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历程中，一代代科学家以拼搏与奉献挺起民族脊梁、绽放时代之光，为今人注入了砥砺奋进的巨大力量。近日，中国科技馆、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中心联合地方科技馆等单位共同举办“红色记忆：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宣讲活动，邀请程开甲、苏步青两位浙大校友的后人，讲述先辈的民族大义、爱国之行，共同感受并传承优秀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浙江大学头条号特此转发，一起走进两位浙大人至诚报国的人生！
观众在参观“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展。燕翔摄/光明图片
“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讲述人：苏步青之孙 苏泉
1919年秋，17岁的爷爷赴东京求学，次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23年毕业后，进入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继续深造。1931年初，爷爷以优异成绩从东北帝国大学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不久，他便回到祖国，在浙江大学任教。
1937年8月，日军轰炸杭州，西子湖畔一片狼藉。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从9月上旬开始西迁。身为浙大数学系主任的爷爷，跟大家一道挑着书箱、行李，跋涉于山水之间。师生们一边逃难，一边利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间，在庙宇或山洞内上课。有一天，空袭警报响起，爷爷和4名学生躲进一个山洞，他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大家要按照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报告、讨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爷爷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数学系教授，并主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建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爷爷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数学人才。
1979年，苏步青（左一）讲授计算几何学。资料照片
爷爷从小喜欢读书，特别重视语文学习。在他看来，数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他提出，理工科学生也要读一点文史知识，因为通过读史，可以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激发为祖国而奋斗的热情。
爷爷常说，爱国主义是自己学习进步的强大动力。他在中学读书时，听老师讲中华民族受列强凌辱的历史，就产生了为国家争气的愿望。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有大学准备聘请他做副教授，但爷爷坚持：我是祖国送出来学习的，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
苏步青与学生谷超豪
爷爷经常收到一些青少年来信。这些学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成绩却总是提不上去。深入分析后，爷爷指出：成绩差的主要原因是没找到好的学习方法。一般来说，成绩优秀的同学，大都能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几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高贵在少年时。”这是爷爷给浙江嘉兴一位中学生回信时写下的一句话，我想，他也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
科学家名片：苏步青（1902—2003），中共党员，我国杰出数学家、教育家。从事微分几何、计算几何研究教学70余载，创立了国际公认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学派。
1919年，苏步青赴东京求学。19233月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就以两门课均满分的成绩，被录取为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的中国留学生。
1928年初，苏步青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论文发表后，在日本和国际数学界产生很大反响，人称“苏锥面”。苏步青先后在日本、美国、意大利的数学刊物上发表论文41篇，有人称他为“东方国度上空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
因与陈建功先生有约在先，学成后一起到浙江大学去花上20年时间，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为国家培养人才。1931年，苏步青终于回到阔别12年的故土，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在这一年，浙江大学创设两个数学讨论班，一个是由陈建功主持的函数论讨论班，一个是由苏步青主持的微分几何讨论班。这也是全国最早的数学讨论班。在讨论班上，参加者要定期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阅读国外最新数学文献的体会，并相互质询、答辩。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把青年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迅速推进到世界数学发展的前沿，在此他们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科学研究。
目光转回1937年，日本此时开始全面入侵中国，为了办学与转移文献，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校长率领下，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西迁历程。
浙江大学西迁路线
而苏步青在躲避空袭时，还带着文献，在防空洞里坚持研究。在湄潭坚持办学的七年时间里，苏步青带着他的几位早期学生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等人，坚持了射影微分几何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以苏步青为首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派已开始形成。
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并努力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颖而深入的成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人才。
“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讲述人：程开甲之女 程漱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来到浙江大学。开学不久，上海失守，杭州告急，日军步步紧逼。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领导下搬迁了6个地方，在贵州湄潭完成了7年的流亡办学。
在颠沛流离的办学途中，竺可桢做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著名演讲。他说，中国要想强盛，要使日本或别的国家不敢侵略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听完演讲，父亲写下两行字——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
