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的教派时代》这个漫长的系列里，先后引领风骚的萨迦派、帕竹噶举派、噶玛噶举派、格鲁派将悉数登场，在各自起落交替间，展示西藏历史的恩怨纠葛。
本系列的前两篇，分别讲述了历史大小背景，第三篇谈到了阔端因何选择萨迦派合作，第四篇则是凉州会盟过程中，两位领袖的曲折心路。
这篇我们来讲讲，凉州会盟的另一层意义。
1247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在凉州会盟成功。
从蒙军入藏时算起，为了这次重要的会盟，双方准备了7年之久。
这期间，经历了军事冲突、妥协、沟通和博弈，当会盟成功正式呈现，得到了各方势力比较顺利的接受。
这其实才是政治游戏的真谛，在保证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妥协。
那种动辄叫嚣要拼命死磕的人，通常都是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
蒙古汗国的核心利益在于开疆拓土，蕃人的核心利益在于保持信仰的独立地位。
当然，如果蕃人能在保持信仰独立之余，还能保持领土独立肯定更好。但可惜实力明显不济，想也是白想。
再有，别拿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套在古人身上，当时环境下的蕃人，别说民族国家的概念，就连统一本土都实现不了。
当蒙古人开出保证各领主私人利益的价码后，再死硬着拒绝接受，显然属于胸口开大石的行为。
再来说说萨班，虽然我对他非常尊重，但公允的说，多达那波迎请之时，他必然动过抱蒙古大腿的念头。
有这种念头相当正常，从来没有过，反倒是侮辱智商。
要知道，萨班从来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个体，而是个大教派的领袖，肩上扛着几百上千人的命运，首先为这些人谋福，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萨班心中的重要性排序，必然是家族、教派、蕃人。
而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品格，通常都有不切实际的要求，觉得他们应该既能阴谋诡计，又必须高风亮节，大局为重。
于是，我们心中期许的萨迦·班智达，应该是义无反顾的为全体蕃人谋福，如果需要的话，就毫不犹豫的舍小家为大家。
可问题是换成你，你能做到不？
既然你扪心自问，做着都费劲，为啥萨班就必须义无反顾？
莫非他吃的馒头和别人不是一个材质？！
萨班作为一个披着僧袍的政治家，在无法预知会盟前景之时，拖着年过六旬的身体，带两个侄子北去凉州，既是大智，也是大勇。
这种行为比只会喊打喊杀的人强多了，至少在勇于担当的层面上，萨班不负贤者之名。
而且，萨班在出藏之前，曾反复和各位领袖沟通，倾听他们的意见，并融入谈判之中。
这意味着，他代表大多数人的诉求，而非本教派的利益。
所以，凉州会盟自然也不是蒙古人和萨迦派之间的“苟合”。
现在居然有藏族朋友嗤之以“藏奸”，实在是对本民族历史无知的可笑。
萨迦·班智达
其实就在凉州会盟的准备期内，其他教派也没闲着，都通过各种渠道和蒙古王子们进行了联系。
1239年，萨迦联系了阔端（窝阔台系）、帕木竹巴和雅桑噶举投奔了旭烈兀（拖雷系）、止贡噶举向忽必烈投诚，达隆噶举与阿里不哥（拖雷系）携手。
大家都在抱大腿，区别仅在于抱的不是一条 。[1]
虽然各怀心腹事，但至少在凉州会盟前，基本还能保持一个声音说话。
但协议签署后，萨迦派一跃而成为蒙古的代言人，获得辖制领主的总辖官职务。
阔端还大手一挥，拉堆南北、古摸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及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属民赏给了萨迦派 。[2]
会盟带来的天价收益，就像油锅里撒了一把盐，顿时就有人心红眼热了。
而蒙古国内政坛的云诡波谲，也加剧了这种局面。
贵由才干了两年大汗就挂了，王后海迷失也跟着婆婆乃马真学，自己摄政三年，大汗之位再度空悬。
但1251年，蒙哥通过一系列运作，在“忽里台”大会上推选为新任大汗。
王系从窝阔台系转入了托雷系，蒙古宫廷瞬间便浸渍在血色之中，大批忠于窝阔台的臣僚被处死。
身在凉州的阔端算运气好，他与蒙哥私人关系一直良好。蒙哥成为大汗后，阔端在凉州的地位得到保留，但家族势力成了落毛的凤凰。
也就在同年，萨班和阔端先后去世。
这导致萨迦派既失去了教派领袖，也失去了蒙古贵族的强力支持。
