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现场。图/石若萧 摄
每年夏天，西宁这座城市都会变得热闹。明星的脸在电线杆和商场天花板上飘扬，万达广场附近的小酒店里挤满了来访的媒体和影视从业者。
来的人多是为了一年一次的FIRST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今年十三岁了，用人的年龄作对比，只是少年，但成果斐然。年轻的电影节上出现了忻钰坤、文牧野、周子阳，他们无疑给这个行业注入了生猛的力量。
影视行业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成长于新时代，接受的教育、吸收的知识、对周遭环境的理解，都和老辈人不同。他们缺的往往只是一个机会，把这个机会给到他们，他们总能给你返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年轻人的缺点也显而易见，比如说，大部分人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情绪过于关注，缺少对更大范围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导致作品缺乏受众，只在少数圈子里为人所知。
不过，电影毕竟是一个通力合作的体系，和绘画、写作不同，电影永远不可能和资本完全脱离关系。在完成了艺术梦之后，如何收回成本，创造收益，进而得到下一次机会，成了青年导演们绕不开的命题。
最“成功”的导演
本次影展上，徐磊创造了很多个“最”：他82年生人，今年37岁，年纪最大；他的《平原上的夏洛克》是成本最低的电影，前期成本不到一百万；他的电影也是豆瓣评分最高的电影之一，尽管没有做完后期，还只是个半成品，但已经有资方在排队询价了。《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还出了资，承揽了这部片子的后期制作。
剧本是根据徐磊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改编而来的：主角的老乡出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倘若定性成意外事故，医保就能报销大部分；而如果定性成肇事逃逸，那么赔付的该是肇事者。
看似合理的制度，却内含一个难题：如果找不到肇事者该怎么办呢？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为了避免麻烦，受害者通常都是按意外事故上报。
但电影的主角没这么选，出于某种朴素的正义感，他卖掉了自己的牛，垫付了老乡的医药费，然后和朋友一块踏上了寻凶之旅。剧本遵循的是公路喜剧片的结构，过程是一路欢声笑语。
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预告片截图
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几乎一直在笑。徐磊表示“真没想到”，因为有些他明明不觉得是包袱的地方，观众也笑个不停。“我还以为是谁请来的托呢”。后来资方和媒体找上门来，赞不绝口，他才终于敢确认，观众们的态度的确是真诚的。
在拍电影之前，徐磊的工作是在老家一间国企做文员，父母托关系给介绍的，工作很轻松。每天端茶倒水，按月领工资，可以说“很有保障”。
我问他，真正下定决心要离开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当时国企没给他分配什么工作量，最大的活，就是照顾老板的两只乌龟，每天换水、喂食。
一天，他照常上班，却发现两只乌龟死了一只，瞬间大为紧张：就这么点事，自己都办不好。一旁的同事大姐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开导他，你去花鸟市场再买一只回来换上就行。反正乌龟都长得差不多，老板压根就认不出来。
他照做了，老板果然毫无觉察。那时他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生活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继续下去了，“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每天就干点这个，混口饭吃，怎么行？”
2007年，徐磊正式从国企辞职后，父母不能理解他的选择，他也无法认可父母的思想，最后双方只好各行其是，“（他们）基本放弃我了，开始忙活自己的事，可能觉得，我儿子反正不行，那就多攒点钱留给他吧。”
徐磊自我总结，自己是一个非常“没规划”的人，辞职后，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学厨师，二是去报中国传媒大学的编导班。最后他选择了后者，只是因为“比较便宜”。
从中传学完出来后，他也没做成梦想中的那种“特别有创意”的工作，他在电视台做过栏目，但栏目“都受节目形态的限制”。后来又去混剧组，做摄影助理，一天挣150块钱。中间为了维持生活，还拍了一段时间婚庆。
