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是那么的美丽，而他的生活却是很心酸；陶渊明的归隐是诗意的，而他生活的年代是混乱的。作为一个诗人，他成功了。而作为一个有心致仕的人，却是不幸的。有人说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但陶渊明恰恰是糟糕的年代孕育了一位无以伦比的诗人。
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一代重臣，他的祖父也做过官，他的父亲并没什么重要的职务，但好歹也从过政。所以说，陶渊明一开始接受的便是学而则优仕的教育。东晋是一个历史上都称得上混乱的时代。朝代换主之频繁也很少见。但这些也不足以影响陶渊明之类读书人的致仕情结。陶渊明曾四仕四隐，看得出他是有心想做点事情。但他最后还是在四十一岁那年挂印而去。这一次他走得如此坚决，那样彻底。后人对于陶渊明的归隐有种种说法，甚至包括对他个人性格上的分析。有说他不负责任的，因为竟让家人挨饿。也有人说他沉不住气，甚至怀疑他纯粹是因为做不了大官而一气之下归隐。我想不管后人对陶渊明的归隐持任何一种说法，这只能是主观方面去猜测罢了。我不敢以陶诗的水平来衡量他的实际能力。况且我们也无从得知陶渊明在任期间作出过什么政绩来，也无从知晓他的管理能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当时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评判标准来看，陶渊明无疑是具备做官的素质。否则，他也不可能做上小官。从这点来看，他比一般群众有着优势。可他为什么竟然放着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职业不做，反而甘愿做一位为世人所弃的农夫呢？我想事实并非陶渊明自己所说的“性本爱丘山”那样简单。
中国古代任用官员自隋朝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拔，到了宋朝达到顶峰。在这之前基本上是搞“近亲繁殖”，官僚体系非常的封闭，没有社会背景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尤其是陶渊明生活的两晋时期，门阀制度尤为森严。所谓门阀制度就是只有大姓的人才有资格做官，小姓一般几乎没有机会做官，即使进入仕途也只能干些幕僚之类的小干部。陶渊明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但他的曾祖父是靠马背上帮皇帝打江山才得来的官职，并不是世袭而获得这份官职。因此，说起来陶渊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宦之家。所以，陶渊明一出生就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况。既不是大姓，但又绝非是小姓。他与一般百姓相比，自然优越的很，至少他还能读上书，至少他还有一个官至宰相的曾祖父。但他与其它官宦之家而言，显然家底不够。我们说看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他所写过的诗，包括他所做过的一些事得历史的全面的去分析。陶渊明也一样。不管后人给予他何种桂冠，持何种态度，我们也得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有些事并非他本人自己所写的那样简单与充满着诗意。陶渊明生活的朝代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朝代。皇帝是走马灯的换人。皇权旁落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也正因为两晋的混战才导致以后南北朝的分裂与对峙，出现那么多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一个糟糕的政治制度不仅让人才埋没，更甚者是把社会引向混乱。陶渊明生活的两晋时期门阀森严，而且还窝里斗。结果有能力的人在清议，没能力的人在掌权。
陶渊明在归隐前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有志向尚且不说，就从他几次出仕又几次归隐的经历来看，他内心是希望在仕途中有所作为的。他投身过桓玄的门下，也投奔过刘裕，做过刘敬宣的建威参军。最后一次做官是澎泽县令。陶渊明一生仅做过几个小官而已。诸如祭酒、参军、主簿、县令，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基层中层干部而已，但想必陶渊明工作应该是积极的。这与他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这么一个有才华（当然做诗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政治素质，李煜的词是一流的，但还是做了亡国奴），有志向的人最终会选择归隐，这不得不让人感叹，而且他作出这个抉择时并非他自己在诗中所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般轻松与快乐，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下的彻悟。但细想之下认为陶渊明的选择是对的。依我之见，陶渊明无论怎样为自己的组织卖力，都无法获得上级的肯定。正如左思所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政治制度下，陶渊明的努力是徒劳的。我认为一个人不管有多大才，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来任用他，这个才对社会而言还是一样无用。当然，这不是他的错。有些人会挣扎，甚至以忍耐的勇气等待机会。有些人会抱怨，以消沉来反击社会的不公平。有时，一个人在顺境中看不出他的品质，只有身处逆境时才会彰显他内心的精神力量，以及他的判断能力。陶渊明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在就于他对自己的取舍非常的清醒。他没有留恋对当权者的依赖，也没有期待有势者的垂青，而是挥挥衣袖，从此与仕途决裂，做起正直的隐者。虽然在一般人看来他是小隐，但在我眼里他有着大隐无法企及的风度与气质。正由于他有着这一份心无旁骛的坚持，他的诗才会有他内心一样的干净，精神一样的自由。
陶渊明对一个时代而言仅仅是一个遗憾而已，但对一部历史来说却是一个厚重的足迹。所以说，一个人的精彩不在多，而在于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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