年仅17岁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萨迦法王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复杂尴尬的局面。
阔端去世后，蒙哥趁机接管了西藏事务，虽然他基本延续了阔端的施政思路，继续免除僧侣的赋税、兵差和劳役。
但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将西藏的土地，分封个诸位蒙古王公，西藏各派势力顿时沸腾了起来。
各位获封的蒙古王公，对归附的教派出手非常慷慨。
旭烈兀赏给帕木竹巴二千四百三十八户属民、赏给雅桑噶举三千户属民；蒙哥汗赏给止贡派二千六百三十户属民，忽必烈赏给蔡巴噶举三千七百户属民，阿里不哥赏给达隆噶举五百户属民。[3]
蒙哥在西藏的裂土而封，符合蒙古人共享富贵的传统，但与阔端生前扶持一个代理人的方略相悖，原本遥遥领先的萨迦派反倒成了落败者。
如果不是之后蒙哥早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霸获胜，而八思巴在忽必烈的至暗时刻，坚定的站在他身边，很可能凉州会盟，不过是萨迦派的昙花一现。
凭借忽必烈与八思巴的钢铁友情，萨迦派二度起飞，重新获得了凌驾其他教派的地位，甚至开始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雏形。
由此，长达四百年多年的割据时代基本结束。
虽然期间，也不断有小规模领主的争端，甚至发展成兵戎相见，但毕竟上面有个说话管用的大哥镇着，事情不会闹得太大。
要注意，这大哥可不是萨迦派，而是元帝国。
在元朝享国的九十多年里，也有不开眼的人发起挑战，但都被暴怒的巨兽打翻在地，又踩了一万脚。（后面我们会讲到，元军入藏杀人盈万的历史。）
这种有事儿找大哥的状态，相当于重新回归了吐蕃王朝的时代，
当时在西藏地面上，各地贵族的权利也很大，但再牛的贵族也不敢单挑吐蕃王室，整个国家保持着相当好的平衡性。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上面的风云变幻与他们无关，只要世道太平，有地方说理，便是无上的福祉。
从这一点上说，凉州会盟是真正意义上的——福泽全藏。
除此之外，萨班是将藏传佛教带入蒙古汗国上层的第一人。
此前蒙古人的信仰系统，一直停留在原始萨满的阶段，没有形成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没有论述人生道路的思辨观点。[4]
这其实，也是蒙古汗国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主要原因，因为自己没有，所以干脆对所有信仰都一样。
也正是因为，没有自己高等级的信仰体系，移居各地的汗国，纷纷接受了被统治民族的宗教信仰。
所以，同为蒙古汗国有的信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信基督教和东正教。
这种状况对藏传佛教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毕竟藏传佛教曾经类似原始崇拜（原始苯教）缠斗了数百年，并战而胜之，对于这种斗争拥有无比熟悉的经验。
萨班在和阔端的交流中，开始有意识的将佛教理论掺杂期间。以此来潜移默化的影响阔端的思想，并借助给他治病的机会，用佛教的因果轮回理论来疏解阔端的心魔。在萨班的努力下，藏传佛教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阔端曾明确下令在祈祷仪式中，藏传佛教的僧侣坐首座，并优先祈祷。
作为凉州会盟的副产品，蒙元政权的王公贵族都接受藏传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认为，蒙古人统治了藏族的身体，而藏族的思想统治了蒙古人信仰，这也算是各得其利了。
参考书目：
[1]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_东嘎·洛桑赤列、陈庆英译；
[2] [3]、《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__樊保良、水天长；
[4]、《走近藏传佛教》__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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