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暑假变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付出某些代价就能变美。但是真的拥有变美的自由吗？当我们为个体选择的自由和时尚盲目欢呼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个体背后的文化压制。在西方文化借着跨国资本、消费主义和现代媒介席卷世界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其保持警惕：现代的权力往往是非中心的、不稳定的，霸权正是通过来源不同、位置分散的权力，对时间、空间、欲望进行细微的调节来实施毛细血管般的监视和控制。本文则尝试去揭示，当代女性身体依然是男性话语实施霸权的政治场所。
一、身心二元对立与性别分化
在西方哲学中，身体（包括感官、激情、欲望等）常常被比作愚蠢的野兽、粗鄙的欲望、狡诈的骗子、灵魂的牢狱……柏拉图认为必死的身体遮蔽了对世界的认识，感官的感觉流变易逝而不可靠，总把虚假的当做永恒的真理和实在，实际上感官至多只能形成“意见”。当然柏拉图对肉体的看法比较复杂，比如在《会饮篇》中，激情则是臻达美的永恒形式的重要步骤。在基督教中，无论是把身体比作反对精神控制的、引向罪恶的纯粹动物，还是由灵魂推动的血肉之躯（physical body），身体的地位次于灵魂，亟待获救。
迪奥广告中的男性
迪奥广告中的女性
同样是来自迪奥的广告，男性被塑造成对某项事务心无旁骛的社会精英，几乎不带有性挑逗的成分；女性则向“搔首弄姿”，眉眼、半掩的双肩明显在挑逗驻足于广告前凝视（Gaze）她的每一位男性。
那么对于放纵又危险的身体，人们又有什么策略呢？希腊人相信死亡能使灵肉分离，笛卡尔诉诸普遍怀疑。到了当代，我们则选择去健身、化妆、修图和整容。
二、健身
西方哲学将身体视作敌人，目标是为了消除欲望，学会在身体被取消的情况下生活——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则显示为对自我的控制。健身也是同样的逻辑。当代的健身并不只是为了结实的线条和优美的曲线，而是作为绝对的暴君对身体的进行自我掌控。要是哪天没有锻炼，哪次没有达到目标，人们就会倍感气馁，责怪自己意志不坚定，痛恨意志薄弱的身体。健身偏执狂将脂肪（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视作异类、污秽和罪恶，对意志的控制、纯洁和完美有着清教徒一般的偏执：“我已经学会做一个更强壮的人，具有坚强的意志”“你的身体在改变”……健身偏执狂甚至开始无视健康，忽略了生活当中具体的快乐。
健身也存在着性别分化。男性健身多是为了增肌和减脂，他们为了增肌甚至会牺牲美观，对“性感”的追求反倒是次要的；女性则是把柔软、肿胀、松垮的肥肉看作敌人，在对脂肪的恐惧和焦虑中追求紧致、苗条的身材。这种毫无必要的焦虑是整个社会所施加的，比如媒体、健身行业对女明星身材的微小缺陷不断放大、甚至无耻地说三道四：
除此之外，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女性健身的目标不仅仅只是苗条，还有“前凸后翘”：
这种苗条、前凸后翘的女性身材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中的性意味：这是男性凝视（male gaze）与资本的合谋下所生产出来的流水线模板身材标准。这种标准高不可攀，往往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经年的努力方可臻达。在男权话语霸权的绥靖策略下，这些女性无奈地内化了社会对她们的身体规训，对着镜子用望尘莫及的流水线模板身材进行遥遥无期的比较，即便本身已经足够苗条，仍坚持认为自己太过肥胖，在蒙羞、受挫甚至是绝望中继续进行强迫性的锻炼，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暗示，一位女性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必然与浪漫和性感无缘；然而在另一边，男性即便大腹便便也能照样风流，也不见得会受到多少指责。
三、节食
健身并不只是包括强迫性的锻炼，如果大量的健身并不能使体重秤连续下降时，那么健身者就要考虑节食。然而节食不当则容易引发神经性厌食症（AN），资料表明（Susan Bordo，1995），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中大多数是女性，男性患者则多从事模特等需严格身材管控的职业；女性中以青少年为主。从女性主义学者对厌食症患者的访谈来看，他们的思路与健身偏执狂别无二致：她们将身体视为外在的监狱，厌食则是一场“善与恶之间的争夺”。她们害怕被永不餍足的饥饿控制，在精神上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于是“当身体萎缩时，我的灵魂好像在成长”，这是“对肉体的绝对超越”。而食物则与身体联系在一起，被视为堕落的、充满诱惑的恶魔。
然而即便是正常饮食也存在着性别分化：允许男性狼吞虎咽，即便会胖一点也无伤大雅；女性却被“规定”只能矜持地、小口地进食，而且还不能吃完：
哈根达斯广告
这则哈根达斯广告不仅反映了上面所述的“矜持进食”，还生动地体现了食物与性的广告中的女性以挑逗的眉目和姿态，“甜蜜”一词的双关。但这种性暗示与女性的进食必须恪守同样的“适度”原则，如果女性表现出过于夸张的或暴饮暴食的姿态，多数是为了展现“男性气质”，否则也会显得粗俗。讽刺的是，那些厌食症患者节食的出发点是标准化的模板身材，但是厌食症所导致的过度瘦削由于偏离了标准而得不到相应的同情；那些不顾标准身材吃得我行我素的女性，却会被质问“你这样肥胖，真的快乐吗？”
那么厌食症患者为什么会如此惧怕肥肉？有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观点认为，主要是女性大量涌入工作场所，急于摆脱传统家庭女性，拒绝母性结果。她们害怕成为性成熟的、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她们反感月经，厌恶丰满的胸部和肥硕的身姿，把变胖等同于家庭生活的限制（Susan Bordo，1995）。切断与母性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减少或女性特质的丧失，这些女性更在乎能否在男性社会掌握权力，恨不得全身上下展现超然、自律、自我掌控等品质。这种“解放”实际上使得女性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束缚。
四、可塑的身体：整容与修图
今天我们已经逐步实现17世纪量化、控制身体的梦想，开发出将身体中的“故障”部分重置、转变与修正的技术，来对抗身体的历史性和必死性。对于女性来说，整形手术是这些技术当中最为诱人的。那些为整形辩护的女性会说，追求美有什么不对？能自由改写外貌有什么不对？然而这些辩护者歌颂个体自由选择和创造的同时，却忽略了她们背后的文化压制：是什么促使她们为原本的外貌感到不安？为什么要为别人根本就关注不到的“缺陷”蒙羞？为什么改写后的外貌都如此同一？为什么要修改别人本质上整形手术是时尚以自由与创造之名、背地里拿着以毫米为基础的标尺对女性实施的最为强力的控制。这种时尚抹杀了种族差异（黑人拼了命美白）、阶级差异（好的整形往往价格昂贵），其结果是把无法整形的人群排被除在外，比如老人：
时尚圈的奶奶风
看似时尚圈在“心地善良”地照顾到老年群体，告诉大家：“老了也能倾国倾城、花枝招展。”但实际上却排除了真正的老人：体态臃肿、年老色衰、腰弯背驼、步履蹒跚。
相对来说，修图无需丰厚的资金，也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但本质上依然和整形暗中勾结：向大家展示什么是标准的美，将外貌的每一平方厘米无限放大，打击女性的自信心。于是鼻子越来越小，嘴唇越来越小，眼睛越来越大，皮肤越来越白，腿越发颀长……某种程度上，修图由于免费的价格比整形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它使得标准化的形象无处不在，自卑也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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