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恢复高考40年。对于77、78级大学生而言，40年前的高考经历，是他们人生最难忘的记忆，更是他们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点。1978年的改革开放，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走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那是峰回路转之后的柳暗花明。
《我的大学之路》一文的作者鄢化志以朴素的文字真实地记载了自己四次高考的曲折经历，令人唏嘘，感慨万千。他的故事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那个时代。正如作者所言:高考直接影响的是一个个人生，而作为教育领域内的社会事件，背后牵涉的则是时局国运。
作者鄢化志，1949年出生。宿州学院教授，先后任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馆长。著有专著多部。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1994年高等师范专科院校教师奖。
我的大学之路在历经三次“高考”未成正果之后，我终于在1978年的第四次高考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今逢恢复高考40周年，不禁让我感慨良多，四次高考的曲折之路，便自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77年高校招生考试准考证
耕读之家的耳濡目染我出身于旧时所说的“耕读之家”。高曾祖习文后由农耕入行伍，清末位至徐州镇台；曾祖父耕读兼木工，以善于讲故事而闻名乡里；祖父鄢瑞堂家有薄田而任乡村塾师，不少1949年前后的地方官员和文化名人出其门下。童年和哥哥随祖父同榻而眠，祖父每晚必带我们诵读古诗。我上小学期间，祖父又专门为我讲解《千家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书，并让我诵读、记背一种坊本的《历代小纲鉴唱词》。
父亲鄢正勤也是教书种田兼顾，而且悟性颇高，仅小学肄业，却可以为正读中学的长子鄢化同讲解《古文观止》中的《陈情表》、《归去来辞》和《捕蛇者说》等篇。
我入小学那年，哥哥考进县城初中。我小学毕业，哥哥考入合肥工大，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家庭的影响使我自小形成一个想法：读书上大学，应是顺理成章的前景。殊不知世事难料，后来的经历使我逐渐体验到什么是“命蹇事多乖”！
“回乡知青”的两次“高考”“高考”二字加了引号，是因为这是“十年动乱”的高校招生，和“文革”前后的高考，在试卷内容、考试形式尤其是录取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至于“回乡知青”，是因为当年“知青”有下乡和回乡的差异。差异本来是指考入高中前分为农村和城镇户口，入校读书后是同等待遇。但毕业离校后，就有了下乡和回乡之分，随后更派生出一系列的差异：且不说招工、升学等改变命运的机会几乎成了下放知青的专利，即使是参加基层的宣传队和路教队，以及担任基层干部和代课教师等相对轻松、体面的岗位，也基本是首选下放知青。回乡知青若无特殊背景，很少有“分一杯羹”的机会。更令回乡知青难以平衡的是：高校毕业后，下放知青连同入学前的下放时段和在校学习的学龄，可以叠加计算为工龄，而回乡知青的工龄只能从毕业之日计算。
1968年，我从怀远一高中毕业，回到距县城70多里的乡村务农。1970年10月，我被推荐为县办“五七”大学农机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学员基本是初中学历，只有我和一位淮南下放知青读过高中。担任授课的除了一位机械学院的下派教师，其余都是县农机厂的业务干部和技术工人，另有一位部队驾驶维修汽车的转业军人。授课内容是以拖拉机为主的农业机械的操作与维修。实习期间，跟着各地农机师傅驾驶着“东方红75”拖拉机，在乡村旷野不分昼夜轰轰隆隆地辗转耕田，倒也有点神气。一年多后毕业，“科班出身”的我，原以为肯定会分配到公社农机站工作。谁知道，因为家里无得力的关系，所以公社农机站没去成，又回到原生产队参加劳动。没过多久，公社小学缺少民办教师，虽有不少人为此请客送礼，想捷足先登，但公社领导还是选择了我，这便算是第一次“高考”的结果。
1973年，我又被推荐，参加了事后被批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大学招生的文化课考试，与当年被宣传为“反潮流”典型的张铁生是同期。虽然自己卷面考试感觉良好，口试更得到老师的加力赞许，但随即被《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击碎了大学之梦。据说当时录取的原则，和当时一部名为《决裂》的电影宣传的“手掌老茧就是上大学资格”的标准同调。其逻辑依据是：凡是考分高的，都是没好好劳动的“大学迷”，录取必须从严控制。那些考分差而劳动好的，尤其是党员、复员军人、农业基层干部、学毛选积极分子等，无论成绩多差，都必须优先录取。我笔试、口试的良好感觉，也许正是未录取的关键依据。
