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是在这前路茫茫之际，中央红军来到了湖南西南边陲的一座美丽小城通道，就是这个带着吉祥意义的城市，却真的开始给绝境中的红军带来了转折“通道”，给中国革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渡过了死亡之地湘江，于12月4日翻越老山界，12月10日分兵三路攻入了通道县城。
而此时，蒋介石早已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近20万人布置在湖南西部的城步、靖县、会同一带，等待中央红军往口袋阵里钻；同时，还在北上方向修筑了一道更为严密和坚固的碉堡防线。这可真是“强敌环伺、罗网以待”。
然而，这一切对执掌中央红军帅印的博古、李德，似乎置若罔闻，不加理会，他们铁了心的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硬是要往老蒋的死亡口袋里钻。
中央红军的处境，又一次无可避免地形势危急，千钧一发。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中央苏区的缔造者，这支红军的缔造者，已经被“赋闲”三年的毛泽东，终于一改往日的态度，于12月12日积极促成了中央负责人会议在通道老县城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李德、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毛泽东虽然参加了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却只是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
但即使在这种窘境下，在决定党和红军生死的紧要关头之际，胸有韬略的毛泽东，最能看清蒋介石的布局，所以他在会上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果断而又坚定地提出了“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
会议讨论激烈，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正因此，“通道会议”载入史册，成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前奏曲。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重温这段艰危历程之时，犹能深切感受到“通道转兵”的巨大意义，感受到毛泽东在党和红军最危险的时刻，抛开个人荣辱，高瞻远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真正的“通道”，从而开始他在长征中最为正确的身份与作用，为及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自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不光无比英勇的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而且连根据地也丢了，红军的广大指战员依然还接受错误的指令？为什么连在红军中拥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此情形无能为力？若不是发生湘江血战，惨痛的代价在红军中愤愤不平，这种瞎指挥还会继续下去，这又是为什么？即使是这次毛泽东“金口”一开，顿为困境中的红军带来曙光，却也差点被否决了，这正确的意见要通过又为什么这么难？
这就需要我们剥茧抽丝来给大家分析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的组织制度，及分析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所处的身份背景？
总之，中国革命在这转兵改道，“通道”值得被铭刻，毛泽东的功勋作用值得被点滴提倡与歌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开心中的迷惑，感怀伟人。
一、为什么红军接连失败而无人制衡；
二、通道转兵带来了革命的曙光。
一、为什么红军接连失败而无人制衡
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其中直接投入战场有５０万兵力，用“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政策，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老蒋采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蒋曾这样估量：“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不但如此，蒋介石还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誓言彻底消灭红军。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不只是要消灭中央红军，而是要消灭全国各地的红军，总数加起来也有30万之巨。
可叹的是，面对蒋介石的百万强兵，中共中央的领导者王明、博古等，依然实施“左”倾冒险的教条主义，尤其是洋顾问李德到来以后，更是照搬苏联战法，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之策，和优势敌人拼消耗。使得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
他们拒不接受毛泽东等人的正确建议，继续沿用红军战争的法宝“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损失惨重。
虽然广大红军英勇奋战，终因战法错误，经过一年苦战，未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出根据地，开启漫漫征程。
毫无疑问，造成这个危局的祸首，正是王明及其机械地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即博古、李德等人。他们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严重了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种军事上冒险主义，弥害巨大。如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与强势兵力拼消耗，以至于红军付出了几万人的伤亡代价。
如红军固守广昌的保卫战，从1934年4月10日打到28日，历时18天。此役，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1/5。
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利用党组织的绝对权威，和革命同志对待革命的纯洁价值观，对反对他们的革命同志，进行无情打压，以至党内很多同志受到了他们的迫害，就连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缔造者毛泽东都受到他们的打压三年，只因他的威望与地位才避免了人身伤害，但他的追随者及认同他战略思想的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
如早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开始，毛泽东就受到了集中的批判，他们认为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尤其当时王明在电报中，对毛泽东的策略还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毛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毫不留情地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的党领导权。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至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从此开启了毛泽东达到三年的“赋闲”工作。（虽然被人赋闲但他个人一直在工作，研判当前的形势）
不仅如此，连支持他的指战员和苏区政府工作者，都受到了牵连。如肖劲光被投入监狱差点被杀，还有著名的“邓、毛、谢、古”事件，他们因为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因此，被受到错误批判。
至于其他反对王明、博古、李德的将领，有的也被投入大牢，有的被贬职调离岗位，这其中就有刘伯承。刘伯承因为看到李德粗暴对待红军战士，说了句公道话，便被夺去红军总参谋长之职。
类似于这样荒唐的事很多，但最后无人敢言，任由事态恶化，直到红军遭遇灭顶之灾。