不过，在影视圈边缘游走的这些年，多少带来了一些成果。他写过一个院线剧本，叫《素人特工》，积攒了些人脉，又赚了几十万。算是有了底牌。
2018年，他突然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如果再这么在影视圈的外围混下去，“以后可能就没这个心气了”。于是他拿出存款，梭哈了一把，自编自导，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
《平原上的夏洛克》展现出了他的掌控力，只花了很小的成本，就完成了一次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但依然有他无法掌控的地方。这部电影到了后期调整和宣发的阶段后，所需的成本大大超出了他的设想。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宣传的费用能比拍摄的成本还贵？并且贵出那么多？这里他没有经验，不知道规则，只能放手不管了。
“你觉得这部电影能有多少票房呢？”采访行将结束后，他问我。
这个问题我当然回答不了，只能做个不负责任的估计。我想到忻钰坤的《心迷宫》，农村背景，全素人演员阵容，题材是悬疑命案，票房1000万出头。《平原上的夏洛克》有喜剧卖相，说不定能更高一点。
“一两千万吧。还是看宣发。”我说。
“能有那么高吗？”听到这个数，他将信将疑地眨了眨眼睛。
评分最低的导演
《马赛克少女》的演员阵容在FIRST展映的一系列电影里称得上最为豪华，主角有王砚辉和王传君，在叙事上分成两段，前半段是一个性侵的谜题，但并没有得到解答。后半段则是女主角的自我救赎之路。
导演翟义祥告诉我，之所以能请到王砚辉和王传君，完全是运气好。当时是2016年，《我不是药神》还有两年才上映，而《罗曼蒂克消亡史》口碑不佳，《烈日灼心》的结尾虽然“亮了”，但并没有反映到价格上，因此两人才以极低的价格接了这部戏，“换了今年，大概率请不到了。”
但豪华的阵容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电影放完后的导演见面会上，到了观众提问环节，一位观众起身直接说：“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接不上，太闷了，我都快睡着了，请问导演你怎么看？”
电影《马赛克少女》剧照
场面一时有些尴尬，翟义祥露出了复杂的表情，张了张嘴，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主持人连忙出来解围，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便引导着把话筒给了另一位观众。
叙事断裂不只是个别人的观感，而具有普遍性。当天晚上开出的豆瓣评分——5.7分——证明了这一点。对这个结果，FIRST联合创始人兼CEO李子为感到相当恼火，在第二天的惊人首作《鱼乐园》映前，她走到台前，号召观众“不要用情绪打分”，因为“经过FIRST评委筛选出来的片子，理论上不应该低于6.5”。
但评分依然明晃晃地挂在豆瓣页面上，而且一天比一天低，到今天，只剩5.5分了。
对这个结果，翟义祥已经丧失了评价的欲望，不想再提，因为“怎么说都像是在进行自我辩解”。
这不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他1987年生，拍的第一部电影叫《还俗》，参加了第九届FIRST影展。拍片子一共花了八九万，钱是东拼西凑来的。《还俗》没有过审，在网上也没有资源，但成了他跻身影视圈的通行证。
翟义祥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镇，“属于资源相对落后的苏北。”高中前，除了通过校方组织学生去电影院的活动，基本上没有途径接触到电影。“就是看过类似《卧虎藏龙》这种片子，那会是当爱国主义教育片子来看，因为得了奥斯卡为国争光。”
但有限的观影经历还是在他心里播下了种子。后来是高三的时候，他报考了西南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跟电影还是有一点相通。”
2010年毕业后，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在视频网站做剪辑和摄像，算是摸到了行业的边，但成就感依旧缺乏。后来攒了些钱，拍出了《还俗》后，终于正式成了导演。也被一些资方看中，很快获得了执导《马赛克少女》的机会。
聊着聊着，我们开始复盘整个电影。《马赛克少女》中，王传君饰演一名镇上的记者，为了采访一桩农村性侵案，深入到了当地，和受害者深度接触了一番后，结果逐渐模糊掉了真相与人性的边界。
记者的原型，来源于他的一个媒体朋友：《青苔不会消失》的作者、真实故事计划的主笔袁凌。这位业内知名的非虚构记者，便构成了他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所有印象。除此之外，他也几乎没深度接触过别的记者了。
非虚构记者有些像纪录片导演，追求和采访对象融为一体，拿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地方站记者则往往只是简单了解情况后便出稿，不会过多侵入采访对象的生活。王传君的身份是后者，做的事却更接近前者。