按上述原则录取的，虽然不能说全无人才，但这种逻辑导致的录取乱象，也不免实在荒唐。——我1982年毕业分配到宿州师专后，就见识了一个啼笑皆非的事例：后勤有个专修校车的黄师傅，修车之外撬门修锁配钥匙样样精通，可谓心灵手巧。只是写自己姓名三字都犯难，却又常被人称为大学生。我好奇询问，他也坦然说明原委：原从部队转业到工厂，1974年厂里有个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指标，因厂里一批文化人的家庭或社会关系都存在不同问题，厂长怕担政治责任，就对他说：“你出身贫农，当过兵，现在又是工人，工农兵都占了，你去当学员吧！”他也不懂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地被推荐到合肥工业大学。学什么专业不清楚，上课更如堕五里雾中，第二天就提出退学，学校不答应。但不到一个星期，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私自逃回工厂，并向领导发誓：宁死也不上这个大学了！厂里与合肥工业大学协商，最后只好无奈任其返回工厂。
现在与这位黄师傅同住校园，朝夕相见，我常常一边逗他带遛的一群大狗小狗，一边就他的大学经历发问调侃，引大家一乐。
1978年高考历史试卷答卷
春寒料峭的1977年高考“文革”后的1977年高考，对怀揣了10年大学梦的“老三届”而言，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机遇。但怀着同样心情的我，却在经历了一次心惊肉跳后终于落榜。
那年秋天，我正在乡村小学教书，偶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上大学的向往不禁蠢蠢欲动。但想到自己年近而立以及已有妻儿，便对能否参加高考忧心忡忡。不久文件传达说“老三届”年龄、婚否均不限制，自然喜出望外。虽因只学一年多高中课程而感到水准不足，但在母校恩师权循斌的信函指导、鼓励下，在本地的“文革”前大学生后为中学教师的许真永、王同、康殿华、杨志先等先生的悉心点拨下，信心逐渐充盈。经过短期的紧张复习，我和同学彭振生一起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考场。几场考试下来，我没有感到难度，进考场答卷，几乎和复习做练习一样轻松。考完返乡的汽车站上，一位老者问：“数学能考多少？”我竟毫不犹豫大言不惭地回道：“90分！”
然而这份自信还未膨胀下去，就被县委委员兼母校老校长王歌胜“已婚和成分高的考生不要抱太大希望”的一句传话，引发得犯了嘀咕。随后的录取中，回乡的“老三届”考生除了个别坚持未婚的老光棍，已婚的几乎全军覆没。据传是省教育厅个别领导秉持极左标准，凡已婚或成分高的“老三届”考生，一律从严控制。传闻使大家悟出：老校长的传话，确实有内部政策的依据。但我和同学彭振生还是气不过，觉得无论按国家政策还是凭考卷成绩两条硬件，我们都不应被排斥。于是我俩联名给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和宿县专区招办领导写信申诉。大意是“四人帮”粉碎了，高考恢复了公平，我们为什么享受不到政策的公平？
1978年高考政治试卷答卷
信写好后，正值我的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长辈、时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的老干部褚绍远回乡探亲，我请他审阅把关。褚老阅后指出：信中说理较充分，但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不宜仅限于个人诉求，还应有对国家民族利益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考。我们遵照意见作了修改后发出。当时也就是姑且一试，并未抱多少希望。但不久却意外接到国务院办公厅复信，告诉我们：“信已存档备查，感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关心。”虽然信笺是打印的公文形式，但其中我们姓名和答复意见的手写文字，却使我们激动良久，并暗生希冀。事后我屡次揣摩，之所以答复我们，应当是信中反映的问题较为普遍，同时引起国家的重视，才在1978年又给了“老三届”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到1979年，则不再放宽年龄，并在报纸上对政策的调整予以解释时，以“个人服从国家大局”婉拒了许多“老三届”的参考要求。那些未搭上77、78高考班车的“老三届”，只能在此后兴起的电大、夜大、职大、函大、刊大等成教系列去圆大学梦了。和他们相比，我是侥幸地搭上邓小平恢复高考决策“两次班车”的幸运者。收到答复后不久，县里通知我和彭振生参加体检。本以为这次不应意外了，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彭振生一路过关顺利入学，我则在体检测血压时，被医生紧皱的眉头引发得心惊肉跳，血压顿时升高，而且居高不下。此后一周内又分别被县和地区的招办两次电话通知复查，由于紧张，血压心跳数据则愈测愈高，导致1977年的高考以失落而宣告结束。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就不能面对血压器，甚至一想到这三个字，也会心跳异常。