1946年8月，父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然而，旧中国的孱弱，让身在异国的父亲备受歧视，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46年程开甲（前排左4）赴英留学时在香港启德机场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擅闯解放军前线防区。解放军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断然开火，“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升起白旗。看到此事的新闻报道后，父亲无比激动：“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新中国的成立，让父亲看到了中华民族腾飞的希望。1950年，他毅然回国，开启了“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人生。几十年后，有人问他，如何评价自己当初的决定？父亲寥寥数语：“我如果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国家建设和国防的需要，父亲从没提过任何条件。1952年至1962年10年间，他做了4次重大转变，每次都放弃已有成绩，进入全新的领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196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受命赶赴北京，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1962年夏，又成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从此，他成功决策、组织、指挥了包括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地下平洞、地下竖井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
第一颗原子弹主控站（左2为程开甲）
地下核试验被称为“看不见的辉煌”，所有一切都被封在很深的地下。但对研究来说，必须了解地下核爆炸的现象及破坏效应。父亲当然知道核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但为了科研需要，他提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
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完成1年多后，洞内辐射和温度降低到一定水平。但地下核爆炸现场被开挖后，环境仍然凶险。父亲全然不顾，与技术人员一起，穿上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和安全帽，拿着手电筒，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通过实地考察取得了第一手重要资料。
1982年，第一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零时一过，父亲就走出主控站，坐车直奔爆心地表面。他赶到时，地面已经扬起尘土、出现裂缝，并产生强辐射。但父亲仍坚持在爆心上方的地表仔细察看后才离开。警卫员问：“首长，你不担心身体吗？”他说：“担心啊，但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
每次作“两弹一星”精神报告，父亲都会说：“我们的核试验，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或者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程开甲院士授勋“八一奖章”
科学家名片：程开甲（1918—2018），中共党员，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之一、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
1937年，程开甲高中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程开甲选择来到浙江大学，成为了一名浙大人！在浙江大学，程开甲遇到了中国科学界数位顶尖大师。除了校长竺可桢先生，物理系更是一支“王牌军”：有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先生，核武器研制奠基人王淦昌先生，数学家苏步青先生、陈建功先生。
开学不久，上海失守，杭州告急，日军步步紧逼。在程开甲于浙江大学学习的四年中，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领导下搬迁了6个地方。1939年，日本军机轰炸浙大，程开甲的衣服、被褥、书籍，笔记本都化为了灰烬。中华之大，竟没有安放一张课桌的地方。
在颠沛流离和硝烟弥漫中的悲愤、痛心和苦楚，让老师和学生们更加勤奋治学，弦歌不辍。而程开甲更是读书十分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位同学跟他打赌：如果他整夜读书不睡觉，就给他出灯油钱。程开甲毫不含糊地读了三天三夜，于是同学们都戏称他为“程BOOK（书）”。
程开甲在浙大的成绩单
1944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访问西迁的浙江大学，注意到了26岁的物理学天才程开甲。在李约瑟的直接推荐下，1946年，程开甲远渡重洋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玻恩的研究生。程开甲奋然投入科研事业，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在超导理论研究领域占得一席之地。
1950年，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英国的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程开甲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后直奔母校浙江大学，成为物理系的教授。1960年3月，程开甲由钱三强“点将”，被任命为核试验研究所技术副所长，和朱光亚、郭永怀等科学家一起，开始了秘密研制原子弹的艰苦历程。
在短短两年里，程开甲召开了近两百次任务会，制定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总体方案，研制了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的1700多台仪器和设备。程开甲提出的“百米高塔爆炸方式”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程开甲非常自豪，因为当年法国人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前苏联也仅仅拿到了很少的一部分数据，而我们拿到了全部数据。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22年里，程开甲一直坚守在罗布泊，先后主持了30多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
文字整合：童嘉桢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2日 07版）| 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2日 07版）| 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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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童嘉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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