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4日夜里，鲁迅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而在此之 前，鲁迅一直是和家人共同用饭的。
1919年，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八道湾。作为长子的鲁迅，毅然挑起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重任。除了在教育部上班领薪水(虽然时常欠薪)，有先后做过八所大、中学校的兼职讲师。鲁迅认为，朱安是乡下人，没什么文化，就将大部分所得交给二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支用，由她管家。
作为儿媳妇，羽太信子对婆婆非常孝顺。婆婆有肾炎，为了让她在冬天吃到西瓜，信子想出了熬制西瓜膏的办法。婆婆去世后，她都会先在排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再进餐。
不过，另一方面，她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制。请了不少仆役不说，吃饭要吃日本料理，出入要坐汽车，看病要去日本医院，购物还要去日本商店。周建人后来说，就是祖父在前清做官时，也没有这么多人，这么阔。
为了维持这样高配的生活，鲁迅不但将自己大部分收入交出，还要四处借贷。他感慨地对三弟周建人说，自己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疾驰而过，溅起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时，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
对羽太信子的胡乱花钱，鲁迅不是没有表达过不满，他让周作人管管自己媳妇。可是周作人是个惧内的，不敢和妻子争，只要有一席之地能供他读书写字，他宁愿息事宁人，逆来顺受。鲁迅气不过，这才在1923年7月14日独自进餐。
这时，他没有和二弟决裂的意思。
对于鲁迅(也包括周建人)，羽太信子一直抱有敌意。朱安就气愤地说过:"她(羽太信子)大声告诉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来到北京的最初几年，一家人的开销主要靠鲁迅维持。后来，周作人不但当了北大教授，还有了稿费和版税，一个月最少有五百大洋的进项。眼见自己丈夫的收入越来越多，她就造谣说鲁迅偷看她洗澡，还悄悄听窗。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交给兄长一封信。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读完这封信，一头雾水之下，"邀欲问之"，结果周作人"不至"。兄弟失和，已不可挽回。
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从此，周氏兄弟再不相见。
鲁迅称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人。与二弟失和后，他大病了一场。
周作人心中也十分痛苦。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文，引用了一首古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伤逝》，表达了他失去兄弟之痛。鲁迅认出了弟弟的文笔，也以《伤逝》为题，写就了一篇小说，借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
兄弟间虽然不再见面，但他们其实一直记挂着对方。根据以往真实的经历，鲁迅写了《兄弟》一文，表示作人如有急难，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救助。周作人虽然多次在文章里攻击大哥，私底下也问过三弟建人，大哥曾说过自己什么。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第二天，周作人在课上特意讲了颜之推的《兄弟》篇，脸色非常难看。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后来，周作人谈起大哥:"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
周家老太太曾说，鲁迅出生时，胎盘先下来。绍兴习俗认为，这样的孩子有出息，但命苦，易早逝。所以，在不到一岁时，鲁迅就被母亲领到长庆寺，让庙里的师傅为他取了法名——长庚。那是一颗出现在黄昏的星。
四年后，周作人出生，也得到了一个别名——启明。而这，是一颗黎明才出现的星。直到此时，周老太太才意识到正是：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东起西落，永不相见。
但愿他们九泉之下再次见面时，能够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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