身份的错位只是一方面，叙事角度的变换给电影造成了更大的损伤。影片前半部分的内容是案件解谜，中间一下跳跃到了公益机构，成了女孩的自我和解。不光挑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中间也没有作说明，观众自然一脸懵。
他想了想，“你这也算是提醒我了。也许应该在中间加个字幕，几年后什么的，说明一下。”
电影放映后，很多媒体，用的标题都是“少女性侵”。我问他，这是否是资方刻意为之的一种宣传策略？他否认了这种说法，说并没有这么想过，大约只是记者们为了追求某种话题性，就自然这么写了。
这次《马赛克少女》遭遇口碑滑铁卢，对翟义祥而言，多少也是打击。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翟义祥并不感到太满意。毕业近十年了，平均一个月的收入还是八九千，“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但他也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个结果。他本来就并非科班出身，有了作品，得到了认可，已经比其他人幸运太多。青年导演大都有一种心理准备，赢了，就得到更多机会，还有机会跻身更大的名利场。输了也只能认。反正在创作行业里，赢是罕见的，输才是常态。
为龙标而努力的导演
在所有参展的电影中，《鱼乐园》更为特殊，这是一部带有反叛性质的黑色幽默电影。整部电影中，男主角几乎都在和不同女人“搞来搞去”，对象还包括兄弟和亲叔叔的女友——这当然不太符合“主流价值观”。
但久违的反叛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整部电影结尾后，剧院里响起了几天来最为热烈的掌声。
“太带劲了。”有观众欢呼道。
但刨开“带劲”的元素，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却很模糊。我问导演柴小雨，如果要给《鱼乐园》设定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他挠挠头，想了一阵：还是现在都市年轻人的迷茫吧。
柴小雨接受采访。图/受访者供图
有六家公司约谈了《鱼乐园》。《鱼乐园》的广告牌上写着：“一部分偏边缘的都市青年的生活写照”。柴小雨把和资方接洽的工作都交给了他的制片人，自己则或是在接受采访，或是独自一人抽烟。
柴小雨的个人生活并不算迷茫，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的主要职业是摄影师，拍一些以广告推广目的的纪录片。对这些经历，他想得很清楚，“就是简简单单为了挣钱。”
但创作的欲望也是有的。只是在拍广告片时，创作欲通常被压制了。终于有机会决定自己手下电影的命运时，创作的冲动便喷薄而出，终于压制了商业方面的考量。
“那会儿有很多冲动，也有很多欲望，也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如果我第一部要太考虑商业的话，可能受限制太多了。”
于是他就跟制片人王丹说，“要不然咱们先不考虑这个了。我挺怕被局限的，要不先拍了，咱们先看看怎么样。”制片人想了想，同意了。
在视听语言上，《鱼乐园》参考了阿方索·卡隆的《你妈妈也一样》和阿布戴·柯西胥的《阿黛尔的生活》，“两部都是情色元素比较重的电影”。
拍完以后，他有点慌，他不是没想过把有关性的部分全部剪掉，但他发现，如果全拿掉后，这部电影就没剩下多少内容了。听说了FIRST电影节的存在，他怀着某种模糊的希望，在网上报了名，把影片的拷贝给组委会寄了过去。
影片受到了欢迎，但也把困难实实在在地摊开在了面前。他大脑终于冷静了下来。拿到龙标，同时又保持影片的原味不受损，可以说是极难。但柴小雨和他的制片人团队依然想要“争取一下”。
柴小雨对我说，在走完了这么一套流程后，才发现“其实龙标也挺重要的”。之前他大概也知道龙标这个事，但不知道具体重要在哪里，身边人也大多说不明白。但现在他知道了。他也愿意配合所有人，把这件事情推进下去。
最“光鲜”的导演
仇晟的学历是一众导演中最出彩的。未满30岁的他，清华大学本科，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香港浸会大学电影艺术硕士，演员的阵容也颇有亮点：李安的次子李淳做了男主。前《人物》杂志记者、真格基金的鲸书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
仇晟戴着眼镜，面目清秀，言谈举止中都散发着自信，但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无法避免的失落感。两种状态下的矛盾相当明显。
高中时，仇晟很聪明，成绩很好，属于那种被身边人寄予了厚望的孩子。但聪明人总有些不可控的想法，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转折点，就会爆发出人意料的结果。
