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但是，在光明中学党支部办公室里，当黑瘦而结实的支部书记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3）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换一种方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以为古怪荒唐。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
“好吧！我愿意认识认识他……”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他是因为卷进了一起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在审讯过程中，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做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情节较轻而且坦白揭发较好，加上还不足16岁——便将他教育释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难在老邻居们面前抛头露面，便通过换房的办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学附近。根据这几年实行的“就近入学”办法，他父母来申请将宋宝琦转入光明中学上学。他该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唯一的党员，因此，经过党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宝琦的转学要求，并且由老曹直接找到张老师，直截了当地摆出情况，问他说：“怎么样？你把宋宝琦收下吧？”
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张老师思忖的目光刚同老曹那饱含期待、鼓励的目光相遇，他便答应下来了。
二
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他今年36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副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暴出干皮儿；从这副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畅，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笤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一路上，张老师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听完公安局同志的情况介绍、翻完卷宗以后，他的脸上才显露出强烈的表情来——很难形容，既不全是愤慨，也不排除厌恶与蔑视，似乎渐渐又下了决心，但忧虑与沉重也明显可见。
张老师从公安局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他掏出叠得很整齐的手绢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走进年级组办公室。显然同组的老师们都已知道宋宝琦将于明天到他班上课的事了。教数学的尹达磊老师头一个迎上他，掀起了关于宋宝琦的第一个波澜。
三
尹老师和张老师同岁，同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同时分配到光明中学任教，又经常同教一个年级。他们一贯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从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总是把想法倾巢倒出，一点“底儿”也不留。
尹老师身材细长，五官长得紧凑，这就使他永远摆脱不了“娃娃相”，多亏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镜，才使他在学生们面前不至有失长者的尊严。
在这1977年的春天，尹老师感到心里一片灿烂的阳光。他对教育战线，对自己的学校、所教的课程和班级，都充满了闪动着光晕的憧憬。他觉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应该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改进。他认为“四人帮”既已揪出，扫荡“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应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过，最近这些天他有点沉不住气。他愿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顺利，不曾想却仍要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
关于宋宝琦即将“驾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热血沸腾。张老师刚一迈进办公室，他便把满腔的“不理解”朝老战友发泄出来。他劈面责问张老师：“你为什么答应下来？眼下，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做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闹不好，还弄个‘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你呀你，也不冷静地想想，就答应下来，真让人没法理解……”办公室的其他老师，有的赞同尹老师的观点，却不赞同他那生硬的态度；有的不赞成他的观点，却又觉得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有的一时还拿不准该怎么看，只是为张老师凭空添了这么副重担子，滋生了同情与担忧……因此，虽然都或坐或站地望着张老师，却一时都没有说话。就连搁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卫生课教具——耳朵模型，仿佛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长，在专注地等待着张老师作答。张老师觉得尹老师的意见未免偏激，但并不认为尹老师的话毫无道理。他静静地考虑了一分钟，便答辩似的说：“现在，既没有道理把宋宝琦退回给公安局，也没有必要让他回原学校上学。我既然是个班主任，那么，他来了，我就开展工作吧……”
