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写这篇文章的背景
咸丰九年正月，也就是1859年，曾国藩48岁那一年，他做了一篇大文章，名曰《圣哲画像记》。全文两千多字，也是曾国藩文集中最长的一篇。据曾国藩日记记录，从正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连续六天，他都在做这件事，可见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他跟弟弟曾国荃写信时也专门讲了这篇文章，要儿子曾纪泽找到这些圣贤画像，为这个文章配上图片，还要请弟弟将来有空的时候“精钩刻石”，显然要永久留存，他在信中特别强调：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手此，再告澄（曾国潢）、沅（曾国荃）、季（曾国葆）三弟，并谕纪泽（曾纪泽）儿知之。
曾国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之前带兵打仗将近六年时间，别人在这期间升官加爵，原本是他部下的胡林翼都做到了湖北巡抚，他却没有加半级。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处处受到刁难。他因此向皇帝发了几句牢骚，被皇帝晾在一边。正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处境中，曾国藩经过通过反思，开始大觉大悟，人生上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个觉悟相当于王阳明的贵州“龙场悟道”，至这个时候曾圣人可以说是“正式炼成”。恰恰在这个时候因为军务紧急，皇帝再次启用他去办理浙江军务。出来才四个月时间，他最得力的部下湘军悍将李续宾和他弟弟曾国华在三河镇被太平天国小英雄陈玉军打败，遭遇湘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李续宾曾国华战死。这个时候湘军和太平天国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双方打得异常艰苦。两个月后，也就是到了咸丰九年的正月，他在给弟弟写的同一封信中，也讲到了战事并不顺利，他的心情也很不好！
写好这篇文章之后一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两年后打下安庆，五年后打下南京，之后他剿捻，再到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天津教案，再到两江总督任上处理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一生不是在战争，就是忙公文，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文章。
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决心以身许国，但他考虑自己之前做学问已经找到 “路径”，得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沿着自己找到的这个方向，在学问方面少走弯路。他认识到古今图书浩如烟海，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人一辈子所能读得完的，故而必须在其中做挑选。他挑选其中的三十二个人出来，将他们看做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哲之人，希望后世子孙不必再枉费心力地去寻觅，只要将这三十二人的书读懂读通就行了。受武梁祠、鲁灵光殿的启示，在每段评说之前绘上此人的画像以示尊崇，又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过“索其神”而“通其微”。这就是《圣哲画像记》的由来。
二、他最崇拜的32个圣贤
曾国藩所看中的32个圣贤为：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庄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诸葛亮、许慎、郑玄、杜佑、陆贽、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共三十二人。
曾国藩将这三十二人分为五个门类。他认为文、周、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是全方位的，不能以某门来局限。至于葛、陆、范、马四人，在孔门中则属于德行而兼政事之科。周、程、张、朱，在孔门中则属于德行之科;若按姚鼐所说的学问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的话，那么，周、程、张、朱则归之于“义理”。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孔门中属言语之科，可归于“词章”;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孔门中属于文学之科，可归于“考据”一类。曾国藩说：“此三十二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
文章写成后，他要儿子设法寻找这三十二位圣哲的画像，若是不能完全寻到，寻其部分也可，将来再刻之于石上，以便永久保存。
三，这篇文章的影响
翰林出生的湘军统帅，心目中一直渴望能成就名山事业，但他终其一生，未能有一部系统的学问著作问世，此为其终生憾事。他所说的“读书百无一成”，指的即为此。他爱读书，又善于思考，因而对前人的治学道路、治学方法颇有心得，他也很想将这些心得写出来。但自从涉足军旅之后，时间上和心境上都不允许他著书立说。这篇《圣哲画像记》，可以看做曾国藩未成的《中国文化史》的提纲。此文很受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初年，湖南一师的教师曾将它作为引导学生修身的课文，现今保持下来的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讲堂录》中便有关于此文的记载：“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显然他的圣贤事业后继有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这话表明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有师承关系！
（本文后两部分摘自《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