就连第五次“围剿”之时，毛泽东仍不顾个人安危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蒜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但左倾教条主义却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仍然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彻底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
“祸兮福所倚”。一场惨痛的失败，开始酝酿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行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二、通道转兵带来了革命的曙光
通道这个吉祥之名，没想到，还真给中国革命在困境之中带来了转机。毛泽东可谓在长征中首挽狂澜，开启新征程。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锐减至3万余人。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
但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依然不顾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关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的一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毛泽东形象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当晚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今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包围圈。
李德这个当事人，当年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还提早退出了会场。但许多年后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他对通道会议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会议。”
伍修权当时是李德的翻译，1983年他回忆起通道会议时不无感慨地说：“当时军情紧迫，过湘江和全州战役后，部队、领导都很狼狈，李德、博古等人都一筹莫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毛主席的意见是很有说服力的。”
开国上将李聚奎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文中也写道：“那时毛泽东同志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他在随部队渡过湘江后，既目睹了我军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人员天天减少，部队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又获悉蒋介石已在我军前进道路上布下口袋、设下圈套的严重情况。深感我军若不改变战略方向，继续北上，就可能投入敌人的罗网，招来全军覆灭之灾。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今天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
我们的开国元帅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接着他更是这样写道：“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会议，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后来的事实也已证明，通道转兵的决定，是在当时环境下中央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正确抉择，避免了红军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性命运，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生路。
从此通道转兵之后，绝处逢生的红军自此走通道路，开始处处有“通道”。
不得不说，这是中国革命之幸。虽然这只是毛泽东复出的先兆，但随着接下来他的雄才大略的展现，到遵义会议前他已经重新拥有了无可争议的威望。
当然，“通道转兵”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红军前进的战略方针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此时的红军，虽然部分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对行军路线做了战术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军的围堵，但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思想认识，左倾教条主义者依然坚持原定的错误的战略方针。
12月18日，红军达到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县城翘街上的一个商铺里召开了又一次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会上，针对李德、博古依然坚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计划，毛泽东据理力争放弃原定战略计划，力主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具体分析了敌我情况的变化，特别指出：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协同作战。
红军又一次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在12月31日，中央红军到达瓮安猴场，准备强渡乌江，实现黎平会议挺进黔北的正确战略方针。
然而，李德、博古等依然固执己见，试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迫不得已，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下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会议又一次激烈争论，最终大多数人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决定立刻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会议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德国人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在此，为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方向问题，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开三天，作出了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回眸历史，回归起点，通道转兵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战略转运之地。在文章快结束时，想起了毛泽东在此过“老山界”时写的一首词《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字里行间，表现出了红军不畏强敌、不畏困难、藐视天险的大无畏精神和牺牲精神。让我们百川汇流，感怀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征程中，风起浪涌的过往、砥柱中流的气概、荡气回肠的精神。
尤其是在看到中国共产党一次次在生死存亡考验面前，在一个个历史抉择关头，中国共产党总能顺应大势、把握规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赢得历史主动，也总能赢得亿万百姓的无比掩护。
这是为什么？从毛泽东及老一辈所塑造的共产党精神中，就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内在的原动力，生生不息。
参考资料：
1、通道转兵的史料； 2、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史料；
3、通道会议纪念馆史实； 4、毛泽东生平大事记；
5、刘伯承《《回顾长征》》； 6、李聚奎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文；
7、李德的《中国纪事》回忆录； 8、网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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