这真是几句淡而无味的话。倘若张老师咄咄逼人地反驳尹老师，也许会引起一场火爆的争论，而他竟出人意料地这样作答，尹老师仿佛反被慑服了。别的老师也挺感动，有的还不禁低首自问：“要是把宋宝琦分到我的班上，我会怎么想呢？”
张老师的确必须立即开展工作，因为，就在这时，他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找他来了。
四
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有一回，她打业余体校栅栏墙外走过，一眼被里头的篮球教练看中。教练热情地把她请了进去，满心以为发现了个难得的培养对象。谁知让这位长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试着跑了几次篮后，竟格外地失望——原来，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
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儿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
头年夏天，张老师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时，谢惠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棒！”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有的说她“死心眼儿”，有的说她“太过分”。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谢惠敏手里紧紧握着那根丰满的麦穗，微张着嘴唇，期待地望着张老师。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耳边响着一片扬声争论与喁喁低议交织成的音波，望着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谢惠敏那独特的背影，张老师曾经感动地想：问题不在于小小的麦穗是否一定要这样来处理；看哪，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决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
但是，这以后，直到“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前，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阴云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帮”那个女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已经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据说是来培养某种“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设点，已在他们考虑之中。谢惠敏自然常被他们找去谈话。谢惠敏对他们的“教诲”并不能心领神会，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她单纯而真诚。但是，打这时候起，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比如说，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却向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证他们不会打瞌睡！”
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再比如，那一天热得像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说：“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现在，谢惠敏找到张老师，向他汇报说：“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了，有的男生说他原来是什么‘菜市口老四’，特别厉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了！”
张老师一愣，他还没有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现在既然出现了这些情况，他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便问谢惠敏：“你怕吗？你说该怎么办？”
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张老师心里一热。霎时，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
五
四点二十分左右，干部会结束了。其他干部都走了，教室里剩下张老师、谢惠敏和石红三个人。
石红恰好面对窗户坐着，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这是每当她要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数学题时，为数学老师所熟悉、所喜爱的神态。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琢磨怎么写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宝琦——见面的“号角诗”。