转折点在高三。高考前三个月，他突然看了一部电影，格斯·范·桑特的《不羁的天空》，看完电影，他突然下定决心，以后要做一名导演。
他跟身边的人诉说自己的野心。同学觉得“还好”，但身边的老师、家长无一例外，都觉得他“疯掉了”。彼时艺考报名的时间也已经过了，于是长辈安抚他说，要不你还是安心高考吧。
正常发挥，考上清华之后，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大学电影协会的经营上，同时自己尝试着拍短片。后来去了香港。2015年硕士毕业后，回到了杭州。
回杭州后，为了谋生，他给人拍了一年广告，“感觉就非常难受的日子，觉得极其不自在。”再加上仇晟的父亲去世得早。电影行业赚钱没有定数，花出去的常常比赚的还多。母亲常常对儿子放弃专业感到担忧，总是唠叨说，要不你还是回去做生物吧。一来二去，他就逃离了杭州，来到北京。觉得“北京离树木远一点，离电影圈近一点”。
找钱的过程总体而言还算顺利，剧本写完后，一些公司表示有兴趣，鲸书的公司垫付了前期开发的第一轮资金，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产生，更多的公司参与进来了。又找来了黄茂昌做监制，还辗转联系到了李淳。
《郊区的鸟》一共花了八百万，在这两届FIRST影展中算得上成本极高的一部。获得了去年FIRST影展的最佳剧情长片，仇晟坦言，资本对票房是有期望的，“这个片之前通过海外的一些运作销售，拿了一些补助，成本大约还剩一半没有收回，票房还是有一定压力。”
电影《郊区的鸟》截图
今年《郊区的鸟》正式进了院线，定档在了8月30日，结果临近公映日期，又撤档了。撤档的原因是个谜。
仇晟向我解释，宣发方大概会打出“天真的丧失”和“重返童真”这两个宣传点，并且和“应试教育”的概念挂钩。“就是重返一种我们现在不大有的生活，在树林里打鸟的那种生活。”
去年，杭州的《钱江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主题是“清华学霸”和《郊区的鸟》。或许是这篇报道给他的母亲带来了某种心理暗示。“唠叨的话终于变少了。”
处女作给他带来了名声，但口碑却并不尽如人意。《郊区的鸟》豆瓣评分是6.7分，这个成绩让他感到失落，“一开始幻想大概8分，或者至少差不多7.5分应该有了，但结果却只是这样。”
豆瓣开分前两天，他有些魔怔，每天都刷豆瓣短评，心情忽上忽下，看到一条好评就兴奋，看到差评就很低落。后来终于慢慢看开了。开始抱着平常心去看，还根据一条短评的建议，修改了一处剪辑。
这次的FIRST，他是为了创投会而来的，为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犬父》找钱。他告诉我，《犬父》是一个成长的故事，附带了一些科幻的元素，讲的是“一个少年在失去父亲之后，经过一场漫长的精神流浪跟父亲告别”。
根据创投手册上的介绍，这部电影预计成本最少一千万，目前已经筹措了两百万左右。有不少公司来接洽，但大部分表示看不懂剧本，需要他“解释解释”，解释过后，常常就没了消息。
他很生气，当晚发了一条朋友圈，“来上剧本课的就别约《犬父》了。”
生气过后，冷静下来，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在剧本方面，他觉得目前来说，自己还做不到从一个广的社会视角去切入，“这方面其实是青年导演缺乏的，我现在目前还是从个人跟环境碰撞，我个人和家庭，还有和身边的一个圈子的碰撞。”
创投会后，《犬父》的剧本没有得到资方的青睐，仇晟发了一条朋友圈抒发苦闷的情绪，大意是：创作是苦闷的，跟自己搏斗，还得努力、加油。
宋文的纠结
宋文是FIRST的创始人。他是个很典型的理想主义者，77年生人，今年已经42岁，头发有了发白的部分，但说话声音依然昂扬，精神状态依然像个少年。
对自己一手打造出的电影节品牌，他是有感情的，他甚至会亲自介入筛选广告品牌的代言：官方用车是MINI COOPER，红酒是澳大利亚的“奔富”，总而言之是要保持一种“调性”。至于很多“乱七八糟”的快消品自然是要拒绝，“给再多钱都不行”。
最初，宋文在IDG资本旗下的一家电影公司，工作主要是负责艺术电影的发行，背着拷贝全国各地放映。2003、2004年的中国，几乎没有艺术电影生存的环境，观众凤毛麟角。常常是电影开始放映，现场就来了一个观众，没过一会还睡着了。
市场需求会影响供应。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年轻的作者找不到资金，也找不到电影界的前辈来指导。“归根结底就是没有钱。你说你是一个天才，你能写，你似乎也可以拍。可是谁说你可以？没人能证明你可以。”说到这里，宋文显得有些激动。
在他看来，这种状况是需要改变的。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种“打抱不平”的气质，宋文的爷爷以前是县城信用社的信贷员，总爱给家里过不了年的人放贷。为此惹了麻烦。这种性格遗传到了他的身上，“不想看到人被欺负。”
除了性格，也有个人爱好的因素，宋文不爱看商业大片，“百分百要睡着的。”好莱坞大片中爆炸和战斗场面，但无论多大的背景音，对他来说，都只是“促进睡眠的东西。”
