵
他们要么相信那种在上一代早期由奇蒙提出的雅典和斯巴达共建“双元霸权”（“dual hegemony”）的观点，要么就是“不干预”政策的拥护者，或者，至少在对待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其他盟友的态度上是更加的听之任之，不加干涉。所有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最终促使斯巴达与雅典在公元前423年实现了休战。伯拉西达和他在雅典的对手克里昂都尽其所能地去破坏这次休战，而且他们几乎取得了成功，直至公元前422年，这两个男人在安菲波利斯附近爆发的新一轮战斗中双双战死，他们的努力才告结束。
和平谈判之门因此重新打开了，双方最终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尼西阿斯和平协议”（Peace of Nicias），因为在雅典方面促成签署这项协议的主要的人物是尼西阿斯，但是，准确地来说它应该称为“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和平协议”。这个协议肯定会对双方各自的盟国都产生效力。但是，停战在根本上是由两个主导的国家缔结的，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个别盟国的特殊要求或满足它们的愿望。这导致斯巴达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柯林斯和埃利斯不仅不同意这份停战协议，而且还组建了一个新的反斯巴达人的同盟，试图以此迫使斯巴达人也照顾照顾它们的利益。
而阿尔戈斯人（Argives）此时正虎视眈眈地隐藏在这些争执的背后，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着机会想要成为伯罗奔尼撒的霸主。斯巴达人对此的反应就是与雅典人进行商定，然后双方撇开各自的盟国，单独签订一份有效期长达五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这一新的条约的主要动机，是要尽力确保之前的和平协议中的两个最紧要的目标能够得到尽快实现，即雅典人把派娄斯和300名斯巴达人以及其他“边民”人质归还给斯巴达人，而斯巴达人则把安菲波利斯还给雅典人。
图|斯巴达人与雅典人
然而，这份新条约反而在柯林斯人和埃利斯人中间引发了更多的猜疑。但是，由底比斯领导的彼奥提亚人城邦拒绝加入这个由两个城邦签订的反斯巴达同盟，因为呆在传统的亲寡头政治的斯巴达的羽翼之下，更有利于它们现在的政府继续执掌权力。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坚决地反对“尼西阿斯和平协议”，而且还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斯巴达在公元前420年选立的新的五位监察官中的两位的支持，这两位监察官代表着斯巴达国内在伯拉西达之后出现的好战倾向。
雅典确实把那些人质遣返给了斯巴达，可是他们却没有相应地收回安菲波利斯，因此斯巴达也就要不回派娄斯了。斯巴达人中间的好战派此时取得了优势，而后，雅典人亚西比德又欺骗了斯巴达人，更是助长了这种好战情绪。“亚西比德”这个名字显示了他与斯巴达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最初是一个斯巴达人才用的名字，经由一种跨越城邦的宾朋关系（across-state xenia relationship）才进入亚西比德的父系家族当中。亚西比德出生在公元前450年，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他就在父亲的朋友伯里克利及其情妇阿斯帕西亚（Aspasia）的家里生活。
在这样一种政治家庭中长大，亚西比德想要参与公共政治的野心很早就被点燃了。当他快三十岁的时候，在雅典人看来这是成年男子能够适应政治生活的最小年龄，亚西比德第一次，但也是笨拙的第一次，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可惜这次他把事情给搞砸了。他想恢复之前在斯巴达与雅典之间存在过的宾朋关系（proxenia），或由他来担任斯巴达人的代表，以照料斯巴达人在雅典的利益，而这些事务之前是由他的祖父来打理的。但是，有年龄歧视的斯巴达人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
于是，恼羞成怒的亚西比德当即就在雅典建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反斯巴达人阵线，他尽其所能地说服雅典人去反对斯巴达，除了要公开地废止雅典在公元前421年与斯巴达签订的和平协议及建立的联盟之外，还要实实在在地攻击斯巴达。公元前418年在门丁尼亚爆发的战斗，是这种反对斯巴达人的行动的最符合逻辑的结局。在门丁尼亚，雅典人和同是民主政体的盟友们以及伯罗奔尼撒的反叛城邦门丁尼亚一起，与强大的斯巴达及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甲步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图|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作为记载雅典战争的历史学家，着实是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这次遭遇战。并为他的非斯巴达听众或读者补充了很多说明性的、但又令人信服的细节。比如，当战斗即将开始的时候，雅典人开始侧身移动着向右边挤－这是所有重甲步兵在战斗中的典型动作，修昔底德说道：因为恐惧的心理，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没有武装防护的身体右侧，靠到他旁边的兵士的盾牌下面以取得遮护，以为彼此的盾牌靠得越近，就越安全。