张老师同谢惠敏在一旁谈着话。围绕着接收宋宝琦需要展开的工作，已经全部落实。男生干部分头找男生们做工作去了，跟他们讲宋宝琦并不是什么威震菜市口的“英雄”，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对他既别好奇乃至敬畏，也不能歧视打击，大家要齐心协力地帮助他。女生干部将分头到那几个或者是因为胆小，或者是出于赌气，宣布明天不来上学的女生家去，对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楚，学校一定会保证女孩子们不受宋宝琦欺侮；对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消极躲避只能助长他的恶习，只有团结起来同他斗争，进行教育，才能化有害为无害，并且逐步化无害为有益。张老师则要对宋宝琦进行家访，对他以及他的家长进行初步了解，并进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红的“号角诗”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强调“：让我们的教室响彻向‘四化’进军的脚步声！”
当石红的“号角诗”快要写完的时候，张老师同谢惠敏的谈话结束了。张老师把摊在桌上、刚给干部们看过的几件东西往一块儿敛。那是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小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撇嘴角。谢惠敏提议说：“团支部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积极分子也参加，摆出这些东西，狠狠批判一顿！”大伙儿都同意，张老师也点头说：“对。要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抓好反腐蚀教育。”
没曾想，临到张老师收敛这几件物品时，突然出现了矛盾，还闹得挺僵。
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本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面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哎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儿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儿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辩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谢惠敏的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她瞪圆了双眼望着张老师，激烈地质问说：“怎么？不是黄书？这号书不是黄书什么是黄书？”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谢惠敏她最亲近的人当中，有人及时向她点明：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那该有多好啊！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这一点。她的父母经常嘱咐谢惠敏及其弟妹，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谢惠敏从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与盲从以售其奸！就这样，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而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岂止《牛虻》这本书她会认为是毒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再版了，但谢惠敏还保持着“四人帮”被揪出前形成的习惯——把那些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什么又会有某个新电影上演啦，电台又播了个什么新歌呀这样的同学们，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就在前几天，她发现石红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下课她便给没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正想拿来上交给张老师，石红笑嘻嘻地一把抢了回去，还拍着封面说：“可带劲儿啦！你也看看吧！”结果两人争吵了一场。后来她忙着去团委会开会，倒忘记向张老师反映了，没想到今天张老师竟比石红还要石红——亲口否认这本外国“黄书”不黄！在谢惠敏心中，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面对着这样一位张老师，她又联想起以前的许多琐细冲突来。于是，往常占据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顿然减少了许多。她微微撅起嘴，“飞”走的眉毛落回来拧成了个死疙瘩。
这时候，石红写完“号角诗”，正准备给张老师和谢惠敏朗诵，忽然听到张老师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她这才知道那本破书原来就是《牛虻》，赶忙凑拢谢惠敏身边去看。谢惠敏大声质问张老师的话刚一出口，她便热情地晃动着谢惠敏胳膊说：“别这么说！我听爸爸妈妈讲过，《牛虻》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无产阶级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石红早就想找本《牛虻》来看，一直没有借到，所以她从谢惠敏手中拿过书来翻动时，心里翻腾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儿？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牛虻”究竟是个啥样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吗？当她把破书还到张老师手上时，不禁问道：“读这本书，该注意些啥？学习些啥？”谢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满地望着石红，心里怦怦直跳。