我至今认为，当年体检的高血压应是心理情绪导致的临时状态，并非真是生理、病理意义的高血压。因为我1977年高考之前血压一向正常。1978年顺利入学后，无论入学复查、学校年检、毕业体检，血压都正常。当时的异常，表象是因为我的极度紧张，究其本质，这与历史原因造成的“命悬一线”现象，有着莫大的干系！在此，我想祈求上苍和未来，再也不要这样人为的“命悬一线”了吧！
1978年高考语文试卷答卷
否极泰来的1978年高考1977年高考落榜后，县和地区招办传出对我高分未取的遗憾，地方就把我从乡村小学调到乡镇中学，顶替彭振生入学后空出的物理教学岗位。于是，我一边从事初三、高一的物理教学，一边积极从事文科高考的复习。虽然明知高血压的障碍不能单凭考试解决，但又不甘放弃，只盼能以每晚休息两三个小时的努力，换来柳暗花明的结果。那时，我有一个预感，一定能够实现我的大学梦。
或许真如前人所言“苦心人，天不负”，命运开始格外地关注于我了。复习期间，我偶从废纸堆中捡到大半张《文汇报》，看了上面无头尾的文字，奇异的是，其内容与后来政治试卷中20分考题“为什么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答案，颇如桴鼓相应！高考前夜，头年录取入学的彭振生，托人送来他在校期末考试获满分的政治题答案，题目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阐释实事求是的观点”，奇妙的是，其与我次日政治试卷上一道20分的考题，几乎一字不差！历史考试前，我随手翻阅一位同考携带的《周恩来革命生涯》小册子，其目录对历史卷中的20分论述题“概述周恩来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辉业绩”而言，几乎是照抄答案！
在三天高考期间，县教育局局长在一次巡视的间歇，与随行人员说起我高分未取的故事，流露出惋惜。同乡考生听到这件事之后，立即转告我：“这次你不要担心血压了，局长关注你了！”这样的关注，真真使我无形中受到了某种宽慰，感到有了某种依靠，心脏也仿佛跳得平稳了。
在最担心的体检中，我所在的龙亢公社考生要求在体检前逐个登记姓名与考分，其他公社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奇怪的是，当我登记完之后，那个教育局老师就叫停了，说“行了”，便拿起名册去了体检室，后面的也没再让登记了。事后我向亲友同事叙述这个经过时，大家都说：“一定是教育局有意安排，为你的高血压放行吧！”
1978年首次在录取之前公布了每人考分。我因基础尚好和一连串幸运，五科百分试卷考了全县文科最高的400多分，虽然数学、地理只考了70来分，但语文、政治都是80多分，历史91分。
10月上旬，我终于收到了心仪已久的安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考生报到除了持有录取通知书外，有些地方和单位还要出具介绍信。
高考之路感言20世纪80年代，我曾读过一本英国人写的《考试》的书，书前序言云：“一个人走入社会之日起，就面临着一次次考试。人的奋斗历程，本质上就是一系列不同类型考试的链条。而每人所做的答卷与得分，叠加的结果就是命运。”高尔基在回忆其《我的大学》素材背景时说，在喀山虽然没能进大学门，但正是这段经历，使他与各阶层人物接触中，精神获得了新的生命。因此，喀山成为他最喜欢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依照这一理念，个人的种种磨难和兴衰际遇，也就是铸造其性格与命运的大学。
我的四次高考，分别经历了1970年极左思潮下不用考试的推荐入学；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努力下举行的文化课高考；1977年“文革”后由邓小平决策的招生考试；1978年“老三届”得以最后一次参加的高考。我常向同事自诩：“四次高考代表了从‘文革’、极左思潮到‘文革’后拨乱反正期间高考形式变迁的缩影。”历次高考导致的“沉郁顿挫”使我心理备受折磨，也使思想方法、人生理念诸方面获得了新的认识和提高。高考直接影响的是一个个人生，而作为教育领域内的社会事件，背后牵涉的则是时局国运。
回顾40年前的历次高考，也使自己对生存价值定位有了更多的冷静反思：身为芸芸众生，除了修身齐家、敬业乐群、遵纪守法、利人利己之外，既无叱咤风云的猛志，更无驾驭时局的宏愿，但面对古人慨叹的人生《行路难》时，总要对自己人生试卷作出一次次答案的选择，以促使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向更高处攀登。
书名 : 峰回路转-----我们的1978
书号:ISBN 978-7-01-019746-3
作者:应光耀主编
定价:79元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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