然后，当双方军队面对面准备进攻的时候，阿尔戈斯人和他们的盟军这一方的士兵大呼小叫、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而斯巴达人却是伴随着乐手们吹奏的奥洛斯（aulos）音乐缓慢地向前推进。对此，修昔底德补充道：这是他们的军队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与宗教没有关系。它不过使他们的步伐变得整齐，不至于打乱队列，因为，当大军相互交战的时候，队列常常会被打乱。我们已经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看到过斯巴达人在马拉松战役以及其后与波斯人的战争中的表现，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对宗教是格外的虔诚。
奥洛斯是一种装了簧的乐器，可能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双簧管，希腊人会在宗教仪式和典礼中演奏这种乐器，在雅典演出悲剧的时候，也会用它来进行伴奏。因此，那些目睹过公元前418年发生在门丁尼亚的这场战争的人，很容易就会根据以往的事实来想当然地认为，斯巴达人在战斗中用奥洛斯来伴奏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修昔底德认为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斯巴达人之所以吹奏奥洛斯，纯粹是为了军事的用途，而且仅仅如此。他也许应该补充一下，斯巴达人吹奏这种乐器的原因与雅典人在三列桨战船（trireme）上由乐手（trieraulés）来演奏音乐是完全一样的。
图|三列桨战船
而雅典人的乐手往往是军队临时雇佣来吹奏奥洛斯的，目的就是帮助桨手们在摇桨时能做到整齐划一，不出差错。修昔底德还没有补充的一点是，在这种语境中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去说明，担任乐手（aulétai）的斯巴达人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受人尊重的，而且基本上是“子承父业”，正如希罗多德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样，他们在地位上与那些世袭担任传令官和宗教仪式司的斯巴达公民是平等的。事实上，在斯巴达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音乐通常占据着一个光荣的位置。
普鲁塔克在其著作《论音乐》（On Music）中提及了一些早期的作曲家和诗人，其中如来自“边民”城镇库铁拉（Cythera）的谢纳达摩斯（Xenodamus）当时就已经声名远扬了。从阿耳忒弥斯－欧西亚的神殿中发现的物品中就有奥洛斯的碎片，由动物的骨头制成，其中一些上面留有铭文，这些物品中还有一些奉祀用的粗陋的铅制人像，它们既代表着吹奏奥洛斯的乐手，也代表着演奏基萨拉（kithara）的琴手，基萨拉是一种七弦琴。保守的斯巴达人据说对乐手演奏基萨拉时所用的琴弦的数量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图|伯罗奔尼撒战争
除了演奏各种乐器之外，斯巴达人也特别热衷于合唱；有趣的是，埃利斯的普拉提纳斯（Pratinas）把斯巴达人比作夏天的鸣蝉，逮着机会就会来个大合唱。同样，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斯巴达的阿尔克曼发明了一种属于希腊人的特别的合唱形式－“partheneion”，或者也可称作“少女颂”。“合唱”（choros）一词在希腊语中最初的意思是指跳舞，所以，人们常常会发现斯巴达人实际上是既唱歌又跳舞的。事实上，他们还创造了很多有特色的地方性舞蹈，坦率地说也包括一些比较淫秽的舞蹈。
大约是在公元前575年，一个雅典的贵族青年在一次争取一位伯罗奔尼撒僭主的女儿青睐的比赛中，有点兴奋过了头，为了展示自己的舞艺，他竟然爬上一面桌子跳起了斯巴达的舞蹈，这可能就是桌面舞的来源吧！而这些情况又和人们对古代斯巴达的想象相矛盾，因为在以前有很多人认为务实的斯巴达人与高雅艺术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怎样，在结束这次离题的叙述之前，如果不提一提那尊漂亮的由青铜制成的号手雕像，实在说不过去。这尊雕像是献给城邦的保护者－女神雅典娜的，地点在斯巴达的卫城，制造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00年。
图|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尊号手雕像无疑代表着某一类型的人物，他们在把斯巴达指挥官的意志传达给士兵们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实际的作战和行军当中，是乐手吹奏着奥洛斯把战士们带入战场的。门丁尼亚的这场战斗是双方的一次激烈较量，用修昔底德的话说，“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希腊各邦之间爆发的最大的一场战斗”。最后，它对斯巴达人来说也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过去，因为在派娄斯遭到的失败，斯巴达人受到希腊人的责难，他们被说成是懦弱无能的，有时候，说他们决心不够；这些责难，现在都因为这一战役而一齐被洗掉了。