张老师翻动着那本饱经沧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对谢惠敏解释为什么不能把它算作“黄书”，但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对谢惠敏这样实际上还很幼稚的孩子，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
想到这些，我们的张老师便把破旧的《牛虻》放入书包，和蔼地对谢惠敏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吧。看，快五点了，咱们赶紧听听石红写的‘号角诗’吧，听完分头按计划行动。”
石红念的诗，谢惠敏一句也没装进脑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着映在课桌上的那些斑驳的树影。她非常、非常愿意尊敬张老师，可张老师对这样一本书的古怪态度，又让她不能不在心里嘀咕：“还是老师呢，怎么会这样啊？！”
六
五点刚过，张老师骑车抵达宋家的新居。小院的两间东屋里，东西还来不及仔细整理，显得很凌乱。比如说，一盆开始挂花的“令箭”，就很不恰当地摆放在了歪盖着塑料布的缝纫机上。
宋宝琦的母亲是个售货员，这天正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掇着屋子。见张老师来了，她有些宽慰，又有点羞愧，忙把宋宝琦从屋里喊出来，让他给老师敬礼，又让他去倒茶。我们且不忙随张老师的眼光去打量宋宝琦，先随张老师坐下来同宋宝琦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大概。
宋宝琦的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说，下午六点以后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点钟才回家。为什么？宋宝琦母亲说起来连连叹气，原来这些年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下班的路上经过月坛，总要把自行车一撂，到小树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扑克消遣，有时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灯底下接着打，非得其中有个人站起来赶着去工厂上夜班，他们才散。
显然，这样一位父亲，既然缺乏丰富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那么，对宋宝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当母亲的，从她含怨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她是怎样自食了溺爱与放任独生子的苦果。
决不要以为这个家庭很差劲儿。张老师注意到，尽管他们还有大量的清理与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间达到窗明几净的程度，但是两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华主席像，却已端正地并排挂到了北墙，并且，一张稍小的周总理像，装在一个自制的环绕着银白梅花图案的镜框中，被郑重地摆放在了小衣柜的正中。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荡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那么，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以外，谁应当对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负责呢？
差一刻六点的时候，张老师请当母亲的尽管去忙她的家务事，他把宋宝琦带进里屋，开始了对小流氓的第一次谈话。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宋宝琦是什么模样了。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和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充分说明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营养是多么充分，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张脸啊，即便是以经常直视受教育者为习惯的张老师，乍一看也不免浑身战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从面部肌肉里，从殴打中裂过又缝上的上唇中，从鼻翼的神经质扇动中，特别是从那双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会感觉到，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灯下。
经过三十来个回合的问答，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张老师想到，一些满足于贴贴标签的人批判起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来，一定会说他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随着进一步询问，张老师便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笼统地说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具有资产阶级思想，那就近乎无的放矢，对引导他走上正路也无济于事。
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
