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于施刀的石材作为刀法的载体，是印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后人多以明朝文彭为鼻祖，谓其开创了一个以刀立派的新天地。从篆刻艺术发生发展的情况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自文彭大规模使用石材治印后，石章才一举被人接受，成为篆刻艺术挥刀冲切的最佳选择。其实，早在文彭之前，诸暨王冕就早已尝试过以花药石治印，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王冕生于元朝末年，比文彭早了一个多世纪。据明初刘绩《霏雪》一书介绍：“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即王晃，他取当时妇女作饰物用的花药石篆刻，刀法雄深老辣，甚为时人称赏，但因其僻居乡野，少与外界交流，这灵感突现的火花，一闪即灭，其后，整整一百多年过去，才被文彭再次点燃。
王冕以石刻印，当是出于艺术家敏說的直觉，同时也与他深仪汉印之美有关，他必然有感于金玉等印材难以施刀，无法阐发秦汉古印中遗留的刀味残痕，这才四处探寻，发现了爽脆易刻的花药石。从王晃留存的印痕中可以看出，他在尝试了新的印材后，并未固守于原先金玉类印的凿砣法，而是依石材的禀性，对刀法进行了番新的探索。首先，他把自己印风的,总体基调定在秦汉之问，参照古印特征，心摹手追，力求刻得平妥稳重。如“王冕私印”
（图1)，文字排叠紧密，对角呼应，基本符合汉印体势。在用刀上，他并不是完全依据笔墨刻画得毕恭毕敬，而是纵意放刀，不计工拙，力求刀法与线条的完美畅达。他刻笔画，基本上一刀一线，即一刀完成线条后决不重复走刀。“王元章印”
（图2)，线条较细，与真正的汉铸印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可以看出是由于执刀较正，刀锋竖直后平冲浅进陷石不深形成的，由此得知他对刀法的理解依然是参照了古代勒碑之法，以中锋陷进挤出刀道为上。这种刀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较小的印面上施刻尚能浑厚精整，若印面放大，则线条相应变得细锐，就会略感纤弱。为了增加线条厚度，王晃不得不加大力量深刻，这样形成的线条就随之增粗，控制不好就会显得確肿。“方外司马”
（图3)，此印略大，“司”字数笔略嫌细铳，“方”“外”“马”三字就不得不为之重刻，这样才能如汉铸印般充分地填满印 面空间。此印线条虽粗而圆厚，但并不齐整，线条两侧剥蚀糜烂较为明显，极为生动地透露出汉印朴拙苍泽的意趣。对比吾丘衍由印工所刻平滑匀净的线条，王冕所作无疑要技高一筹。
线条两侧自然生动的剥蚀糜烂之迹，与石章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与进刀角度的偏正息息相关。执刀偏侧，易于刻面较粗的白文线条，所产生的刀痕一侧光洁一侧崩脱，有一种偏锋的效果；执刀较正的，纯以锋刃沖切，线条两侧同时崩脱，中间刀道较深两侧较浅，有一种中锋行笔之感。王晃无疑是理解这一点的，他用以创作的刀法是以笔法作为依据，崇尚中锋正人，哪怕线条再粗，用刀也不偏不倚。这一点，从其另外几方粗白文印中可以得见，如“会稽佳山水”
(图4）宇体介乎隶篆之间，线条粗拙憨厚，有汉印遗风，又似是而非。线条两侧苍拙精浑，当是在中锋行刀的基础上略作调整，以重复走刀来形成厚重之势，更显得安稳肃穆，高古出尘。
王冕对刀法的理解带有一定的偏面性，过于强调中锋行刀的重要性，这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关，却不知刀法是为线条服务的。执一概全往往会沦于平三单调，只有充分发挥刀角、刀刃、刀锋乃至刀背的各种不同作用，才能取得更为丰富的刀味效果。当然，王晃用刀尚处于篆刻艺术的初创阶段，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创作观念对古人的局限过于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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