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于施刀的石材作为刀法的载体,是印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后人多以明朝文彭为鼻祖,谓其开创了一个以刀立派的新天地。从篆刻艺术发生发展的情况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自文彭大规模使用石材治印后,石章才一举被人接受,成为篆刻艺术挥刀冲切的最佳选择。其实,早在文彭之前,诸暨王冕就早已尝试过以花药石治印,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王冕生于元朝末年,比文彭早了一个多世纪。据明初刘绩《霏雪》一书介绍:“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即王晃,他取当时妇女作饰物用的花药石篆刻,刀法雄深老辣,甚为时人称赏,但因其僻居乡野,少与外界交流,这灵感突现的火花,一闪即灭,其后,整整一百多年过去,才被文彭再次点燃。

王冕以石刻印,当是出于艺术家敏說的直觉,同时也与他深仪汉印之美有关,他必然有感于金玉等印材难以施刀,无法阐发秦汉古印中遗留的刀味残痕,这才四处探寻,发现了爽脆易刻的花药石。从王晃留存的印痕中可以看出,他在尝试了新的印材后,并未固守于原先金玉类印的凿砣法,而是依石材的禀性,对刀法进行了番新的探索。首先,他把自己印风的,总体基调定在秦汉之问,参照古印特征,心摹手追,力求刻得平妥稳重。如“王冕私印”

为什么王冕后来能成为著名的画家(石印始祖王冕择石创新风)(1)

(图1),文字排叠紧密,对角呼应,基本符合汉印体势。在用刀上,他并不是完全依据笔墨刻画得毕恭毕敬,而是纵意放刀,不计工拙,力求刀法与线条的完美畅达。他刻笔画,基本上一刀一线,即一刀完成线条后决不重复走刀。“王元章印”

为什么王冕后来能成为著名的画家(石印始祖王冕择石创新风)(2)

(图2),线条较细,与真正的汉铸印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可以看出是由于执刀较正,刀锋竖直后平冲浅进陷石不深形成的,由此得知他对刀法的理解依然是参照了古代勒碑之法,以中锋陷进挤出刀道为上。这种刀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较小的印面上施刻尚能浑厚精整,若印面放大,则线条相应变得细锐,就会略感纤弱。为了增加线条厚度,王晃不得不加大力量深刻,这样形成的线条就随之增粗,控制不好就会显得確肿。“方外司马”

为什么王冕后来能成为著名的画家(石印始祖王冕择石创新风)(3)

(图3),此印略大,“司”字数笔略嫌细铳,“方”“外”“马”三字就不得不为之重刻,这样才能如汉铸印般充分地填满印 面空间。此印线条虽粗而圆厚,但并不齐整,线条两侧剥蚀糜烂较为明显,极为生动地透露出汉印朴拙苍泽的意趣。对比吾丘衍由印工所刻平滑匀净的线条,王冕所作无疑要技高一筹。

线条两侧自然生动的剥蚀糜烂之迹,与石章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与进刀角度的偏正息息相关。执刀偏侧,易于刻面较粗的白文线条,所产生的刀痕一侧光洁一侧崩脱,有一种偏锋的效果;执刀较正的,纯以锋刃沖切,线条两侧同时崩脱,中间刀道较深两侧较浅,有一种中锋行笔之感。王晃无疑是理解这一点的,他用以创作的刀法是以笔法作为依据,崇尚中锋正人,哪怕线条再粗,用刀也不偏不倚。这一点,从其另外几方粗白文印中可以得见,如“会稽佳山水”

为什么王冕后来能成为著名的画家(石印始祖王冕择石创新风)(4)

(图4)宇体介乎隶篆之间,线条粗拙憨厚,有汉印遗风,又似是而非。线条两侧苍拙精浑,当是在中锋行刀的基础上略作调整,以重复走刀来形成厚重之势,更显得安稳肃穆,高古出尘。

王冕对刀法的理解带有一定的偏面性,过于强调中锋行刀的重要性,这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关,却不知刀法是为线条服务的。执一概全往往会沦于平三单调,只有充分发挥刀角、刀刃、刀锋乃至刀背的各种不同作用,才能取得更为丰富的刀味效果。当然,王晃用刀尚处于篆刻艺术的初创阶段,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创作观念对古人的局限过于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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