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而宋宝琦呢？他自从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以后，便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约束之中，并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刮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他愤怒吗？反抗吗？不，他既无追求“个*****呼号“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动，也从未想到过“博爱”；他一方面迷信“哥们儿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催巴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
什么“成名成家”，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对他来说，何羡慕之有？有何奋斗而求之的必要？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识即力量”，对不起，我们的宋宝琦也绝无此种观念。知识有什么用？无休无止地“造反”最好。张铁生考试据说得了个“大鸭蛋”，不是反而当上大官了吗？所以，不能笼统地给宋宝琦贴上个“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便罢休，要对症下药！资产阶级在上升阶段的那些个思想观点，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们儿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影响……请不要在张老师对宋宝琦的这种剖析面前闭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这是事实！而且，很遗憾，如果你热爱我们的祖国，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未来操心的话，那么，你还要承认，宋宝琦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并不是极个别的！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
张老师从书包里取出那本饱遭蹂躏的小说来，问宋宝琦：“这本书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宋宝琦刚经历过专政机关严厉的审讯和带强制性的训斥，那滋味当然远比一个班主任老师的询问与教育难受，所以，他尽可能用最恭顺的态度回答说：“记得。这是‘牛亡’。”他不认识“虻”字，照他识字的惯例，只读一半。
“不是牛亡，是‘牛虻’。你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宋玉琦面部没有表情，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对面在窗玻璃外扑腾的一只粉蝶，极坦率地回答说：“不懂。”
“那么，这本书你究竟读完了没有呢？”“翻了几篇。我不懂。”“不懂，你要它干什么呢？这本书是打哪儿来的呢？”“我们偷的。”
“打哪儿偷的呢？偷它干什么呢？”“打原来我们学校废书库偷的。听说那里头的书都是不让借、不让看的。全是坏书。我们撬开锁，偷了两大抱。我们偷出来为的是拿去卖。”
“怎么没把这本卖了呢？”“后来都没卖。我们听说，盖了图书馆戳子的书，我们要是卖去，人家就要逮着我们。”“你们偷出来的书里，还有些什么呢？你还能说出几个名儿来吗？”“能！”宋宝琦为能表现一下自己并非愚钝无知感到非常高兴，他第一次有了专注的神情，眨着眼，费劲地回忆着“：有《红岩》，有……《和平与战争》，要不，就是《战争与和平》，对了，还有一本书特怪，叫……叫《新嫁车的词儿》……”这让张老师吃了一惊。他想了想，掏出钢笔在手心里写了“辛稼轩词选”几个字，伸出去让宋宝琦看，宋宝琦赶忙点头：“就是！没错儿！”
张老师心里一阵阵发痛。几个小流氓偷书，倒还并不令人心悸。问题是，凭什么把这样一些有价值的、乃至非但不是毒草，有的还是香花的书籍，统统扔到库房里锁起来，宣布为禁书呢？宋宝琦同他流氓伙伴堕落的原因之一，出乎一般人的逻辑推理之外，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能折腾就能“拔份儿”，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
张老师翻动着《牛虻》，责问宋宝琦：“给这插图上的妇女全画上胡子，算干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呢？”
宋宝琦垂下眼皮，认罪地说“：我们比赛来着，一人拿一本，翻画儿，翻着女的就画，谁画得多，谁运气就好……”
张老师愤然注视着宋宝琦，一时说不出话来。宋宝琦抬起眼皮偷觑了张老师一眼，以为是自己的态度还不够老实，忙补充说：“我们不对，我们不该看这黄书……我们算命，看谁先交上女朋友……我……我再也不敢了！”他想起了在公安局里受审的情景，也想起了母亲接他出来那天，两只红红的、交织着疼和恨的眼睛。
“我们不该看这黄书。”——这句话像鼓槌落到鼓面上，使张老师的心“咚”的一响。怪吗？也不怪——谢惠敏那样品行端正的好孩子，同宋宝琦这样品质低劣的坏孩子，他们之间的差别该有多么大啊，但在认定《牛虻》是“黄书”这一点上，却又不谋而合——而且，他们又都是在并未阅读这本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作出这个结论的。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种社会现象！谁造成的？谁？
当然是“四人帮”！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四人帮”刻骨铭心的仇恨，像火山般喷烧在张老师的心中。
截至目前，在人类文明史上，能找出几个像“四人帮”这样用最革命的“逻辑”与口号，掩盖最反动的愚民政策的例子呢？
望着低头坐在床上，两只肌肉饱满的胳膊撑在床边，两眼无聊地瞅着互相搓动的、穿着白边懒鞋的双脚，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的这个宋宝琦，张老师只觉得心里的火苗扑腾扑腾往上蹿，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他的喉头，他几乎要喊出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这些孩子！