而今大家都认为他们虽然有时受到挫折，但是斯巴达人还是斯巴达人，和以前的斯巴达人还是一样。严格地来说，这种说法不是非常准确。首先，斯巴达的公民，这些处于困境中的男人们，第一次与“边民”重甲步兵组成了混合军团，并在这样一次重大的阵地战中接受了考验；第二，除了这些混合军团之外，斯巴达人还依赖一支由“边民”组成的特别军队，他们是从北部边界地区拉科尼亚的司奇瑞提斯（Sciritis）抽调过来的。
图|斯巴达边民
他们可能之前已经被招募和部署过，但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他们被招募来补充军队可能说明了斯巴达人对边界安全的重新关注；然后是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斯巴达人第一次在正规的战斗队列中使用了由获得自由的希洛人－“伯拉西达人”和“新代梦人”－组成的重甲步兵。因此，这一次实际上是一支新型的斯巴达军队获得了门丁尼亚之战的胜利，尽管斯巴达人可能希望外界的人别这样认为。在门丁尼亚遭受的失败迫使雅典人重新开始思考自己先前的战略。
公元前415年，在亚西比德这个桀骜不驯的赌徒又一次天花乱坠般的许诺，或是蛊惑之下，雅典人大会决定开辟一条全新的战线，也就是说在雅典战争之外另外开始一场战争，这两场战争到最后终于纠缠在了一起，对雅典人来说这是致命的。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倾尽全力派出了一支最强大的舰队去讨伐西西里岛，并把叙拉古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和目标。叙拉古是约公元前8世纪的后期由柯林斯的多利安移民建立的。它当时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僭主统治，从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民主政体时代。
图|叙拉古
修昔底德对发生在公元前415年到前413年的这场西西里战役有着令人难忘的记述，其中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讨论存在于雅典和叙拉古这两个主要敌手间的相似之处。还有，就像门丁尼亚之役一样，这场争夺西西里的战役对战争双方来说都是孤注一掷，其结局是雅典人又一次遭受了失败。让雅典人遭受这场大祸的罪魁祸首竟然就是亚西比德，这位发起此次海上远征的最主要的鼓动者。他被指控与一系列发生在雅典的渎神事件有关，当雅典人试图把他从已经开拔的舰队中召回并准备进行审问时，他从遣送他回国的船上逃跑了，转而投靠了斯巴达，成为了雅典的背叛者。
关于他在斯巴达如何地入乡随俗，最后变得比斯巴达人还斯巴达人的情况，流传着许多吸引人的轶闻趣事，甚至据说他在国王阿吉斯二世不在家的时候，勾引了这位国王的妻子，并且还和她生下了一个儿子，除了这些之外，亚西比德也让雅典人吃尽了苦头。斯巴达人该如何以及去哪里找出雅典的命门，然后一剑封喉置雅典于死地？亚西比德是提供这类建议的最佳人选。据说，正是因为他的出谋划策，斯巴达人首先派出了一位有魄力的指挥官－吉利普斯（Gylippus）-去援助叙拉古人，并最终成功地抵抗住了雅典人发动的围攻。
图|伯罗奔尼撒战争
然后，在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军队在狄西里亚（Decelea）占领了一个据点并永久性地驻守了下来，这个地方正好处于靠近雅典边境的区域。公元前413年，国王阿吉斯在狄西里亚建立的这个军事要塞（epiteichismos）标示着这场由陆地开始的雅典战争已经进入了决战阶段。但是，对于通常只善于陆地作战的斯巴达人来说，最终决定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法宝却是海战，这显然颇具讽刺意味。而之所以如此，斯巴达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雅典人的宿敌波斯人，正是他们给斯巴达提供了金钱资助。
大流士二世派驻到波斯帝国西部的两个总督－北方的法那培萨斯（Pharnabazus）和南方的替萨斐尼（Tissaphernes）-在援助斯巴达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波斯人的黄金的帮助下，斯巴达人建造了一支舰队，这是他们第一次有了可以与雅典人相匹敌的海军，在不久之后，它的战斗力甚至还超过了一直以来所向披靡的雅典海军。亚西比德逐渐对斯巴达的生活感到厌倦（或者，可能是因为受到戴了“绿帽子”的国王阿吉斯的朋友的迫害），他出现在了东部的战区，再一次做起伤害母邦－雅典－的事情来，但是到了公元前411年的时候，他似乎更想回到他的祖国当一名受人尊敬的预言家（prophet with honour）。
结论雅典在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国内革命，极端的寡头政治取代了民主政府。这场革命是由一位叫安替芬（Antiphon）的智者精心策划的，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给予了此人以不同寻常的尊重。这场由主张寡头政治的人发动的革命，最先得到了雅典重甲步兵的响应，但是，由最穷困和最具有民主意识的雅典人掌控的舰队却仍然坚决地反对这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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