影展创立之初，他去欧美的各个电影节频繁考察。欧洲人的观影热情感染了他，他觉得中国迟早也会变成这样。欧洲之旅更坚定了他的最初的目标——年轻的作者要与产业发生链接，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共的平台。
十三年过去，FIRST从一个最初的大学里诞生的小电影节，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体系，宋文将它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策展、创投会和训练营。策展用来放映，创投会则是链接资方和片方。训练营则是请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演员、编剧、导演制片人来给新人导演们讲课。
也有单独的奖金，每年几十万人民币，奖励给这些独立纪录片的导演，因为“独立纪录片的融资环境特别艰难，现在拍独立纪录片又实在是凤毛麟角”。导演递交计划，影展判断是否投资。钱主要是通过社会募集、私人捐赠等方式募来的。
以去年得了“最佳艺术探索”的《驯马》为例，这部纪录片片名是马，内核却是关于人的成长和变化的故事。主角是导演古涛的好友，整个主创团队只有古涛自己和摄影师两个人。拍摄费用一半来自加拿大的艺术基金，一半是自己一点点在唐人街打工攒下来的，拍拍停停，加上后期，一共花了六年时间才做完。
六年能改变很多事，包括当事人的心境。电影放了几次后，朋友说，要不别放了吧。为了尊重朋友的意愿和隐私，古涛放弃了很多在国内的展映邀请。一般来说，像这样的独立纪录片，投资都很难收回。
FIRST电影节成立十三年来，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让一个不赚钱的事持续下去，并且做成一个品牌，除了需要毅力和坚持，也需要知识上的更新。宋文在香港中文大学报名了商学院课程，一共十六门课，每个月上五天，为此每个月都要飞一趟香港，“累得要命，好多都不懂，但是对我来说还帮助挺大的。”
互联网的发展，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效仿NETFLIX和HBO，开发一个专门用来播放艺术电影的APP。为此他还去征询商学院的教授的意见，“能不能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把我们这些没人待见的艺术电影，通过每个月订阅的方式推出去？赚一些钱，让我们的年轻作者在创作上有所循环？”
身边的人几乎都不支持他的想法。互联网从业者进入影视圈，从渠道反推制作，通常会携带资金和推广资源，属于降维打击。顺序反过来，却罕有成功的例子。但他还是觉得这个事有搞头。“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特别有战略眼光的那种投资人，陪我跑五年，把这个事情搞定。”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比起未来的模糊设想，有更多现实的问题还等着他去操心。今年的形势不佳，电影节快开始了，以前的老赞助商突然停掉了合同。“去年我们大概有100多万的赞助吧，今年一分钱没有。”
纪录片《四个春天》视频截图
他猜测，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不认可去年拍的片子。第十二届FIRST电影节突围的影片中，除了《四个春天》进了院线，得了一千来万票房，其他电影都几乎毫无声息。另一个原因是“大环境不好”，影视圈整体的形势都很严峻。
与之相对的是，今年训练营周期又扩大了，总长度达到了21天。请导师要钱，安排住宿、娱乐和场地也要钱，多一天就是多烧一天钱。但没办法，“咬着牙也得往下干。”
支撑他的是一种对改变环境的野心。法国人天天在电影院里泡着的生活状态令他羡慕，“精神世界多富足啊，我们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嘛！”
“你想，600多亿的中国电影票房，为什么就不能多十个《八月》呢？多十个《心迷宫》呢？如果每个月都看到《老兽》这样的电影是不是很high？巴黎每个月恨不得有二十个类似于这样的电影在上映啊！”
从幻想中抽离出来后，严峻的现实依然会带给他失败感。虽然情况已经比十三年前好了很多，但艺术电影在国内依然是小众的消遣，离全民的氛围还差很远。尽管这并非他能够掌控的事，但这种落差，依然让他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未来也不能不考虑。FIRST的收入结构较为单一，除了电影圈和广告商的赞助，以及在成功链接上主创和资方后，会收上的一小笔服务费，就几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了。收入单一，开销又大，十三年过去，FIRST在经济上依然处在一个盈亏勉强能够平衡的尴尬状态。
收入不足，工作人员的薪水自然也不高。“我们团队有人干了六七年了，也没钱买房子结婚。他们不急，我都急。”
诚然，FIRST电影节也推出过功成名就的导演。但出名之后，这些导演就不属于FIRST了。FIRST可以找到矿点，但里头的矿并不常常属于它。它只能继续去寻找下一个可能性。