七
春天日短。当远处电报大楼的七记钟声，悠然地随风飘来时，暮色已经笼罩在光明中学附近的街道和胡同。
张老师推着自行车，有意识拐进了免费出入、日夜开放的小公园里。他寻了一条僻静处的长椅，支上车，坐到长椅上，燃起一支香烟，眉尖耸动着，有意让胸中汹涌的感情波涛，能集中到理智的闸门，顺合理的渠道奔流出去，化为强劲有力的行动，来执行自己这班主任的职责。
晚风吹动着一直拖到椅背上来的柳丝，身上落下了一些随风旋转而来的干榆钱，在看不见的地方，丁香花开了，飘来沁人心脾的芳馥气息。
同宋宝琦本人及其家庭的初步接触，竟将张老师心弦中的爱弦和恨弦拨动得如此之剧烈，颤动得他竟难以控制自己。他恨不能立时召集全班同学，来这长椅前开个班会。他有许多深刻而动人的想法，有许多诚挚而严峻的意念，有许多倾心而深沉的嘱托、建议、批评、引导和号召，就在这个时候，能以最奔放的感情，最有感染力的方式，包括使用许多一定能脱口而出的丰富而奇特的、易于为孩子们所接受的例证和比喻，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我们亲爱的祖国。
想到她的未来，想到她的光明前景，想到20世纪结束、21世纪开始时，“四化”初具规模的迷人境界，他便产生了一种不容任何人凌辱、戏弄祖国，不许任何人扼杀、窒息祖国未来的强烈感情！他想到自己的职责——人民教师，班主任，他所培养的，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就是使中华民族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强盛地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
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仇恨“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贼。不要仅仅看到“四人帮”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有形危害，更要看到“四人帮”向亿万群众灵魂上泼去的无形污秽；不要仅仅注意到“四人帮”培养出了一小撮“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丑类，还要注意到，有多少宋宝琦式的“畸形儿”已经出现！而且，甚至像谢惠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身上，都有着“四人帮”用残酷的愚民政策所打下的黑色烙印！“四人帮”不仅糟蹋着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对丑类的恨加深着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爱又加深着对丑类的恨，当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有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穷勇气，就有了不怕牺牲去夺取胜利的无穷力量。张老师陡然站了起来，他看看表，七点一刻。他想到了晚饭。不是他感到饿了，想自己回家吃饭去，他简直把自己也需要吃晚饭这件事忘到爪哇岛去了。他是打算亲自到几个同学家里去，了解一下他们对宋宝琦来初三（3）班的反应。而这个时候，同学们家里一定都在吃饭，吃饭的时候进行家访是不适宜的。他想了想，便背着手，在小公园的树林子里踱起步来，同时确定下来，七点半左右再离开这里……丁香花的芳馨一阵阵更加浓郁。浓郁的香气令人联想起最称心如意的事。张老师想到“四人帮”已经被扫进了垃圾箱，想到党中央已经在短短的半年内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想到亲爱的祖国不但今天有了可靠的保证，未来也更加充满希望，他便感到宋宝琦也并非朽不可雕的烂树，而谢惠敏的糊涂处以及对自己的误解与反感，比之于蕴藏在她身上的优良素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来，简直更不是什么难以消融的冰雪了。
八
张老师推车走出小公园时，恰巧遇上了提着鼓鼓囊囊的塑料包，打小公园门口走过的尹老师。
尹老师大吃一惊：“俊石，你怎么还有逛公园的雅兴？”张老师笑了笑，没有解释。他也并不问尹老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知道，尹老师坚持有一个多月了，每天下午四点以后，除了在学校组织一些数学后进的学生补课以外，还要轮流到他们家里去进行个别辅导。他熟悉尹老师的脾性，特别是“四人帮”控制着文教战线的时期，他往往牢骚满腹，对教育部不满，对学校领导不满，对学生不满，对家长不满。倘是一个局外人，听了他那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话，一定会以为他是个惯于撂挑子、甩袖子的人；其实尹老师牢骚归牢骚，工作归工作，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遇上什么打击、障碍、困难和挫折，他从未放弃过辛勤的教学劳动。就是在“四人帮”把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煽动得达于极点，课堂里往往乱得像一锅煮沸的粥时，他虽然能在办公室里把牢骚话说到“咱们干脆罢教”的地步，一听到上课铃响，却又立即奔赴教室，仍然竭尽全力地用粉笔敲着黑板，用劝导、吆喝、说服、恫吓来让同学们听他讲述那些方程式和多面体。
张老师知道这是他已经结束了个别辅导，要奔赴胡同外的汽车站，乘车回家去了。他既然是忙完了工作，那么，牢骚一定是一触即发。果不其然，不等张老师开口，他便拍着张老师自行车的车座子，长叹一声说：“‘四人帮’给咱们造成了些什么样的学生啊！你想想看吧，我教的是初三了，可刚才却还在为两个学生翻来覆去地讲勾股定理……你比我更有‘福气’——摊上个‘新文盲’宋宝琦！说实在的，我不能理解你，眼下是‘百废待举’，该做的事情那么多，而光是今天一个下午，你就为收留一个小流氓耗费了那么多心血，犯得上吗？！让宋宝琦滚蛋吧！公安局不收，让他回原来的学校！原来的学校不要，就让他在家待着！”
张老师诚恳地对他说：“经过这一下午，我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症结不在于是不是一定要收下宋宝琦——的确，也许应当为他这样的学生专门办一种学校，或者把他同相似的学生专门编成一班；要不按他的文化程度，干脆把他降到初一去从头学起……但这都不是主要的。症结在哪里呢？今天下午围绕着收留宋宝琦发生的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好比一面镜子，照出了‘四人帮’戕害我们下一代的罪恶；有些‘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我以前或者没有觉察出来，或者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触目惊心，我想到了很多、很多……达磊，现在是1977年的春天，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春天啊，可它又是要求我们迎向更深刻的斗争、付出更艰苦的劳动的春天，因而也是要求我们更加严格的一个春天！朝前看吧，达磊！”
尹老师从这简单的话语里不可能感受到张老师已经感受到的一切，但是，当他同张老师那饱含着醒悟、深思、信心、力量的动人目光相遇时，他的牢骚和烦躁情绪顿时消失了。1977年春天的晚风吹拂着这两个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人民教师，有那么一两分钟，他们各自任自己的思绪飞扬奔腾，静静地没有交谈。
张老师想到，过几天，针对尹老师思想方法偏于简单和急躁的缺点，一定要好好地找他谈一谈：感情绝不能代替政策；迫切希望革命事业向前迈进的心情，不能简单地表现为焦躁和牢骚；锲而不舍地坚持斗争的同时，又应当对事物的发展抱相应的积极等待的态度；对宋宝琦这类小流氓的厌恨，还可以转化为对祖国的幼苗遭到“四人帮”戕害而生的怜惜和疼爱……总之，要好好地同尹老师谈谈哲学，谈谈辩证法，谈谈现在和未来，谈谈爱和恨，谈谈生活和工作，乃至谈谈《红岩》和《牛虻》……远处又飘来了报告七点半已到的一记钟声，张老师收回沸腾的思绪，拍拍尹老师肩膀说：“咱俩另找个时间好好聊聊吧。我还要到几个同学家里去一下。”
“快去石红那儿吧，”尹老师忽然想起，赶紧告诉张老师，“我刚从他们楼里出来，听我那班的一个同学说，谢惠敏跟石红吵了一架，你快去了解一下吧！”
张老师心里一震，他立即骑上车，朝石红家所在的居民楼驰去。
九
石红的爸爸是区上的一个干部，妈妈是个小学教师，两口子都是在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里入党的；从入党前后起，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他们书架上的马恩、列宁四卷集、“毛选”四卷和许多厚薄不一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书边几乎全有浅灰的手印，书里不乏折痕、重点线和某些意味着深深思索的符号……石红深深受着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她也成了个小书迷。
石红是幸运的。“晚饭以后”成了她家的一个专用语，那意味着围坐在大方桌旁，互相督促着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及在互相关怀的气氛中各自做自己的事——爸爸有时是读他爱读的历史书，妈妈批改学生的作文，石红抿着嘴唇，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一道物理习题或是解着一个不等式……有时一家人又在一起分析时事或者谈论文艺作品，父亲和母亲，父母和女儿之间，展开愉快的、激烈的争论。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狠的情况下，这家人的书架上仍然屹立着《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盖达尔选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这样一些书籍。张老师曾经把石红通读过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毛选”四卷，以及她的两本学习笔记，拿到班会上和家长会上传看过。但是，他更觉得欣喜的是，这孩子常常能够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去思考、分析一些问题，这些思考和分析，往往比较正确，并体现在她积极的行动中。
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一天，张老师敲开石红他们家那个单元的门后，发现迎门的那间屋里，坐满了人。石红坐在屋中饭桌边，正朗读着一本书，另外有五个女孩子，也都是张老师班上的学生，散坐在屋中不同的地方，有的右手托腮、睁大双眼出神地望着石红；有的双臂叠放在椅背上，把头枕上去；有的低首揉弄着小辫梢……显然，她们都正听得入神。根据下午谢惠敏的汇报，这恰恰是那几个因为害怕或赌气，而扬言明天宋宝琦去了她们就不去上学的同学。
石红读得专心致志，没有发觉张老师的到来；有两三个女孩子抬眼瞧见了张老师，也只是羞涩地对他笑笑，没有出声叫他“张老师”，那显然并非忘记了礼貌，而是不忍心中断她们已经沉浸进去的那个动人的故事。
来开门的石红妈妈把张老师引到隔壁屋里，请他坐下，轻声地解释说：“孩子们正在读鲁迅翻译的《表》……”
《表》是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写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描写了一个流浪儿在苏维埃教养院里的转变过程。鲁迅先生当年以巨大的热情翻译了它。张老师虽然好多年没翻过这本书了，但石红妈妈一提，这本书里的一些人物形象和片段情节，顿时涌现在张老师的脑海中。张老师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已经猜测出石红家里出现这种局面的来龙去脉了。果然，石红妈妈告诉他：“石红一回家就把宋宝琦的事跟我说了。吃晚饭的时候她一个劲儿眨巴眼睛，洗碗的时候她跟我商量：‘妈妈，要是我约上谢惠敏，把那些害怕、赌气的同学们都找来，读读《表》这本书怎么样呢？’我很赞成。我跟她说：‘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路线对了头，只要老师、同学们发挥集体的作用，小流氓也是能转变的啊！’后来她就找同学们去了——只是谢惠敏不知怎么没有来……”