至于到底怎么挣钱，即使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也给不出直接的答案。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宋文偶尔也会接一点广告拍摄的活，但都是私下里，也不会在朋友圈里说。
“拍了也就拍了。生活上的事，那你能怎么办呢？”
“作者电影”
受到创始人的影响，FIRST影展的理想主义成分相当浓厚，但理想主义的另一面通常意味着不成熟。参加影展的青年导演，除了徐磊之外，大部分人都是在拍自己的成长经历，即所谓的“作者电影”。
作者电影往往私人情绪占据主导，叙事结构上也鲜少考虑观众体验，票房自然就受限制。即使有些情绪是普世的，作用也不大——比如藏族导演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中体现出了孩子的自卑和敏感，也只堪堪获得了1.2万人民币票房。
因为职业缘故，我问了几乎所有的导演同一个问题：你们这部电影的宣发点在哪里？所有人的回答都近乎大同小异：这表现的是一种“成长”。
“成长”是一个泛泛的点，也是大多数年轻导演逃不开的“业障”。三十岁以下、缺乏社会经验的创作者总会为自己青春期而着迷，倾向于用繁复的技法去表现某种小情绪，而非跳脱出来，用更宏观的视角和经验去剖析人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
徐磊本科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不算科班出身。他发现和影视圈的人和“社会上的人”关注点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贸易战，港股开通，这些社会热点一发生，他以前的朋友们总会稍微聊一聊。而影视圈里几乎没人聊这些，大家只关心音乐、艺术、大师的作品，仿佛处在另一个独立运行的小世界。
但宋文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在他看来，电影应该是一件单纯的事，即使“拍出来就进了档案馆”也无所谓。如果大家都去拍商业片，没有人填补空缺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电影《八月》视频截图
“这些院线电影，其实你多看一部少看一部不是很重要。可是你突然间看到一个张大磊的《八月》，你会回望你的童年，你会回望你和你父亲的关系。那是特别珍贵的，它有可能发展成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独立的思想性。”
抛开商业和艺术之间的矛盾，文艺片倘若想要“出圈”，也需要更精准的宣发策略。比如《江湖儿女》提到了黑帮，《小偷家族》里面有扒窃和阶级冲突，《地久天长》反思了计划生育，《何以为家》主打了叙利亚战后生活，《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提到了强拆，《地球最后的一晚》则有著名的“跨年一吻”——即便它们往往并不构成电影的主要部分，但总聊胜于无。
中国的观众不比欧洲，自发的观影习惯仍需培育，宣传过程中依然需要一些诱导性的点。
采访中，很多导演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对欧洲的羡慕。但反过来，欧洲，乃至日韩、港台地区的从业者们也内地中国年轻导演们能得到的机会。翟义祥告诉我，在海外的电影节上，他接触过一些欧洲导演，对于他们而言，对中国这么年轻的团队有机会做艺术电影，并且能带过来和欧洲的导演一起竞赛，“都感到非常意外”。
归根结底，中国的影视行业依然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期。但热闹可以持续多久，未来是会更好还是更坏，答案谁也不知道。唯独初心是真挚的。
“我们就是做早期作品的，就是让那些毫无资源的人在这个行业找到话语权。这个初心不能改变。”宋文说。
我想到了作家王小波，他曾经在一篇杂文中用“反熵”这个概念来形容自己的写作。因为“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和人想要挣钱享乐的天性相违背。”
但他同时也写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个反熵过程。光有熵增现象不成。倘若人人都只关注怎么搞钱，怎么争名夺利，那么“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某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
一群人合力去做一个看似反规律的事，这是FIRST电影节的浪漫所在。无论回报几何，未来在哪，它都的的确确给中国的影视行业带来了改变。就像小溪上的一块石头移动了位置，久而久之，便改变了流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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