正说着，石红读完一个段落，知道张老师来了，拿着书跳进里屋，高兴地嚷“：张老师，您来得正好！快给我们讲讲吧！”
张老师被她拉到了外屋，几个小姑娘都站起来叫“张老师”，不等他发话，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争先恐后地提出来了：
“张老师，这本书我们能读吗？”“张老师，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怎么又惹人生气，又惹人同情呢？”“张老师，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张老师，您见着宋宝琦了吗？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
……
张老师且不忙回答，却反问她们“：谢惠敏为什么不来呢？石红跟她吵嘴了？你们应该齐心协力把她拉来啊！”小姑娘们激动地同声回答起来，吵成一片，结果一句也听不清，还是石红让大伙儿静下来，解释说：“拉不来啊！除非现在报上专门登篇文章，宣布《表》是一本好书……”
原来，石红刚一找到谢惠敏的时候，谢惠敏见石红工作这么积极，还挺高兴。可是一听是找到一块儿去读一本外国小说，她就打心眼里反感。石红跟她解释，这本书挺不错，读了对解决那几个同学的问题能有启发……谢惠敏没等石红说完，立刻反问道：“报上推荐过吗？”这一问使石红呆住了，半晌才回答：“没推荐呢。”“读没推荐的书不怕中毒吗？现在正反腐蚀，咱们干部可不能带头受腐蚀呀！”谢惠敏一脸警惕的神色，警告着石红，不仅自己拒绝参加这个活动，还劝说石红不要“犯错误”……这把石红惹恼了，同她吵了一场，但临走时仍然拉着她的手，央告她去“听听再说”，她把石红的手拂开了。石红走后，谢惠敏激动地走出屋子，晚风吹拂着她火烫的面颊，她很痛苦，上牙把下唇咬出了很深的印子……在石红的家里，接下来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张老师坐在桌边，石红和那几个小姑娘围住他，师生一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从《表》谈到苏联的演变，从《表》里的流浪儿谈到宋宝琦，从应当怎样改造小流氓谈到大多数小流氓是能够教育好的，最后渐渐谈到明天以后班里面临的新形势，张老师笑着问那几个小姑娘：“怎么样，你们还罢课吗？”
她们互相交换完眼色，便都望着张老师，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罢啦！”
张老师离开石红家的时候，满天的星斗正在宝蓝色的夜空中熠熠闪光。
用不着思索，蹬上自行车以后，他自然而然地向谢惠敏家里驰去。说实在的，当他同石红和那几个小姑娘议论时，谢惠敏无时不在他的心中；他疼爱谢惠敏，如同医生疼爱一个不幸患上传染病的健壮孩子；他相信，凭着谢惠敏那正直的品格和朴实的感情，只要倾注全力加以治疗，那些“四人帮”在她身上播下的病菌，是一定能够被杀灭的。
离谢惠敏的家越近，张老师心上的内疚感便越沉重。过去，对谢惠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他总觉得自己难以承担责任——他在接班不久的情况下，就向谢惠敏含蓄地指出过，不要只是学习零星的语录，不要迷信解释领袖思想的文章，要认真学习原著，要独立思考……但谢惠敏并未领悟。今天，张老师有了新的感触，他责问自己，虽然去年10月以前的那个学期里，是个乌云压顶的形势，可是，难道自己就不能更勇敢、更坚决地同荒诞、反动的东西作斗争吗？就不能更直截了当地、更倾注全力地同谢惠敏谈心，引导她擦亮眼睛、识别真假吗？
快到谢惠敏家的门口时，一个计划已在张老师心中初现轮廓：他今天要把书包中的那本《牛虻》留给谢惠敏，说服她去读读这本书，允许她对这本书发表任何读后感。然后，从分析这本书入手，引导谢惠敏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答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问题：应当怎样认识生活？应当怎样了解历史？应当怎样对待人类社会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应当怎样批判过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而取其精华？应当怎样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应当怎样辨别香花和毒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应当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应当怎样去为祖国的“四化”、为共产主义的灿烂未来而斗争？
张老师心中掀动着激昂的感情波澜。当他刹住车，在谢惠敏家门口站定时，心中的计划进一步明朗起来：不仅要从这件事入手，来帮助谢惠敏消除“四人帮”的流毒，而且，还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全班同学……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请示党支部。会获得支持吗？他眼前浮现出老曹在支部会上目光灼灼地发言的面影：“现在，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他正是要“真格儿”地大干一场啊，一定会得到组织支持的！他心中又闪过了一些老师可能发出的疑问，于是，他决定，要争取在教师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
（原载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该小说曾获得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等，并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以《班主任》而闻名文坛，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4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2019年9月23日，刘心武长篇小说《钟鼓楼》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